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曾经有人问我，面对困难你为什么总能坚持下去？我说，因为我别无选择，只能坚持。

——俞敏洪

01

走出农村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在16岁之前从未想到过自己能够走出农村。18岁之前，我从未出过农村，万万没想到后来能走遍世界。”多年以后，功成名就的俞敏洪曾这样说。

1962年，俞敏洪出生在江苏江阴的一个农村家庭。这片土地曾孕育了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而俞敏洪身上似乎也延续了徐霞客身上执着探索、走向远方的精神基因。

俞敏洪的父亲是一位木匠。母亲李八妹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性格刚毅果敢，她对俞敏洪的成长乃至后来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俞敏洪之前，李八妹还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其中，儿子因病不幸夭折。长子的夭折，让李八妹对俞敏洪百般疼爱。

俞敏洪自幼体弱，母亲为了给他增强体质，每个月都会为他炖一只鸡。从出生到上大学，他吃掉的鸡累计超过两百只。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几乎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呵护。

1976年，14岁的俞敏洪初中毕业，本该回乡务农。因为当时政策规定，贫下中农家庭一般只有一个子女能上高中，而他家的名额已给了姐姐。但母亲李八妹不甘心。她四处奔走求助，最终将儿子送进了江阴夏港中学的高中部。

1978年起，16岁的俞敏洪连续两次参加高考，均以落榜告终。母亲叹息着允许他再试最后一次，并明确表示：若再考不上，就安心务农。

那时，江阴一中开设的高考复读班只招收落榜生前40名，俞敏洪并未达到门槛。李八妹只身前往县城，多方辗转托请，硬是为儿子争取到了一个宝贵的复读机会。

连续两年失利后，第三次高考，凭借刻苦努力，俞敏洪不仅考上了大学，还考上了北京大学。考上北大，无论在哪个时代，这都是一件光荣且值得庆贺的事。

于是，在收到通知书后，李八妹欣喜若狂，几乎倾尽家中所有，为俞敏洪办了一场盛大的庆贺宴席。

江阴农村当时的宴席标准是“八大碗席”（八菜一汤），而李八妹却坚持每桌24个菜，办出了方圆几十里村庄当时最宏大的酒席。

1980年夏末，俞敏洪背着从家里带来的被褥，踏入北大校园。他操着一口浓重的江阴方言，除了自己的名字，几乎没人能听懂他的话。

在首次班会上，他磕磕巴巴的自我介绍刚说到一半，就被班长王强打断：“同学，你能不能别说日语？”——这位班长后来成为新东方的联合创始人，而当时的他，只觉得眼前这位同学是个浑身乡土气的“土鳖”。

那一年，俞敏洪18岁，他满怀憧憬，开始了大学生活。

02

“三洞诗人”

对大多数人而言，大学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对俞敏洪来说却并非如此。

当时，班长王强身兼北大艺术团团长、学校广播站站长，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和女生们的偶像。相比之下，俞敏洪则显得普通且平庸。

那个年代，诗歌是进入文艺圈子的通行证。

俞敏洪也渴望通过诗歌改变自己“土气”的形象，赢得关注甚至爱情。他前后写了700多首诗，还办过三期诗刊。正是在申请办刊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北大团委文化部负责人徐小平——后来新东方的另一位联合创始人。

然而，诗歌并没有给他带来期待的浪漫。

当同龄人开始懵懂恋爱，尤其是像王强那样的同学备受青睐时，俞敏洪的情书却屡屡被拒。他曾在日记中苦涩地写道：

“昨天晚上我又哭了两场，在宿舍，在班里讨论各种各样的事情，我是完全插不上嘴的。我们大学最丑的女生都收到过情书，那就是我写的，可是没有人跟我约会。”

