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100种方法让孩子难受”：教师“戒尺”岂能异化为“权杖”

文丨崔桂忠

近日，山东淄博沂源县实验中学的一段录音引发舆论巨震。一位班主任在与家长争执时，竟声称“我有100种方法不揍孩子，让他难受”，并警告“和我对立，吃亏的只有你孩子”。这赤裸裸的权力威胁，撕下了教育温情的面纱，暴露出一种令人心惊的支配逻辑。

当教育者将“使学生难受”视为管理筹码，将“狗尾巴草永远变不成花”的贬损当作日常评价，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个别教师的失德狂言，还是畸形教育生态结出的一枚恶果？

这般场景，并非孤例。2025年7月，福建泉州聚龙外国语学校一名班主任指使学生轮流殴打同学，被依法惩处；2022年5月，有教师在班级群中羞辱家长“陪你聊是你的荣幸”，最终被解除合同。这些事件如一面面棱镜，折射出同一种病灶——教育的权力一旦失去约束，便会异化为霸凌的工具。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不少类似事件的处理中，学校通报常被指“避重就轻”，舆论批评其“将学校利益置于学生权益之上”。这背后的系统性失守，远比个别案例更值得深究。

教育的权威，本应源自知识与人格的照亮，而非职位的压制。那位班主任的嚣张言论，恰恰暴露了教育惩戒权在缺乏边界时如何沦为“私刑”。从因学生课间未及时回教室便擅自留校惩罚，到沟通不畅时威胁家长“让你全国出名”，再到扬言煽动其他教师共同孤立学生——这一系列操作早已背离教育初衷，沦为一场以学生为“人质”、以讲台为“权杖”的权力表演。

更荒诞的是，她将粗鄙辱骂辩解为“形容而非辱骂”，将肆意惩罚美化为“教师权利”。这种对职业伦理的无知与漠视，正是师德根基腐蚀的显症。当教育者不再思考“如何点亮”，而是钻研“如何折磨”，教育便从一场渡人成长的修行，堕落为一场令人窒息的支配游戏。

这样的失范，绝非只存在于极端个案。如果说“100种让孩子难受”是赤裸的权力暴力，那么“课内不教课外教”“有偿补课产业链”“笑纳礼品礼金”等现象，便是隐形的师德溃堤。二者形式各异，却同根同源：都是将公共教育之公器，扭曲为个人谋利或树威的私权。

当部分教师的心思从“如何育人”滑向“如何制人”，从“教学相长”转向“利益换算”，教育的圣殿便爬满了功利算计的藤蔓。这不仅是师者的堕落，更是对教育本质的系统性背叛——它伤害的不仅是某个孩子，更是社会对教育最基本的信任。

究其根源，师德溃败往往与评价体系的扭曲、监管机制的形同虚设紧密纠缠。涉事学校头顶“省级规范化学校”等光环，却滋生出如此恶劣的言行，这本身便是莫大讽刺。

它揭示了一个现实：在许多评价体系中，升学率、竞赛成绩等显性指标被无限放大，而师德修养这类“软性”标准却常被虚置。当“不出乱子”等于“管理得当”，当师德考核沦为填表走过场，必然催生“权力即真理”的错觉。正如该班主任那句“你告不了我”，背后正是对规则无效、监管缺位的病态笃信。

教育本应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的温柔唤醒，而非一场充斥着控制与威慑的权力游戏。真正的师者，心里装着的应是“一百种方法助力成长”，而非“一百种手段施加难受”；所追求的应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深远影响，而非“顺我者昌，逆我者伤”的野蛮支配。

事件发生后，当地教体局的迅速问责固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的系统反思与刮骨疗毒。一方面，须以最清晰的条文界定教育惩戒的边界，将“禁止精神凌虐”“禁止集体孤立”等列为不可触碰的红线，让每把“戒尺”都在阳光下行使；

另一方面，必须重构教育评价的坐标系，将师德置于核心地位，建立严密、常态、有威慑力的监督与淘汰机制，让失德者无所遁形。

此外，还应健全家长与社会参与的监督渠道，打破校园权力的封闭性，让教育过程经得起阳光的审视。

“师者，人之模范也。”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在为未来社会塑形。当教育者心中充斥戾气与算计，我们又怎能期待孩子心怀善良与光明？这起事件是一记沉重的警钟：师德是教育最后的体面，一旦溃堤，所有金字招牌都将瞬间锈蚀；权力是教育必要的工具，一旦滥用，所有职业荣光都将顷刻蒙尘。

教育的真正美好，在于它相信每一颗种子都蕴藏独属于自己的春天——哪怕它是狗尾巴草，也有摇曳风中的尊严与价值。守护这份美好，必须彻底抛弃“让孩子难受”的冷血思维，重回以尊重、理解与成全为基石的现代教育伦理。

因为，真正有生命力的教育，永远不需要以孩子的“难受”作为代价。教育的光芒，应当照亮成长的路，而非投射控制的阴影。

☆ 作者简介：崔桂忠，曾任某部队政治委员，海军上校军衔。现任大连市旅顺口区委办公室一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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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易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