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媛丨青年，从喧哗到失语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朋克一族，成为二战后青年亚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存在。他们顶着莫霍克发型，厚厚的马丁靴是他们的最爱，身上是钉着金属铆钉的皮衣和破洞补丁牛仔裤。比起在剧院，他们更喜欢聚集在街头即兴演出，用直白的歌词呐喊出他们对现实的反抗情绪。他们的出现打破了社会的平静，家长们担忧自己的孩子被带坏，道德恐慌是社会给予他们的标签。

图片来源：《亚文化：风格的意义》

然而，随着商业资本的介入，朋克元素逐渐脱离其抵抗内核：补丁牛仔、铆钉皮衣成为时装品牌的设计灵感，原本专属亚文化的符号被批量生产后推向大众市场。朋克一族“从对抗到缓和，从抵抗到收编”（赫伯迪格， 2009 : 100）的完整轨迹，恰好是青年亚文化的普遍命运……

一、青年亚文化：风格作为抵抗的武器

青年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总是模糊且充满张力的。就像《西方青年史》中所说：“青年的象征意义就在于其抱负与威胁、潜力与易变”，他们因活力被寄予社会进步的希望，却又因具备突破既有秩序的可能性，而被主流秩序警惕，即“社会对他们的关注模棱两可：既期待又怀疑”（莱维， 2022 : 12）。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得我们的社会存在一种现象，“只有当青年的存在成为一个问题，或者被认为是一个‘麻烦’时，青年才是真正在场的”（赫伯迪格， 2020 : 4）。这种问题化、麻烦化的在场方式，也是青年亚文化用风格进行抵抗的起点。

在伯明翰学派看来，青年亚文化能作为抵抗的武器，核心在于独特的风格。亚文化风格主要通过拼贴与同构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实现：

拼贴（Bricolage）。可以理解为截取和重组主流文化中的符号碎片，赋予其挑衅主流文化的新意义。朋克把原本精致的牛仔裤、T恤甚至西装与破洞元素结合，通过符号碎片搭配制造与主流审美不同的差异来“传递出一种不同的信息”（赫伯迪格， 2009 : 104），让风格具备辨识度。

同构（Homology）。风格能成为有力的抵抗形式，是因为这些被挑选符号并非随意组合，而是“与群体的价值观、处境形成象征性一致”（赫伯迪格， 2009 : 113）。主流审美推崇的精致整洁，破洞则被归为不体面，甚至暗含经济窘迫的标签。他们看到了精致陷阱的虚伪，它掩盖了经济衰退下青年失业以及阶级固化的现实，却要求人们用消费伪装体面。青年亚文化通过刻意地在衣服上打造、装饰这些破洞补丁，讲起他们反对精致消费主义的共同宣言。

他们通过风格来创造有冲击性的差异，目的是来宣告自己的存在，对“使他们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的秩序”发起挑战（赫伯迪格， 2009 : 2-3）。特别是战后英国工人阶级青年群体，传统工业衰退导致失业率飙升，他们往往只能从事低薪且不稳定的非技术性工作，甚至长期失业，经历“以亲属的、物质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形态所呈现的转变和分裂”（霍尔， 2015 : 107）。当他们无法通过经济或政治手段直接改变现实切实承受的生存困境时，选择以亚文化风格为载体作为“尝试性的意识形态式的解决方案”（霍尔， 2015 : 107），在意识形态层面构建一个能容纳自身身份、尊严与不满的空间，让被否定的自我重新变得有意义。

二、被贴上道德恐慌的标签

青年亚文化虽然是一种抵抗方式，但主要还是象征性地标识阶级或代际差异，与斯科特提到的农民对地主的抗争是弱者的武器类似，在颠覆根本权力结构上存在局限。在任何特定的历史时期，“最受年轻人欢迎的娱乐方式往往也会成为社会最强烈关注的焦点”（斯普林霍尔， 2018 : 270），在强烈的社会关注下，青年亚文化常常触碰到主流社会的敏感神经，容易被捕捉放大，被打上道德恐慌的标签。

但道德恐慌是亚文化危害性的客观反映吗？事实并非如此。斯普林霍尔研究发现，主流社会对青年亚文化的道德恐慌，往往过度强调青年流行娱乐恶劣影响，陷入简单化的因果解释误区。在《青年、流行文化与道德恐慌》一书中，提到19世纪60年代廉价惊险小说恐慌事件，法官、警察与媒体频繁将青少年盗窃案与阅读行为直接关联，比如1868 年伦敦某 14 岁男孩盗窃案中，法官因为他持有《英格兰男孩》周刊而主张起诉出版商，认定“此类出版物极其有害”（斯普林霍尔， 2018 : 103），却忽视男孩所处的贫困环境以及家庭教育缺失等其他可能更为重要的因素。

