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韩国风向不对啊！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追悼仪式，韩国竟也举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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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公众的普遍认知中，近年来韩国在尹锡悦政府主导下似乎始终采取亲美近日、对华强硬的姿态，为何如今却出现看似“转向”的举动？这种变化究竟是偶然的情绪波动，还是背后有更深层的逻辑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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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13日，正值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韩国济州岛一处旧日军飞机库前，近百名当地民众自发聚集。他们手捧白菊，肃立默哀，郑重行礼，并拉起用汉字书写的横幅——“南京和济州苦痛的相遇”。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首次行动，而是连续第十二年举行的民间悼念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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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次？这意味着这项活动自2014年起便已悄然展开。十余年来，风雨无阻，参与者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这份沉重的记忆传承。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早已存在，为何我们直到今年才察觉到其中传递出的不同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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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这场仪式的意义，必须揭开济州岛上那段尘封的历史。位于岛屿南部的阿德勒机场（Aderu Airfield），曾是日本帝国陆军航空部队的重要据点。根据韩国学术界的研究资料，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该基地成为日军对中国东部城市实施远程轰炸的关键出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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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片跑道起飞的战机，多次跨越东海，向南京、上海等城市投下超过300吨炸药，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这些炸弹不仅夺走了无数中国家庭的生命，也把战争的阴影深深烙印在两个岛屿之间的地理与历史联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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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建造这座机场与机库的劳力，则几乎全部来自被强制征召的济州本地农民。他们在恶劣条件下日夜施工，许多人因饥饿、疾病或过度劳累倒下，最终未能回到亲人身边。对他们而言，这片土地既是殖民压迫的见证，也是民族创伤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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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济州人面对这段历史时，内心充满复杂情绪。他们本身是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直接受害者，遭受了长达三十五年的高压统治与资源掠夺；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家园又客观上成为了侵略他国的跳板，间接参与了对他国民众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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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既悲痛又愧疚的心理驱动下，当地和平组织年复一年举行纪念活动。那句“南京和济州苦痛的相遇”，不仅是对共同苦难的确认，更是一种跨越国界的共情表达——两国人民都曾在同一场战争机器中沦为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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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类活动并不仅仅停留在缅怀层面。发起方主要是济州本土的民间和平团体，其核心诉求远不止于历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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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活动现场都能听到一句反复强调的口号：“把济州建成真正的非武装和平之岛。”这句话揭示了他们真正的政治意图：反对韩国政府在济州岛建设大型海军基地，尤其是针对汉拿山脚下的新军事设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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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坚信，正是因为过去拥有军事功能，济州才被日本军国主义利用为战争支点；若今天再度 militarize（军事化），一旦区域局势紧张，这座岛屿将再次成为冲突前沿，百姓将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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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借由悼念南京遇难者的契机，他们既表达了对历史责任的认知，也巧妙地将议题延伸至当下政策争议之中。通过唤起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公众的情感共鸣，增强自身主张的正当性与传播力，实现多重目标的叠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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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此前十一年里这一活动未引起广泛关注，而今年却被视为“风向转变”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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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韩国整体外交氛围的演变。前几年，在尹锡悦领导下，韩国明显倾向于强化韩美同盟、修复与日本的关系，甚至在一些敏感议题上表现出配合美国围堵中国的姿态，导致中韩关系陷入多年来的低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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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即便济州存在此类友好举动，也难以获得主流媒体放大报道的机会，自然很难进入中国舆论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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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年以来，韩国政策基调逐渐显现出务实调整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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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层日益意识到，单靠安全依赖美国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作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在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无可替代——三星电子的芯片出口、现代汽车的整车销售、农产品与化妆品市场，均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准入与消费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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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年因外交摩擦引发的旅游停滞、农产品禁运等问题，已给韩国相关产业带来显著经济损失。现实压力迫使韩国重新评估对华策略，开始主动释放缓和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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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恢复中国团队游客免签待遇，将“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官方排序由过去的“韩日中”改为“韩中日”——虽仅为文字顺序调整，却具有强烈象征意义，显示出愿意优先重视对华关系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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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宏观转向中，济州持续多年的民间纪念活动，恰好成为一个极具价值的“情感接口”。它既不涉及官方立场承诺，又能有效传递尊重历史、珍视和平的形象，成为中国民众感知韩国态度变化的一个具体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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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韩国而言，这是一次低成本高回报的公共外交实践：无需重大让步，即可赢得一定程度的舆论好感，为双边关系回暖铺垫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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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中国公众来说，长期目睹韩国在中美博弈中偏向美方的表现后，突然看到其民间群体主动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难免产生“反常即妖”的警觉感，进而质疑其动机是否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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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也要认识到，这种“不对劲”的感觉，本质上源于对比参照系的变化。尤其当我们将目光投向邻国日本时，差异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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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表现屡屡令人失望：政客频繁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淡化侵略罪行，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声音时有出现。相比之下，韩国作为同样遭受过殖民创伤的国家，始终保持对日本右翼倾向的警惕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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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通过悼念南京遇难者，进一步划清与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界限，展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这种鲜明对比，自然更容易引发中国社会的认可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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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必须保持清醒：韩国当前的做法，根本出发点仍是国家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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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突如其来的道德觉醒，也不是战略立场的根本逆转，而是在大国竞争格局中寻求平衡的一种灵活应对。安全上依靠美国保护伞，经济上深度嵌入中国市场，韩国试图在这两者之间走出一条“两不得罪”的中间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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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的民间纪念活动，恰逢其时地成为服务于这一战略目标的文化资源，因而被赋予超越以往的政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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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这件事的本质是：历史记忆被转化为现实外交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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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民众借助共同的历史伤痕，表达反对军事化的诉求；韩国政府则顺势而为，利用此类事件传递对华善意；中国人民则因相似的战争经历，产生情感共振。三方各取所需，形成一场基于现实考量的理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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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某种精心策划的阴谋，也非突发的情感转向，而是多方利益交汇下的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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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而言，不必为此过度激动，也不必一味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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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韩国在历史认知上不倒退，在经贸往来、人员交流等领域持续推出实质性举措，中韩之间的合作空间依然广阔。哪怕未来仍可能出现分歧，只要底线清晰、沟通畅通，关系就有望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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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亡灵，还是济州岛在殖民时期承受的苦难，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深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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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更多人愿意铭记过去、拒绝遗忘，当不同国家的民众能因共同伤痛而彼此理解，和平的可能性才会真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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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这次看似突兀的“风向转变”，实则是历史情感与现实利益交织作用下的必然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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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懂了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何我们今年才觉得“不对劲”——不是风向变了，而是我们终于看清了风是如何吹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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