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绣要求溥仪每月与她同房两次，溥仪妥协答应，婉容：绝不可以！

茶杯砸在地上的声音，在天津静园里其实算不上响。

但对溥仪来说，那动静不亚于一颗炸弹在耳边炸开。

他手里攥着一张纸，是律师函，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他的淑妃，额尔德特·文绣，要跟他离婚。

不是请旨，不是哀求，是把他告上了民国的法庭。

这事儿搁在1931年，比天塌下来还稀奇。

皇帝，哪怕是退了位的皇帝，也是天子。

几千年来，只有皇帝休妻，哪有妃子反过来把皇帝给“休”了的道理？

溥仪的脑子嗡嗡作响，他想不通，那个在宫里话不多，总是低着头看书的文绣，怎么敢？

事情得从静园这座宅子说起。

这园子名字起得好，叫“静”，可里面一天都没安静过。

自从1924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溥仪就带着婉容和文绣，一路颠沛，最后落脚在天津。

这地方，当时是各路人马的聚集地，租界林立，新旧思想搅和在一起。

溥仪住在这，心里想的不是过安生日子，而是他的“复辟大业”。

他每天见的人，谈的事，都绕着怎么回到紫禁城那张龙椅上。

可对文绣来说，静园就是个看得见风景的牢笼。

在紫禁城里，她好歹还是个“淑妃”，有自己的一方天地。

到了天津，她这个“妃”的身份就变得特别尴尬。

溥仪眼里只有婉容，这个正儿八经的皇后。

婉容会说英语，会跳交际舞，穿洋气的衣服，能陪着溥仪会见洋人，撑场面。

文绣呢？

她是个旧派的大家闺秀，读的是四书五经，骨子里透着传统。

这种气质，在急于跟上时代潮流的溥仪和婉容看来，就是土气，跟不上趟。

府里的下人都是人精，看主人脸色办事。

婉容那边车水马龙，买衣服、首饰、化妆品，钱花得跟流水似的。

文绣这边，冷冷清清，连日常的开销都得算计着来。

她出门，婉容要跟着；她买东西，婉容要过问；甚至有下人敢当面给她气受。

溥仪知道了，最多也就是不痛不痒地训斥两句。

因为在他心里，婉容是“后”，文绣是“妃”，这规矩不能乱。

最让文绣绝望的，不是物质上的冷落，是精神上的隔绝。

九年了，从大婚那天起，溥仪就没正眼瞧过她。

新婚之夜，溥仪在她的储秀宫里坐立不安，最后找个借口就走了。

这九年里，她就像个摆设，一个证明皇帝“一后一妃”配置齐全的活道具。

“未蒙一幸”，这四个字是她后来写在状纸上的，每一个字都滴着血。

她守着空房，唯一的消遣就是读书写字。

书读得越多，她心里就越明白，自己过的根本不是人的日子。

窗外是车水马龙的民国社会，报纸上天天都在讲“男女平等”、“个性解放”，而她，还活在“夫为妻纲”的古书里。

这口气，她一忍就是九年。

直到有一天，一个太监当着她的面，往地上吐了口唾沫，轻蔑地看了她一眼。

这根稻草，终于压垮了她。

她找来妹妹文珊，秘密商量了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不是争宠，不是告状，而是逃出去，用民国的法律，跟那个叫溥仪的男人，做个了断。

1931年8月25号下午，文绣借口出门散心，让太监给溥仪传话。

溥仪当时正跟婉容闹别扭，不耐烦地挥挥手就同意了。

文绣带着妹妹文珊和几个随从，坐车出了静园。

车开到半路，她突然让司机停车，指着国民饭店说，她要去那儿听戏。

随从们没多想，以为就是寻常的消遣。

可车一停稳，文绣和文珊立刻跳下车，钻进另一辆早就等在那里的出租车，一溜烟就没影了。

等随从们反应过来，人已经找不着了。

文绣直接去了律师事务所。

当她对着三位律师，平静地说出“我要控告溥仪虐待，要求离婚”时，整个屋子都安静了。

律师们办过各种各样的案子，但“皇妃告皇帝”，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律师函很快就送到了溥仪手上。

溥仪的反应，先是震惊，然后是暴怒。

他觉得这是奇耻大辱，是爱新觉罗家几百年没出过的丑事。

他骂文绣“无理取闹”、“受人唆使”。

但比他更激动的是婉容。

婉容的反应很复杂，她不是在维护丈夫，她是在维护自己的地位。

文绣要是真用民国的法律离了婚，那“皇后”和“淑妃”的区别在哪？

岂不是说，她这个皇后，也可以被一个律师给“办了”？

这动摇的是整个后妃制度的根基。

她哭着对溥仪说，这事绝不能让步，不然皇家的脸面就丢尽了。

溥仪的亲戚们也炸了锅，纷纷跑来劝说，有的主张强硬，把文绣抓回来用家法处置；有的则觉得家丑不可外扬，赶紧私了。

溥仪一开始也想私了，派人去跟文绣的律师谈判，许诺给钱，只要她撤诉。

可他们都低估了这件事的爆炸性。

天津的报馆像是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立刻扑了上来。

《大公报》、《益世报》的头版头条，用的标题一个比一个吓人——“前清废帝家庭发生婚变”、“淑妃文绣不堪虐待，聘请律师对簿公堂”。

报童们在街上扯着嗓子喊，整个天津城都轰动了。

这已经不是溥仪的家事了，成了一场全民围观的大戏。

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文绣。

妇女协会给她送来“女权先锋”的锦旗，全国各地的律师发电报声援。

人们谈论的，已经不是皇帝的八卦，而是旧制度和新思想的碰撞。

文绣，这个一直被忽视的女人，一夜之间成了反抗封建家庭的英雄。

她手里的那张状纸，成了刺向旧时代的一把利剑。

溥仪彻底慌了。

他最看重的就是“皇帝”的尊严，现在这份尊严被扔在报纸上，任人评说。

他意识到，用老办法是解决不了新问题了。

他软了下来，同意调解。

经过两个月的拉锯战，双方终于在1931年10月22日签了协议。

溥仪一次性支付给文绣五万五千元的赡养费，条件是文绣此后不得再嫁，并且要发表声明，维护溥仪的颜面。

签字那天，文绣把自己的名字从“额尔德特·文绣”改成了“傅玉芳”。

她走出了困住她九年的牢笼，代价是放弃了那个显赫的姓氏和身份。

她用那笔钱，办了一所小学，自己当了国文老师。

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官，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虽然清贫，但总算是自由了。

而留在静园里的人，溥仪不久后就去了东北，当了日本人的傀儡皇帝，继续做着他的复辟梦。

婉容则在压抑和鸦片的侵蚀下，一步步走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