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汪精卫是如何从蒋介石的眼皮底下，离开重庆远赴香港？

1938年12月18日清晨，山城的雾气刚刚漫过嘉陵江，珊瑚坝机场外却已经有一辆吉普车发动机低沉地咆哮。车窗里的人正是国民政府副总裁汪精卫，他压低帽檐，只留下半张脸，安静得像在等待一次普通的公务出差。然而，这趟行程并不普通，它是一次注定要改写汪氏政治命运的出逃。

汪精卫动身的契机，与两天前蒋介石突然安排的一场青年中央委员训话有关。按照惯例，副总裁可以不去陪同，这个细节让汪精卫看见了一个缝隙。18日上午九时许，蒋介石在礼堂高谈抗战意志；同一时间，汪家公馆的大门悄悄合拢，三只小皮箱被搬上车，最厚的那只里塞满了与日方往来的密函和密码本。

驱车抵达机场后，第一重意外出现——空军司令周至柔也被安排同机前往昆明视察。陈璧君先一步下车，迎面看见周至柔，她的手指在皮包扣子上用力捏了两下，才把脸上讶异压下去，口中只吐出一句轻飘飘的“周司令，也去昆明？”。周至柔哈哈一笑：“正好同路。”对话不到十秒，却让陈璧君额角沁出细汗。

十点整，飞机滑行起飞。机舱震动中，汪精卫掏出怀表看了看，从昆明再转越南河内，预计三十小时后便能抵达香港，若一切顺利，他将与日方代表面对面协商“和平新秩序”。这一切源自半年前的暗线布局：7月，他派亲信前往东京试探；11月，又在上海江湾与日军情报机关签下两份密约。对汪而言，这并非简单的“求和”，而是一场要在日本支持下重夺国民党话语权的豪赌。

昆明机场上空，飞机盘旋许久才放下起落架。机窗外突然人声鼎沸，各色旗帜迎风招展。汪精卫眉头一挑，低声咕哝：“龙云到底唱哪一出？”龙云本答应低调接机，此刻却带着全省厅局长列队欢迎，显然另有盘算。龙云需要一条后路：若蒋介石追究，他可以说“汪先生公开视察云南，举省皆知”，责任就被稀释。

当晚的宴请，汪精卫以“颠簸乏累”推辞。返回寓所，他第一件事便让秘书给河内发密电，催促预备船票和旅馆。与此同时，他也清楚，周至柔隔日返渝后，自己抵昆明一事势必传进蒋介石耳朵。留给他的时间只剩几个小时。

深夜，龙云被请到寓所密谈。汪精卫先声夺人：“若你不同意，可立刻告重庆拘我；若同意，烦请订明晨专机。”龙云摸着手中茶盏，不紧不慢：“只希望日军一年内撤出华南数省。”汪精卫拍案为诺。两人谈完，已近凌晨三点，昆明城头的寒风吹得灯芯摇晃。

19日拂晓，一架由省政府包下的欧洲航空公司DC-2运输机滑出跑道。汪精卫、陈璧君与数名心腹登机前，仍按惯例给重庆发了一封表面电文：“身体抱恙，拟在昆明多留一日，稍愈即返。”措辞客套，却足以制造假象。螺旋桨嗡鸣中，汪精卫握紧椅扶手，自知此去不归——从此，抗战与他再无关系，等待他的将是汉奸的定位。

飞机穿越中南半岛，午后两点降落河内嘉林机场。当地日本特务机关人员已备好汽车，车窗贴着一张小纸条“B”。那是11月密约里约定的暗号，代表“宾客”。车门关上，汪精卫回头看见越南骄阳下的机场塔台，神情微妙：那是一种赌徒押上全部筹码后的轻佻镇定。

数日后，香港报纸突然出现一则短讯：“国民政府副总裁汪精卫离渝患疾，转赴港外养疴”。重庆中枢如遭惊雷，军统与中统同时启动调查，但汪氏早已在九龙租界住进法租界公馆，随行翻译正联络日方代表冈村宁次。蒋介石得到确报的时间是20日晚，他沉默半晌，只留下三个字：“自毁墙”。

若论计划周详，汪精卫确实布下多重保险：家庭护卫、云南地方势力、香港租界保护，乃至日军宪兵的暗中护送。可惜，他忽略了抗战民心。1940年3月南京伪政权成立时，全国上下对“汪伪”二字嗤之以鼻。昔日立宪派领袖、国民政府二号人物，终究落入卖国的泥沼。

从密谋到出逃，183天；从重庆到香港，36小时；从政治高位到民族罪人，只是一纸密约、一趟航班。汪精卫自诩“和平使者”，其实早在踏上机场那刻，就把自己的人生剧本写进了历史的黑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