这种持续的被忽视和挫败感，深深烙印在他的性格里，塑造了他后来既坚韧又敏感的特质。“在北大那几年，我几乎都是在自卑中度过的。”他后来回忆道。

大三那年，在经历了种种的挫败后，俞敏洪将重心转移到了读书上。

那年，他拼命读书，因长期苦读导致身体透支，俞敏洪突然大口吐血，被诊断为肺结核。由于具有传染性，他不得不休学，前往北京胸科医院隔离治疗。

医院对面的显龙山上，刻有冯玉祥题写的“精神不死”四个大字。在长达一年的疗养中，俞敏洪每日与这四个字默然相对，反复思考着自己的处境与未来。

也许是“精神不死”的意念逐渐注入了他的内心。他慢慢意识到，与别人比较毫无意义，甚至以健康为代价去竞争更是荒谬。

心态转变后，他将全部时间投入到阅读与写作中，一年内读了近三百本书，写下两百多首诗。因肺部有三处病灶，他自嘲为“三洞诗人”。

也是在这段孤寂的时光里，他背完了当时市面上能找到的所有英汉词典，直到最后开始背诵《朗文英语大辞典》，日后成为全班公认的“单词王”。

一年后，俞敏洪康复返校，随81级学生继续学业。因此，他从入学时间虽是80级，毕业却属于85届。

这段被迫暂停又独自蓄力的岁月，成了他大学生涯中一段沉重而特殊的注脚。

03

离开北大

1985年，俞敏洪从北大毕业。全班50名同学中，有49个出国留学，唯一剩下的那个，就是他。

王强去了美国，攻读计算机硕士。徐小平去了加拿大，攻读音乐系硕士。俞敏洪同样心怀留学梦，却因经济拮据不得不留在北大任教，每周授课八节，月薪120元。以当时汇率计算，若要攒够美国大学四年的学费，他需要不吃不喝工作222年。

此时，俞敏洪已经结婚，妻子是当年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的系花杨桂青。两人的相识也颇具戏剧性——俞敏洪曾每天跟随她去图书馆，用了整整三个月才找到机会搭话。

第一次约会是在圆明园福海划船，那里水面开阔，游人稀少。当时的俞敏洪对爱情充满渴望，为了追求心中所爱，他将船划到湖心后，突然对杨桂青说：你得做我女朋友，要不答应，就把你推下去淹死。

这段情节，后来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由黄晓明与杜鹃重现。不同的是，电影中的女孩毅然跳水，而现实中，这位系花最终成了他的女友，毕业后成为他的妻子，并相伴至今。

婚后，俞敏洪并未放弃留学计划。他一边教书，一边备考，托福考出673分，GRE获得700分，并向二三十所美国大学递交了申请。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是什么？是钱。

为筹集留学资金，他开始在校外培训机构兼职教授托福和GRE课程，月收入达到一两千元，是北大工资的十倍以上。看到市场需求旺盛，他萌生了自己办班的念头，于是在北大校内开设了一个托福培训班，很快招到二三十名学生。

当时，北大也有托福培训班，俞敏洪的这一行为等于在挖学校的墙角。此外，他还缺乏相关的资质，属于私自办学。校领导为此找他谈话，言辞激烈，双方发生冲突。

最终，俞敏洪受到行政处分，其“事迹”被张贴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公告栏整整一个月，并通过校园广播连续播报一周。

处分带来的后果是沉重的：分配住房无望，出国进修资格也被取消。

1990年，俞敏洪正式提交辞职报告，用一辆三轮车载着全部家当离开了北大。他在一个名叫六郎庄的村子租下一间民房，暂时安顿下来。

04

下海创业

俞敏洪有勇气走出北大，也是自信凭着外语培训就能赚大钱。

1991年，28岁的俞敏洪和妻子在中关村第二小学租了间平房，外面支一套桌椅，成立了“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

最初的招生，是在校园的布告栏和街上的电线杆张贴广告，以“原北大英语老师俞敏洪”作为招牌。这个名头倒挺好使，很快就有人来报名了。不过，来的人一看报名处的简陋架势，再看报名表上全是空白，疑心是骗子，大多扭头就走。

