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2年秋天的一个清晨,紫禁城午门外飘着细雨。68岁的首辅申时行颤巍巍跪在宫门前,这是他第十三次请求面圣。雨水打湿了他的朝服,顺着花白的胡须滴下。他已经在此跪了两个时辰,宫门依然紧闭。终于,一个小太监悄悄从侧门溜出,低声对这位三朝元老说:“申阁老,您回去吧,皇上……其实每天都在宫里。”
这句话如惊雷般击中了申时行,他抬起头,望着深不见底的宫墙。如果皇帝每天都在,为何整整五年不见任何朝臣?为何二十八年不举行常朝?紫禁城的重重宫阙里,万历皇帝朱翊钧究竟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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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年不上朝的谜团
1589年三月,万历皇帝最后一次出现在常朝。此后直到1620年驾崩,整整三十二年间,这位大明皇帝再未举行过正式的常朝仪式。其中,有二十八年时间,他几乎不见任何外臣。《明史·神宗本纪》用八个字记载了这一奇观:“帝怠于政事,不视朝。”
然而,历史的真相远比史书记载复杂。根据《万历起居注》和宫廷档案,万历皇帝并非完全不理朝政。他通过另一种方式掌控着帝国,批阅奏章、发出谕旨、任命官员,这些工作从未停止。仅以万历三十年(1602年)为例,皇帝亲自批阅的奏章达1245件,发出的谕旨超过300道。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勤于批阅奏章的皇帝,为何坚决不上朝?守门太监那句“皇上其实每天都在”,暗示了一个被史家忽略的事实。万历皇帝在刻意回避某种场景,而非简单的懒惰。
这种回避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就开始了,那年秋天,皇帝以“头晕目眩”为由首次缺席常朝。起初,大臣们以为皇帝真的生病了,纷纷上疏慰问。但很快人们发现,皇帝虽然不上朝,却在紫禁城内骑马射箭、听曲观戏。《明实录》记载,有太监私下透露:“上每于西苑驰马,精神焕发。”
首辅申时行曾试图解开这个谜团,他在奏疏中委婉地写道:“皇上深居简出,外廷不知圣体安否,人心惶惶。”然而得到的回复总是寥寥数字:“朕知道了。”这种敷衍的态度,让整个文官系统陷入了困惑与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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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本之争
要理解万历的“隐身”,必须回到那个改变明朝命运的节点——国本之争。
1586年,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诞下皇三子朱常洵。皇帝欲立其为太子,却遭到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按照明朝“立嫡立长”的祖制,太子应是皇长子朱常洛(宫女所生)。这场立储之争持续了十五年,史称“国本之争”。
申时行作为首辅,身处风暴中心。他明白皇帝的痛苦,作为一个父亲,不能立最爱的儿子为太子;作为一个皇帝,不能违背祖制。1587年,申时行曾秘密上疏,建议“三王并封”(同时封三个皇子为王,暂不立太子),试图寻找折中方案。但这封密疏被泄露,申时行遭到言官围攻,最终被迫辞职。
《明史·申时行传》记载了他离京前的最后一幕:皇帝在平台召见,两人相对无言。申时行叩首泣血:“臣去后,愿陛下保重龙体,稍出视朝。”万历皇帝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先生路上小心。”
这是君臣最后一次见面,此后,万历皇帝彻底关闭了与文官直接沟通的大门。他选择用“不作为”作为武器,既然你们不让我立喜欢的儿子,那我就用不上朝来表达抗议。这是一种极其孩子气却又极具杀伤力的政治斗争方式。
英国汉学家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中分析道:“万历皇帝的罢工,是对整个官僚系统的惩罚。他通过缺席,让这个系统陷入半瘫痪状态。”
被误解的皇帝
当文官们在宫门外跪求面圣时,紫禁城内的万历皇帝过着怎样的生活?
