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紧查查司母戊鼎吧，我怕被人赝品了

　　蛋总在文章中说过很多次，信任如同一面镜子，一旦打碎就很难复原。最近曾多年存放司母戊鼎的南京博物院，因藏品出现在拍卖市场引爆了一场信任危机。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58年，中国近代收藏大家庞莱臣的后人，向南京博物院等多家文博机构捐赠了大量珍贵古代书画，而其中受捐最多的当属南京博物院，共有137件。庞家后来还得了一张奖状。

　　然而66年后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当年捐给南京博物院的藏品之一——明代仇英的《江南春》，竟然出现在北京一场艺术拍卖现场，且估价高达8800万。

　　这引起了庞家后人的不满。在庞莱臣曾孙女庞叔令的举报与国家文物部门的干预下，拍卖公司对该拍品作了撤拍处理。不仅如此，庞叔令一纸诉状，把南京博物院告上了法庭。

　　12月17日，南京博物院发布了通报，给出了一些解释。说是庞家捐赠的137件藏品中，有五件分别于1959年和1964年被专家组鉴定为赝品，上世纪90年代，博物院对五件藏品进行了处置。

　　从大家朴素的直觉来看，这里边有大问题。既然是受捐的藏品，即便是被专家组鉴定为赝品，也应当退还捐赠人，不能擅自处置，最起码也得跟人家打个招呼。

　　还有个问题，既然已经两次被鉴定为赝品了，那为什么拍卖估价高达8800万呢？如果是真品，那为什么两次被专家组鉴定为赝品了呢？是专家组成员集体失误，还是另有隐情？

　　南京博物院的这个操作，引发了一场信任危机，蛋总也不由得担心起来，担心当年收藏于南京博物院的司（后）母戊鼎（1958年调入位于北京的国博），会不会被鉴定为赝品而被调包？

　　这种调包的丑闻不是没发生过。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原馆长萧元就曾用临摹赝品调包了143幅馆藏名画，通过拍卖行拍卖了125件，获利超 3470万元。

　　受捐赠的藏品出现在拍卖会，对南京博物院来说是一件丑闻。但围绕这件事的讨论，我认为是有积极意义的。大型国有博物馆，是传承和传播中华文明的主力军，有责任守护好所有藏品。

　　在保护藏品的问题上，其实南京博物院曾有过非常光辉的历史，甚至可以说彪炳史册。重新温故一下那段历史，我们更加懂得什么叫珍惜，当然也会让一小部分人汗颜。

　　说起南京博物院的历史，得从1931年说起。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自导自演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随后又把魔爪伸向了华北，平津地区受到严重威胁，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

　　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日本鲸吞中国的野心，于是着手准备。比如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易培基等有远见之士，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建议文物尽快南迁。

　　与此同时，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人，也开始紧锣密鼓摸排测绘华北的古建筑，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等考古学者，也开始对殷墟进行抢救性发掘，与日本侵略者争时间。

　　1933年，蔡元培倡议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这就是南京博物院的前身。傅斯年担任筹备主任，他们接受了自北平转移来的5450箱国宝，以及殷墟发掘出来的大量文物。

　　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早已经昭然若揭了。要灭掉中国，他首先就要把中国的历史文化给毁掉，正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而文物则是历史文化最直接的见证。

　　为了彻底征服中国，彻底毁灭中华民族的文化，日本侵略者在使用武力的同时，还制定并实施了对中国的精神征服战略。我们要对抗日本的精神征服，就必须保护好自己的文化。

　　可中央博物院还没建好，日本又发动了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打响了全面侵华战争。淞沪会战打响的第二天，中央博物院首批文物从南京中山码头起航西迁。

　　为什么动作这么迅速呢？因为在七七事变之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已经预感到日本的战火将至，于是未雨绸缪，开始把文物分批装箱，准备西迁。

　　结果中山码头的文物转移船刚开走，日本的轰炸机就来了。日本对南京的轰炸，加速了文物的全面西迁，于是一场空前的文物大迁徙开始了。

　　但文物究竟要迁徙到哪儿、走什么路线最安全，谁心里都没底，因为谁也不知道日本会把战火在什么时间烧到哪里，日本的空军也随时可能扔下炸弹。

　　这些国宝可以说跟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一样，都前途未卜、吉凶难料。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整体氛围还是比较沉闷和悲观的。

　　为了分散风险，避免被日军一窝端了，文物迁徙分成了北路、中路和南路，三条线路同时进行。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运输工具严重不足，时间也非常紧迫，有轮船就装轮船，有火车就装火车。

　　当时博物院的学者们立下了“人在文物在，文物亡人亡”的誓言。从中山码头走的那一批是属于南路，乘船抵达汉口后，然后转至长沙，存放在了岳麓山下湖南大学的图书馆。

　　为什么转运至长沙呢？因为蒋介石下决心要死守长沙，大家觉得这里应该很安全。结果日本兜着屁股就追到了这里，长沙面临一场恶仗。

　　李济觉得这里也不安全了，必须得转移。幸好中国比较大，还有很大的地盘可以撤。他们翻开地图一看，觉得贵州比较安全，于是又开始往贵阳转移。

　　幸亏他们把文物转移走了，因为他们刚转移不到一个星期，日本就开始对长沙狂轰滥炸，湖南大学图书馆被夷为平地，只留下三根柱子。

　　然而又过了一年，日军又把战火烧到了贵阳，南路文物又被迫转移到了安顺的华严洞内。按说这里比较偏僻，且深处大西南腹地，应该比较安全。

　　可万万没想到蒋介石有那么菜，国军在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中连连溃败，一口气丢了2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安顺这里也不安全了，南线文物被迫转移到了四川巴县的飞仙岩。