为了扭转局面，俞敏洪想出一个办法：在报名表上预先填上一串假名字，制造出报名火热的假象。这一招果然稳住了一些人心，带来了最初的学生。

但几天下来，俞敏洪知道，这样毕竟只是小打小闹，赚个糊口钱而已，要想生意红火，还得想别的法子。俞敏洪思来想去，决定搞免费讲座。

1991年的初春，天寒地冻，俞敏洪揣瓶二锅头，拎着浆糊桶，在夜色的掩盖下，往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都贴了广告。

他预估能有40人就不错了。结果到了当天，现场竟涌来了四五百人。俞敏洪当机立断，将讲座临时移至一个操场。在黑暗与寒风中，他站在一个倒扣的油桶上，竭尽全力讲了两个小时。

这场讲座让他“一炮而红”，报名人数随之激增。很快，在几大高校的学生圈里，“俞敏洪”这个名字和他不错的托福、GRE培训课程便传开了。

乘着九十年代初炽热的“出国潮”，他的培训班飞速发展。两年内，学生人数暴涨至一万五千人。俞敏洪自己也难以置信能迅速做到如此规模，并因此成为中国最早的千万富翁之一。

然而，福祸相依。巨大的商业成功也引来了凶险。培训班的广告员在外张贴广告时，曾遭遇竞争对手暴力袭击，身中三刀，血流如注。

除了广告员遇到不测，连俞敏洪自己也险些丧命。一次，在光线昏暗的楼道中，俞敏洪遭歹徒劫持，被强行注入兽用麻醉剂，随身携带的一百多万也被掠走。歹徒给俞敏洪注入的剂量，足以杀死一头老虎，但俞敏洪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后来得知，这批罪犯前后绑架7人，其余6人均遇害，唯独俞敏洪一人幸存。他后来回忆说：“强盗不懂我。我不心疼那被劫的钱，就心疼那部被一起抢走的摄像机，里头存着女儿一到三岁的成长记录。我宁愿再花两百万，把那盘磁带赎回来。”

05

“三驾马车”

到1995年，新东方已实现千万营收，但俞敏洪觉得可以做得更好更大。不过，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昔日的两位校园偶像：王强与徐小平。

彼时，徐小平在加拿大获得音乐硕士学位后并未找到稳定工作，自嘲“除了生了两个孩子，一事无成”。俞敏洪带着一万美元诚意邀请他回国。得知新东方年收入已达千万，徐小平毫不犹豫地收拾行装归来。

随后，俞敏洪前往美国邀请王强。出发前他特意穿上一件昂贵的皮夹克，想稍作“炫耀”，王强一见却笑了：“太土了，土得让我都感觉无地自容。”

当时的王强已是贝尔实验室的研究员，年薪七万美元。直到亲眼看见有中国留学生认出俞敏洪并热情打招呼，王强才确信这位老同学真的取得了不凡成就。

经过几次邀请后，1996年，王强也选择了回国。机场重逢时，三人激动相拥。

然而一上车，王强便抛出尖锐一问：“老俞，今天我和小平一无所有。如果有一天我们做得比你好，你能接受吗？”俞敏洪沉默片刻后说：“当然，让你们回来，就是要让你们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大学就好像买一个火车月台票，只是给你有机会进月台，但是上哪班车，去哪个方向，到哪一站下车，那完全就要靠你自己。俞敏洪、王强、徐小平三人，刚开始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但兜兜转转，又都同坐上了新东方这班列车。

2000年，新东方发展成“三驾马车”的合伙制。俞敏洪负责托福考试，徐小平负责签证咨询，王强负责英语口语。

当时，正值国人出国高潮时期，新东方年收入增加到3亿元，就连日后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多次吐槽、挖苦、讽刺俞敏洪的罗永浩，都写了万字求职信想挤上这班快车。

到2002年，新东方年度学员规模已达35万人次。教师队伍中百万富翁批量出现，这在外界看来是一个“只有中国才能产生的神话”。

然而，缺乏现代企业制度的合伙制，类似“水泊梁山”，全靠性情与义气维系。规模越大，内部冲突越激烈。

第一次召开董事会时，俞敏洪刚宣布开会，徐小平便怒斥他不懂议事规则，争吵中俞敏洪摔门而去。二十分钟后，他临时抱佛脚学习了董事会章程才返回，但会议很快又变成了对他的批判会，有人拍桌怒吼：“农民！土鳖！”