根据太监刘若愚《酌中志》记载,皇帝的日常生活相当规律:每日五更起床,先批阅奏章,然后读书、练字、作画。他尤其喜欢临摹宋代书画,曾自言:“得苏黄米蔡真迹,终日把玩不倦。”
下午,皇帝会进行一些娱乐活动。他擅长投壶、双陆(古代棋类游戏),有时也会听太监们演奏乐曲。值得注意的是,万历皇帝对军事有着浓厚兴趣。他亲自设计了一种名为“火龙出水”的多级火箭,并监督兵仗局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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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后,皇帝经常在乾清宫西暖阁读书至深夜。他的藏书极为丰富,涵盖经史子集、兵法医书。法国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写道:“这位皇帝虽然不出宫门,但对世界的好奇心很强。他曾派人询问欧洲各国的政治制度。”
然而,这些真实的生活图景被宫墙阻隔,外界一无所知。文官们只能通过零星的谕旨和任免名单,猜测皇帝的状态。于是,各种谣言四起:有的说皇帝中风瘫痪,有的说被郑贵妃控制,有的甚至说已经驾崩、秘不发丧。
1590年,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工部主事张有德上疏,宣称自己梦见皇帝“形容枯槁,病入膏肓”。这封奏疏在朝中引发轩然大波。万历皇帝罕见地亲自批答:“朕体安好,卿不必过虑。”但即便如此,他仍不肯露面以正视听。
隐身的艺术
万历皇帝的长期不上朝,真的只是任性妄为吗?现代史学界有了新的解读。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出,万历的“隐身”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策略。在文官集团权力日益膨胀的晚明,皇帝发现自己的决策空间越来越小。无论是立太子、征税还是出兵,都会遭到文官的集体反对。于是,皇帝选择退居幕后,通过“留中不发”(将奏章留在宫中不处理)、“延迟批答”等方式,与文官系统周旋。
一个典型案例是万历三大征,1592-1600年间,明朝同时进行了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三场大规模战争。按照常理,这需要皇帝频繁召开军事会议。但事实上,万历皇帝从未为此上朝。他通过司礼监太监传递手谕,直接指挥前线将领。三大征最终全部获胜,证明这套“遥控指挥”系统是有效的。
另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万历皇帝创造了明朝历史上最长的“无宰相专权”时期。张居正去世后,内阁首辅如走马灯般更换,但没有一人能形成权臣势力。这正是因为皇帝虽然不上朝,却始终牢牢掌控着人事任免权。
申时行致仕后,万历皇帝先后任命了王家屏、赵志皋、沈一贯等八位首辅。每位首辅的任期都不长,且权力受到严格限制。《明史·职官志》记载,万历后期的内阁“但备顾问,不敢专决”。这种权力的分散化,恰恰是皇帝有意为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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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王朝的慢性死亡
然而,万历的政治策略付出了沉重代价。皇帝与文官集团的长期对立,导致国家机器逐渐锈蚀。
最严重的问题是官员空缺,由于皇帝不及时任命官员,中央和地方出现了大量职位空缺。据《万历邸钞》统计,到万历四十年(1612年),六部尚书侍郎缺员达三分之二,地方知府知县缺员近半。这直接导致了行政效率的急剧下降。
更可怕的是,这种对立催生了激烈的党争。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人,正是利用皇帝不上朝造成的政治真空,通过书院讲学、舆论造势等方式扩大影响力。而浙党、楚党等其他派系也应运而生,明朝陷入了无休止的党争漩涡。
1615年发生的“梃击案”,将这种对立推向了高潮。一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持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被抓获后供称受郑贵妃指使。此案震惊朝野,东林党人要求彻查。万历皇帝被迫二十五年来首次召见群臣,但这次召见更像是一场表演。
《先拨志始》记载了当时的场景:皇帝拉着太子的手对群臣说:“此儿极孝,我极爱惜。”然后便宣布退朝,此案最终不了了之。
这次召见反而暴露了更深的危机,皇帝与文官之间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当万历皇帝在龙椅上说出“朕每日御门决事,未尝辍朝”时,台下的大臣们沉默不语,但眼神中写满了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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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回响
1620年七月,万历皇帝驾崩。当人们打开乾清宫大门时,看到了令人震撼的一幕:皇帝的遗体旁堆满了奏章,有些已经泛黄,最早的可以追溯到三十年前。而皇帝的书桌上,放着一幅他亲手绘制的《大明疆域图》,上面用朱笔密密麻麻标注着边防要塞。
《明神宗实录》最后记载了皇帝的遗诏,其中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朕以菲躬,嗣登大宝……虽深居静摄,而时厪渊怀。奈体质清弱,故累岁免朝。”
这究竟是真相还是托辞?也许两者都有。万历皇帝确实患有多种疾病(据现代学者分析可能包括牙周病、关节炎和抑郁症),但更重的病,是作为一个皇帝在制度困境中的无力感。他选择用“隐身”来对抗整个文官系统,最终却让大明王朝也一同“隐身”于历史舞台。
回望那个秋雨绵绵的清晨,当申时行听到守门太监说“皇上其实每天都在”时,他是否意识到,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更残酷的真相:皇帝就在那里,但他选择不见;宫门并未锁死,但它永远不会为文官们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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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扇关闭的宫门,不仅隔开了皇帝与大臣,也隔开了一个王朝与它的最后机遇。二十八年后,当李自成的军队攻破北京时,紫禁城的宫门终于被彻底打开,但这一次,走进来的不再是跪求面圣的忠臣,而是一个王朝的掘墓人。
参考文献 1. 张廷玉等.《明史·神宗本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明神宗实录》[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3. 申时行.《赐闲堂集》[M]. 明万历刻本. 4.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5. 樊树志.《晚明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6. 刘若愚.《酌中志》[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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