邓小平的连襟：曾与粟裕不和，52年选择自尽，有人说他没啥大问题

1952年初冬，长春的寒风凛冽刺骨，东北工业部办公楼外的铁轨被白雪覆盖，乐少华抓着大衣领子，目光却飘回了二十多年前的江西南城。那时他刚从莫斯科回国，还意气风发地被分到红七军团，组织上告诉他：“你是留苏干部，要顶住。”这句话像钉子一样钉进了他的脑海，也把他推上了一条同时充满掌声与暗礁的道路。

1925年夏天，上海机器厂的工人纠察队在黄浦江边集结，年仅二十四岁的乐少华充当宣传委员，跟在周恩来身后分发传单。谁都没想到，一年之后大革命失败，他已被秘密送往苏联学习。六年海外生活，他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也学了些俄语俚语，回国时被归入“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名单，资历骤然抬高。

1933年春，中央苏区紧张备战第四次反“围剿”。乐少华到红七军团报到，头衔是政委，军事主官寻淮洲。名义上“政委代表党，拍板算数”，可他对攻防要点并不娴熟，不得不凭借文件精神指挥作战。会上他嗓门洪亮，训斥粟裕的场面曾让不少青年将领倒吸凉气，“老子讲话，谁敢插嘴？”那句爆响的川音成了红七军团里一句半带玩笑的口头禅。

同年夏天，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福建前线吃了败仗。粟裕曾小声提醒过乐少华：“敌情不明，别急攻福州。”换来的是一通斥责，说他“动摇军心”。先遣队损失惨重，被迫南返与红十军会合。战士们怨声载道，可没人敢公开指责政委。不得不说，乐少华那时的决断，夹杂着对党内“政委制度”的绝对维护，也暴露了缺乏沙场经验的短板。

1934年11月，在闽浙赣山区的突围战里，乐少华肩部中弹，随后被安置到地方党委。北上抗日先遣队最终折戟沉沙，他对战局失利负有责任，但组织并未深究。伤愈后他去了延安，成了抗大五期学员，课间常与学生讲“伏尔加河畔的红旗”，很快就赢得女学员的注意。落落大方的蒲代英，云南浦氏火腿家族的长女，被他的豪爽吸引，两人经李富春、蔡畅牵线，1937年腊月在延河边洞口办了简朴婚礼。陈云笑着调侃：“穷小子，娶了富闺女，得好好干啊！”

婚后第二年，蒲代英的胞妹卓琳与邓小平订亲。邓小平握着乐少华的手，半开玩笑：“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家人，得互相照应。”轻描淡写一句，却把乐少华与未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紧紧连在了一起。

抗战全面爆发，乐少华被调进军工系统。论行军，他不及粟裕，但论筹办兵工，他却思路清晰。1940年春天，他主持在延安西北角修建火药中试车间，解决了可靠引信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东北工业部部长，统管数十家兵工企业。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鞍钢刚炼出第一炉战地钢板，他连夜打电报：“马上试做155毫米炮弹壳，前线缺。”几个月内，三万枚炮弹送上战场，志愿军火力明显提升，彭德怀曾向总后勤部点名致谢。

转折出现在1951年底“三反”运动。东北局检举材料指他“挪用六十块金表”“强收农村余粮”“倒卖炸药”，罪名个个触目惊心。会议室里，调查组甩出账本，他却发现日期、金额全是笔写涂改，忍不住红着眼说：“我如果贪这点小钱，早在苏区就贪了。”可那段风声鹤唳的日子里，辩解往往被视为“态度恶劣”。

诡异的是，当年他提交过一份二十余页的材料，揭露高岗在部分企业里安插亲信、左右招标。高岗对外不动声色，内部却指示“先把这人拿下再说”。1952年2月，整整两夜的审查会后，乐少华精神近乎崩溃。有人劝他写检查，“保不准能过关”。他摇头，只说了一句：“组织若信我，不用写；若不信，写也没用。”

2月11日凌晨，守卫发现他在浴室用皮带上吊，抢救无果，年仅五十一岁。案卷盖章“畏罪自杀”，随即被开除党籍。讣告刊出那天，长春天空飘着大雪，数百名厂矿职工自发来到工业部门口，却被劝散。流言四起，妻子蒲代英几乎足不出户，偶尔去妹妹家坐坐。一次与李富春相逢，她忍不住泪眼询问缘由，李富春叹道：“真没什么大问题，他想不开罢了。”

1954年秋，高岗的反党活动被查实，也以自杀收场。彼时，人们才意识到乐少华案卷里的疑点。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复查部分历史遗案。次年春，组织部结论：所列三条罪状证据不足，撤销原处分，恢复党籍，按革命烈士待遇。公报最后写道——“乐少华同志在军工、财政工作上贡献突出，其历史功绩应予肯定。”

手写的平反通知送到蒲代英手上，她沉默了很久，把盖着鲜红印章的纸放进小木匣。当天黄昏，延河水面闪着金光，她对陪同干部轻声说：“若他能熬到今天，就会知道自己没白做那些事。”没有哽咽，也没有激昂，这位在延安窑洞里满怀憧憬的新娘，终于给丈夫的一生画上了尽可能体面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