最尖锐的矛盾集中在家族管理问题上。当时公司许多管理岗位由俞敏洪的亲属担任，其母亲更被视为“无视公司结构，连保洁员都要指挥董事会”的存在。

一次午餐时，俞母在外又哭又闹，王强建议俞敏洪应对母亲“发一次火以立威”。俞敏洪似被点醒，整理了一下西服走出去，却在母亲面前直接跪下了。这一幕让王强不可置信，是又气又笑。

王强偏不吃这一套，规定教学区不准抽烟，第一个罚的就是俞敏洪的母亲。

06

黯然散场

随着分校扩张，利益划分日益复杂，俞敏洪力推股份制改革，却遭到徐小平的激烈反对，甚至引发内部教师抗议。冲突最激烈时，俞敏洪直接派人占据了徐小平的办公室。

2002年至2004年间，应其他股东要求，俞敏洪一度退出董事会和总裁会，只回去教书，由王强等人轮流担任董事长。一年多后，当所有人都体验过“当家”的艰难，无人愿再接手时，俞敏洪又被请了回来。

三人皆不懂资本市场规则，时常关起门来激烈争论，甚至援引黑格尔、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点吵得不可开交。

受邀前来提供咨询的国际公司观察了几个月后在报告中写道：“这里的人很奇怪，一说话就特别爱哭，一哭就互相指责。”俞敏洪更是常常一哭半个钟头，反复倾诉着同样的痛苦：“我把好朋友都叫回来一起创业，最后弄到这个地步，友情全都没了。”

但哭归哭，闹归闹，企业改革还得继续进行。

2006年，新东方在纽约敲钟上市。按照当时股价，俞敏洪身价相当于27亿人民币。如果把这些钱装订成《朗文词典》那么厚的书，够开一家书店。作为首家赴美上市的中国民营企业，俞敏洪倍感骄傲，但上市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不久后，王强、徐小平退出董事会，离开新东方，“三驾马车”就此解体。正如金庸所言：“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离开王强和徐小平之后，新东方越来越平静，也越来越平庸。

上市之初，俞敏洪曾以为在纽交所撞钟就能得到世界尊重，但后来他说：“你撞一百次世界也不会尊重你的，你如果真正地做了合法的并且是确实是有意义的生意，世界才能尊重你。”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爆发，上市变得不再稀奇。2007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410家，2008年增加到562家，平均每两天半就有一家上市。到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超过6000家，创立仅3年的拼多多完成上市；2019年，瑞幸从创立到上市只用1年。至此，谁上市都不奇怪了，上市变成了企业家给自己编造的梦。

夜深人静时，俞敏洪常坐在办公室听着萨克斯独奏，日子过得百无聊赖。他恢复了往日的“三洞诗人”气质，感叹道：“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所有得意，只是赶上好时代而已。”

07

各自江湖

三人“分道扬镳”后，2011年，徐小平和王强自立门户，合伙创立“真格基金”。徐小平说：“一个有梦想的年轻人走到你面前只要区区两三百万，你没有理由不给他。”他常做的事就是见面两分钟，给钱几百万。

兄弟三人各有各的道，但情谊仍在。

俞敏洪一听到王强说最近读什么书还是会感到紧张，赶紧补上，还在微博写下感受，用来消除内心三十年的陈年自卑。

徐小平说离开俞敏洪后有两三年过得很黑暗，曾经做梦急哭了，因为“俞敏洪不带他玩了”。他说：“以前骂完俞敏洪，我就回家睡觉了，睡不着是老俞的事，现在自己做了老大，失眠的是我。”

2013年，以三人为原型的电影《中国合伙人》上映。剧本是徐小平写的，俞敏洪一直不赞成拍，但还是出席了首映礼，调侃道：“我们三人打架，打得比电影里凶多了。”