这种“亚文化=有害”的道德恐慌并非天然存在，斯普林霍尔认为这是由媒体、专家与执法机构等多方主体共同建构出来的社会脚本。他并不是否认青年亚文化潜在的文化危害，而是想表达过度强调流行娱乐对青年人的恶劣影响，会导致对个体的选择行为进行解释时“过度简单化的因果模式的倾向，忽视行为发生所处的极其散乱和复杂的社会环境条件”（斯普林霍尔， 2018 : 103），过度转嫁焦虑的目标，最终会掩盖真正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青年亚文化并非凭空而降的瘟疫，而是在特定社会土壤中带有症状的文化表达。应对青年亚文化，需要打破“亚文化=有害”的刻板认知，摒弃恐慌标签的压制方式，关注其背后的社会矛盾。

三、青年亚文化的收编宿命

亚文化这种独特风格，在边缘中绽放的锋芒能长久地锐利吗？历史与现实往往给出否定的答案。无论多么具有颠覆性的青年亚文化，似乎都难逃被驯化的命运，也就是亚文化的收编。

亚文化的收编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意识形态收编，即通过前面小节所提到的道德恐慌、贴标签、舆论镇压等方式，将亚文化定义为社会威胁，削弱其抵抗意义；二是商业收编，市场将亚文化风格转化为大众时尚标签与流行商品，也就是“先妖魔化、再日常化”（赫伯迪格， 2009 : 170-173），消解其符号抵抗性。

这种收编是亚文化难以逃脱的宿命吗？答案是肯定的。从外界因素来看，亚文化始终是威胁与资源的结合体：一是对于主流文化来说亚文化不仅“违背了自然，打断了正常化的过程”，同时还“驳斥了共识的神话”（赫伯迪格， 2009 : 18-19）。二是亚文化风格的独特性，恰恰是市场渴求的稀缺资源，能够为市场提供源源不断新潮灵感。另外，亚文化也存在内在的矛盾，“亚文化既是对关注度的一种寻求，而一旦它已得到关注，它同时又是对读解的一种拒绝。”（赫伯迪格， 2020 : 24），他们既想小众，又想要让别人听到他们的声音，这本来就是矛盾的。他们想宣告存在，让自己处境与焦虑被看见，但被看见就离不开主流媒体、商业体系的传播渠道。因此，亚文化不可避免地会被主流文化收编。

那收编带来了什么呢？收编最直接的积极影响，是让亚文化想传达的边缘声音获得更多的关注，风格转化为实际的资源。例如，朋克文化被商业收编后，原本地下的朋克乐队得以签约唱片公司，他们的歌能在主流电台播放，获得知名度和经济资源。当然，最明显的消极影响就是，为了迎合市场，亚文化会主动弱化抵抗性，因此在不同程度地失去自身的风格，抵抗锋芒慢慢地被消磨，最后被主流时尚所接受成为流行风格。

从伯明翰理论出发，亚文化的抵抗性能否延续，关键在于其能否保持符号的语境完整性，不让风格脱离原本的诉求。但真正能拒绝与主流文化妥协的群体真的存在吗？收编变现的诱惑，对长期处于物质贫困与符号压迫中的亚文化群体而言，几乎难以拒绝。因此，收编是亚文化难以逃脱的宿命。

四、从亚文化到亚文化后

前面谈论的主要是伯明翰学派理论下的青年亚文化，他们所描绘的那种基于阶级差异以及风格作为抵抗武器的青年群体形象，在进入21世纪后渐渐失去解释力，也有许多学者得出“亚文化概念已变成一个多余概念”（班尼特， 2012 : 56）的结论，这种多余不是指理论结构性的消失，而是指理论中的二元对立概念不再适用，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对立界限已经模糊甚至瓦解。

在《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书中，主要总结伯明翰学派的经典亚文化理论主要存在以下局限性：

主要是以工人阶级的青年群体为主，强调阶级决定论；

研究视角长期聚焦于男性主导的街头文化，忽略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文化现象；

将消费简单等同于抵抗，忽视了消费社会本身提供商品的多元意义；

过度强调阶级决定论，忽视了地区差异、种族身份等关键变量，这种英国本土经验的概念难以适配全球化社会；

理论对大众媒体的主动建构作用认识不足，且对“青年”的年龄定义过于狭窄，未能涵盖文化风格的跨年龄流动。

这些根本缺陷使其在解释新时代青年文化时显得说服力不足，亚文化演变成一种多元碎片化的存在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亚文化后的图景。亚文化后的重要特征是风格的碎片化，青年不再属于某个单一稳定的风格群体，而是像风格大超市，可以自由拣选并混搭不同时代、地域的文化符号。同时，空间维度的拓展，进一步重塑了后亚文化的形态，传统亚文化以本地物理空间如街头、俱乐部等为核心，而后亚文化则实现了全球本土化与虚拟空间的双重突破。