　　我们再说北线文物。北线文物共有7286箱，分三批在南京浦口火车站装车。李济派自己的得意弟子尹焕章负责押运。这一路最为凶险，因为火车要经过徐州。

　　当时日军已经在部署徐州会战了，时不时会沿着铁路线进行轰炸。这列火车只能在日本的炮火下一路狂奔，好不容易才来到了郑州。

　　到了郑州，大家终于可以喘口气了，结果日军的飞机也追了过来，伴随着刺耳空袭警报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日本的轰炸机群对郑州站展开了地毯式的空袭。

　　当时郑州站的工作人员，看到车厢里的箱子上贴着中央博物院的封条，他们朴素的直觉断定这东西很宝贵，于是他们冒死把火车开到了比较隐蔽的地带。

　　等日本轰炸结束后，郑州站已经被炸成了废墟，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雨棚。在他们奋不顾身地营救下，北线文物侥幸保存下来了。

　　这时负责押车的尹焕章被吓坏了，赶忙押着文物离开郑州继续西行，往西安和宝鸡方向继续转移。可在这里，他们竟然没找到适合存放文物的安全地点。

　　于是他们又分批装上了卡车，翻过秦岭往四川转移。“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何况还是冰天雪地，何况还是解放前。你看下图有多揪心，万一卡车打滑一下就麻烦了。

　　在信念的支撑下，他们翻越了秦岭，终于来到了峨眉山，把文物存放在了大山深处的大佛寺里。

　　接着我们说说中路。中路也是坐船到汉口。到了汉口，他们发了四十多天呆，不知道该去哪里。后来不走也不行了，因为日军进攻武汉了。

　　于是他们沿江而上，来到了陪都重庆，把这些文物存放在了沙坪坝重庆大学的临时仓库。后来，这个临时仓库房顶垮塌，砸坏了几个箱子。

　　这里不安全，所以文物又被转移至几家银行临时保存。为什么叫临时保存呢？因为按照李济的计划，他是要挖防空洞。可半年之后，李济改变了主意，火急火燎地要把这些文物转走。

　　为什么呢？因为北京大学存放在重庆北碚的几十万册珍贵藏书，在重庆大轰炸里被日军飞机炸为灰烬。文物存放在重庆，已经非常危险了，必须马上转移。

　　于是中路文物再次溯江而上，经宜宾到乐山，存放在了乐山安谷乡的朱罗祠。尹焕章被安排在这里负责看守文物，有一个连的士兵负责守卫。

　　这次文物大迁徙历经了半年之久，最后一批文物乘船离开南京是1937年12月10日的深夜，三天后南京沦陷，毫无人性的日本侵略者屠杀了我同胞三十多万。

　　日本大开杀戒的同时，还派出了330名专家和360名士兵，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文物。日军在南京掠夺的文物可装满310辆大卡车。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明朝浑天仪，见证了中国近代的屈辱。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德军把它抢走了。一战中，中国作为战胜国，又要了回来。南京沦陷后，日军却把它给毁了。

　　重庆大轰炸后，中央博物院也带了部分文物转移到了昆明。1940年6月，日军进攻云南，这时李济心急如焚，因为他迟迟得不到转移的命令，于是写信给上级催问。

　　其实上级也着急，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转移，能接受转移的地点早已经人满为患了。这时四川宜宾一个三千多人的小镇，向他们敞开了怀抱，这个小镇就是李庄。参见《》

　　李庄的士绅在得知迁至昆明的同济大学有困难后，发去了电报：“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结果同济、带着中央博物院等十来个单位上万人一起迁了过去。

　　1940年底，中央博物院及随行文物抵达了李庄。为了迎接这些下江人，李庄人把自己家的房子能腾出来的都腾出来了，但还是不够，于是把自己祖宗和神仙的房子也腾出来了。

　　中央博物院被安排跟张家的祖宗同住——也就是搬进了张家祠堂。从此中央博物院算是安顿了下来，一直到1946年10月才迁回南京。

　　1948年，国民党大局已定，蒋介石决定退守台湾。于是他下令，将南京博物院所有文物打包迁往台湾，大部分人只好默默执行。

　　但有一个人极力反对，她就是中央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曾昭燏，她怒斥道：如果文物在迁出的途中有何损失，主持文物迁出的人，将成为民族的罪人！

　　在曾昭燏的努力下，南京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开始磨洋工，以各种理由拖延时间。最终第三批运往台湾的852箱文物被留了下来，其中包括司母戊鼎。司母戊鼎1958年被转移至北京的国博。

　　曾昭燏本人也不顾家人的劝说，独自留在了大陆，后来成了南京博物院的首任院长。胡适抵达台湾机场后，还在打听她的下落。听说她选择留在大陆后，胡适很失落地说：可惜了一个人才。

　　南京博物院的先辈们，在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之际，为了保护中国的文化国宝，可谓是奋不顾身。他们心中有一个执念：中国文化不死，中国就不死。

　　然而在新中国，在和平年代，我们的文物却离奇地被鉴定为赝品，甚至出现在拍卖会的现场，可以说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和莫大的讽刺。

　　曾昭燏说过，如果文物在迁出的途中有何损失，主持文物迁出的人，将成为民族的罪人。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文物在馆藏期间有了任何损失，相关人员更是民族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