王强一个人去电影院看完，睡不着又去看了一遍，边看边回想当年是怎么一步步过来的。他和徐小平在采访中常说起对俞敏洪的感恩，但从不当面讲，“老男人跟老男人谈感情，他说不出口”。

三人书桌上都放着同一张照片——当年去扬州旅行时拍的，三人搭着肩膀，年轻的面孔微笑着凝视前方。王强没事就看看这张照片，说：“当有一天我们三个人都痴呆的时候，走在长城脚下，坐在树影婆娑的底下，我们可能彼此尽管痴呆了，但觉得对方怎么那么熟悉……”

08

逆境再起

2021年，教育行业遭遇重大政策调整，新东方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股价暴跌、业务收缩、裁员转型……

在外界看来，这可能是新东方的终点。然而，俞敏洪再次展现出其性格中独特的韧性。他没有选择抱怨或退缩，而是带领团队沉默而迅速地寻找新出路。

他做了几个令人敬佩的决定：退还学生学费，结清员工工资，捐赠8万套课桌椅给乡村学校。然后，他带领剩余团队转向直播电商，创立“东方甄选”。

转型之初异常艰难。直播间观众寥寥，销量惨淡，但俞敏洪坚持每天亲自出镜。

转折点在2022年6月突然到来。东方甄选直播间里，老师们用英语讲解商品，穿插历史、文学、哲学知识，这种“知识带货”模式瞬间引爆网络。曾经的新东方老师董宇辉等人成为网红，东方甄选粉丝数暴涨，单日销售额突破千万。

这次爆发并非昙花一现，而是开启了公司的二次增长曲线。2024财年，东方甄选总营收达71亿元，同比增长56.8%；总商品交易额（GMV）高达143亿元，同比增长43%。其中，以自营农产品为核心的直播电商业务贡献了65亿元收入，已成为公司的绝对支柱。

如今，东方甄选已从那个凭借知识直播爆红的“网红直播间”，稳步成长为在农产品领域不可忽视的品牌力量。俞敏洪为其规划的“三角形战略”——以产品会员体系为核心，以自有APP和外部平台为支撑——蓝图也日益清晰。

从东方甄选的发展来看，依然是关于在绝境中寻找希望、在剧变中重塑自我的中国叙事。

09

仍在路上

俞敏洪的人生轨迹，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缩影。他们从传统的兄弟结义小农经济状态，经历家族制、合伙制、股份制，再到海外上市的现代企业制。这三十年的剧烈冲突和动荡，包含着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的经验与代价。

在俞敏洪、王强、徐小平三人身上，我们看到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完整图谱。他们的故事比电影更真实、更复杂、更残酷，嵌入着兄弟情、骨肉情在商业浪潮中的考验与变迁。

如今，60岁的俞敏洪仍然奋斗在一线。他曾长期失眠，枕边常年摆一排安眠药，最烦躁时想过出家当和尚，但也只是想想罢了。

从农村少年到北大教师，从被开除的创业者到上市公司创始人，从教育巨头到直播电商新人，俞敏洪的人生充满了起落与转折。他的人生历程告诉我们：一个人真正的力量，不是在顺境中扩张的野心，而是在逆境中求生的韧性；不是追逐风口的能力，而是穿越风暴的勇气。

当罗永浩质疑“知遇之恩”时，俞敏洪或许会想起自己贴在电线杆上的第一张小广告，想起站在汽油桶上的第一次免费讲座，想起与王强、徐小平的往事纠葛，想起新东方上市的高光时刻，也想起转型直播时的忐忑不安。这些记忆拼凑出的，不仅是一个企业家的成长史，更是一代人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中国故事。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俞敏洪和他的新东方、东方甄选仍在路上。无论前方是风雨还是彩虹，这位从江阴农村走出的“土鳖”企业家，已经用他的人生证明：真正的成功，不是从未跌倒，而是每次跌倒后，都能带着伤痕再次站起，继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