与亚文化后青年相伴还有身份认同的自反性与流动性，个体化社会中青年身份不再是预设的，而成为一项需要通过消费、媒介和实践不断变化的自反性工程，让青年从坚固的亚文化群体转向松散的新部族。青年志基于中国社会青年的个体化进程划分三个阶段：萌芽（80后）、崛起（90后）与演进（95后/00后）。《游牧：年轻人的消费新逻辑》书中把个体演进时期的年轻人称为“游牧青年”，这里的游牧指的是年轻人主动或被动地打破这些传统社会为个体设定的标准化体系束缚，不再依赖传统规则定义自我。他们是高度自治与高度流动的矛盾个体，“他们一方面拥有更高度的自治性，强大、丰富、深刻、复杂、自主；但另一方面，又更具有更高度的流动性，敏感、脆弱、分裂、多变、自反”（青年志， 2018 : 10），高度自治体现在对自我的绝对主导权，而高度流动体现在个体状态的不确定性，比如职业、社交圈和兴趣等的频繁变化。

五、另一群沉默退出的青年

当青年群体还能通过文化风格表达不满时，社会至少还能接收到问题的信号。然而，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了另一种路径：他们选择沉默退出。

在深圳市龙华区三和人力市场周边存在这样一群“三和大神”青年，他们选择用躺平和干一天玩三天的生活方式，用极低收入挑战生存极限，这也是他们被称为大神的原因。他们面临的“留城无望，回村无意”（田丰，2020 : 282）两难处境，城中村成为他们唯一的喘息之地，“经济社会制度、城市管理模式、代际文化差异等”（田丰，2020 : 284），多重影响让他们几乎没有出路可以选择，如果有便是选择如何以及何时离开。

在日本，有一群三十不立的青年流浪汉，与平时的流浪汉刻板印象不同，他们衣服整洁干净，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试图融入普通人群。破绽在于鞋子破损、脏得厉害，他们不会向家人、朋友求助，即使到免费领饭处也不会跟其他人沟通，节目组采访他们为什么不开口求助时，他们的回答都是“都是自己不好。什么不好？嗯，是自己不好。我想不出其他的词汇。要是能给不够努力的自己打打气就好了……”（NHK, 2022 : 177），社会长期宣扬的自我责任论，往往将个体困境简单归咎于个人努力不足，却刻意忽视了结构性问题对个体发展的致命束缚。“会不会并不是他们不开口求助，而是我们这个社会让他们根本无法开口求助呢？”（NHK, 2022 : 177），在泡沫经济失业的阴影与反复强调自我责任的社会话语下，他们孤立无援。

当社会不能为这些边缘的青年群体提供容身之所时，沉默退出成为他们仅有的选择。无论是三和青年，还是日本的青年流浪汉，他们都需要一个更有温度的社会。他们的处境或许并非单纯的个人懒惰，一个有温度的社会应该是“能够开口求助的人也会听到别人求助的声音”（NHK, 2022 : 285），社会救助力量可以触达每一个需要的人，让他们能够有尊严、有希望地生存。

六、结语

青年人的真实处境，需要被真正看见。他们也许会选择抵抗，也许会选择沉默。社会选择，能够决定这些处于困境的青年群体是被推向边缘，还是被纳入发展的轨道。

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青年问题会源源不断地以新的形态涌现，正因结构如此沉重，构建一个更有温度、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才显得如此迫切与必要。坦然正视青年群体面临的问题，支撑起每一个下坠的人生，个体的光芒或许微弱，但汇聚起来，便是照亮未来的希望。

阅读书目：

霍尔《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

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

赫伯迪格《隐在亮光之中：流行文化中的形象与物》

班尼特《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

斯普林霍尔《青年、流行文化与道德恐慌：下等戏院到匪帮说唱，1830-1996》

布雷克《青年文化比较：青年文化社会学及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青年亚文化》

莱维《西方青年史（上下卷）》

田丰《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

青年志《游牧：年轻人的消费新逻辑》

NHK现代特写节目录制组《三十不立：无法开口求助的青年人》

行业

研习社

•本期作者：李静媛，华南理工大学乡村振兴学研究生

•本期编辑：陈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