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项乃光叛变，后追随老蒋去台湾，92年乞求：我想回长春看看

1948年深秋，长春城里已无人再提到“吉黑义勇队”这几个字。城外炮声滚滚，饥饿与寒潮一起逼近，昔日趾高气扬的军统站长项乃光，却躲在美国领事馆旧楼地窖里，悄悄收拾行李。他对一名心腹低声嘟囔：“今晚不走，就真走不了了。”一句话，透出亡命者的惊惶，也把他的跌宕半生拉成一条清晰的曲线——从理想青年到枭雄叛徒，再到惶惶不可终日的逃亡者。

时间拨回二十年前。1915年冬，他出生在奉天开原的一个小职员家庭。那年东北满洲里铁路线上已能见到日本宪兵的身影，不少东北人南下谋生。项家也随潮水般的人流迁到北平，寄居在什刹海附近的四合院里。北大、师大、燕京开办的夜校敞开大门，他就在这样的课堂里接触到马克思著作和《新青年》。彼时国内思潮极炽，青年们常把“救国”“自由”“民主”挂在嘴边，项乃光也一样，甚至跑到东交民巷用俄语口号声声抗议。

1929年，十五岁的他经同学介绍加入共青团，两年后转为中共党员。凭着口才与写文章的本事，他被安排在北平南区做区委书记，随后又调往中原局联络处。此时的项乃光与刘少奇、彭雪枫等人偶有工作往来，掌握不少交通线和外围联络名单。表面风光，内心却有另一把算盘：组织纪律愈发严格，个人挥洒空间被压缩，他害怕“站队站错”，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另一张大网——国民党军统。

1939年9月，抗战正酣，各战区忙着堵日军正面锋芒，也忙着清后方“赤化”。正是在这种微妙时刻，项乃光悄悄离开战地服务团，只带了一个皮包，直接闯进第五战区政治部。韦永成看到他穿八路军制服，先怔了几秒。项乃光劈头一句：“我掌握了共产党在战区全部交通站、秘密电台和核心干部名册，请主任转呈李副司令。”从此，他的方向盘彻底调头。

李宗仁虽精于权谋，却不敢贸然接纳这条“活鱼儿”，让秘书尹冰彦旁敲侧击。尹冰彦问：“可有人为了前程背离信仰，值得吗？”项乃光眼角一挑，回敬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何况我一个穷学生？”短短一席对话，李宗仁明白此人是“可用之才”，却也是一柄随时反噬的尖刀。

得势之后的戏码往往雷同：丰厚津贴、少将衔、别克轿车、专列软卧，还有戴笠亲自安排的“特种政治人员训练班”。学校开课那天，门口贴着标语“回头是岸”，实际上是一堂堂攻心术、暗杀术、窃电台术。项乃光被当成样板，他写的“赤区组织剖析”被印成小册子，发到各路师长旅长手里。有意思的是，国民党高层对这些报告津津乐道，真正干实事的人却兴味索然，培训班仅开两期就草草关门。

军统内部对叛徒从来提防。戴笠派张倩君做“助手”随行，名义协作，实为监视。1941年，二人潜入鄂西北，把“摸底、诱降、逮捕”三板斧用到极致。短短数月，鄂西北根据地损失惨重，地下交通线被截断，许多青年学生因一句忧国之言而深陷囹圄。蒋介石电令嘉奖，称赞这是“最有效的分化”。然而，狂飙过后留下一片空洞——当地群众谈军统色变，国民党统治区的人心彻底疏离。

抗战结束，项乃光被调入徐州行营。那时解放战争山雨欲来，徐州行营拼命搜罗情报。何基沣回锅掌兵，两人素有嫌隙，一到任就唇枪舌剑。国民党内讧由此扩散，徐州情报链条屡屡断线。1947年春，项乃光又被派往长春，出任军统长春站站长。此刻他三十二岁，志得意满，朋友圈里流传一句话：“城里最忙的不是省主席，而是项站长。”

长春战役前夜，他在“北满皇宫”练马，私下却已打听突围线路。九月初，解放军封死交通要道，长春开始大规模断粮。市民厌战情绪高涨，新七军副军长史说提出议和方案。会议室里，项乃光猛拍桌子：“不能守死城，还可以打游击。”这句豪言背后是深深恐惧。他清楚，一旦被俘，昔日血债难逃。

围困百余日后，国民党守军崩溃，新七军、六十军相继起义。项乃光从暗道溜出城，伪装成落难商人，绕道公主岭再赴沈阳，随后搭军机南下上海，终在次年远走台湾。他自诩“再生”，蒋介石却只是把他摆进保密局一个角落，负责老调重弹的“反共渗透”。昔日“功臣”渐被边缘，偶尔往返香港，无非递几个口信，撑撑门面。

时间来到1992年，海峡两岸开始展开有限探亲交流。前长春市市长尚传道赴北京时，在香港偶遇项乃光。已是白发如霜的项乃光语速很慢，他说：“能不能帮我带句话——我想回长春看看。”话音轻，却透出迟暮的无奈。长春市方面答复：“如能来，欢迎。”一切手续刚刚起步，他的身体却先一步熄火。1993年春天，项乃光病逝台北寓所，走时身边只剩几本旧书和发黄的军统任命电报。

回顾此人一生，早年读书救国，中年背叛求荣，晚年躲闪求生。叛变给革命力量造成的损失难以量化，鄂西北、皖南、东北数千无辜者命丧囹圄，这些旧账无法抹平。更吊诡的是，他临终念念不忘的，竟还是那座自己曾抛弃、曾践踏的城市。命运的讽刺，于此展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