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大校长刘元春直言：不是老百姓不花钱，是钱没到他们手上！

今年眼看就要过去了，回想年初那会儿，特朗普搞关税战，全球经济备受影响，很多人甚至觉得经济就此会衰退，可结果数据出来，全球贸易不但没崩，反而还涨了，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了2025年岁末，若要给这一年的经济账本做一个盘点，人们的心情大抵像是坐了一趟过山车，年初的时候，外部环境的紧张感还历历在目。

美国那边频频挥舞关税工具，贸易摩擦的噪音不断放大，市场情绪被压到低点，不少机构和专家当时的判断都很悲观，认为全球经济大概率会明显降速，国际贸易难以避免受到冲击，中国也很难独善其身。

在那样的预期下，“需求下滑”“外贸承压”“通胀反弹”几乎成了关键词，但一年走到尾声，再回头看真实数据，情况并没有按当初的剧本发展。

尤其是在 “读懂中国” 国际会议上，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把前 10 个月的核心经济指标一条条列出来后，不少原本对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总唱衰的人，当场就没了声音。

数据能明确看出来，就算外部市场环境没怎么好转，中国进出口总金额还是达到了 37.31 万亿元人民币，跟去年同期比下来，依旧实现了 3.6% 的增长。

更让人意外的是，年初被反复提及的通胀压力并没有集中爆发，整体物价走势反而趋于温和，部分领域还有所回落，这种预期与现实之间的反差，显然不是偶然。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短期刺激，而在于结构调整的方向是否对路，过去一年，中国在外贸格局上的变化尤为明显，传统欧美市场受限确实存在，但并没有形成“无路可走”的局面。

相反中国加快了对外贸易重心的再布局，把更多精力投向东盟、非洲、拉美等新兴经济体，这些市场在2025年展现出更强的需求弹性，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支撑点。

从结果看，这种调整并非简单替代，而是形成了新的增量，刘元春披露的数据显示，在结构变化过程中，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至约15%。

这一手“乾坤大挪移”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早已深嵌在全球产业链里的硬实力。

而在硬币的另一面，科技界的一声惊雷也彻底改变了资本市场的估值逻辑，时间回到2025年初，当时外界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关税和贸易摩擦上，但科技圈发生的一件事，很快影响到了更深层的判断。

DeepSeek发布了R1模型，这并不是简单多了一个产品，而是用事实说明，在大模型这一长期被少数国家占据优势的位置上，中国同样具备持续推进的能力。

它让市场看到，相关技术并非只能沿着既定路径前进，也并非不可追赶，正因为如此，一些国际投资机构开始重新评估中国资产，包括高盛在内的投行，开始把技术进展纳入核心变量进行测算。

原因并不复杂：美国一侧面临高债务压力、经济前景存在不确定性，而中国这边出现了可以被验证、能够落地的技术成果，这种对比本身就会改变资金的风险判断。

进一步看，这类突破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来自一套较为成熟的创新环境，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应用市场，新技术一旦推出，往往可以迅速进入实际场景测试，并在使用中不断优化。

同时，每年持续增加的理工科毕业生，正在补充研发、制造和工程环节的人才供给，使创新不只停留在实验室。

刘元春指出，深圳、合肥等地形成的经验，已经把资金引导、政策支持和人才配置有效结合，推动技术成果更快转化，这也是国际市场重新关注的重要原因。

不过，如果只盯着这些进展，很容易忽视另一组同样关键的数据，在第八届进博会上，刘元春谈到国内消费结构时给出了一个现实提醒：居民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仍不足40%。

这一水平明显低于全球平均的55%，与美国接近68%的比例差距更大，这意味着经济运行中，内需支撑依然偏弱，问题随之而来，相关政策持续出台，改善预期的措施不断推进，但居民消费恢复始终有限。

收入增长预期、就业稳定性、公共保障覆盖等因素，仍在影响消费决策，这些现实约束，决定了技术和外贸带来的增长，尚难完全传导到日常生活中，为什么老百姓的钱包就是很难真正打开？

过去我们总爱把这归结为中国人爱存钱、观念保守，但刘元春这次把话说得很直白，他认为问题根本不在观念，而在收入怎么分，在他的分析中，国民收入结构并不合理。

老百姓拿到的收入份额只有 60.6%，明显比世界平均水平低，而企业占的比重却偏高，说白了整体经济规模确实在变大，但普通家庭能自由支配的钱，增长速度没跟上经济扩大的节奏。

换句话说，经济总量上去了，但落实到个人层面，增长感受并不强，多数家庭一年到头，收入先被房贷、教育、医疗等固定支出占掉大半，剩下的空间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自然会被压缩。

不是大家不愿意花钱，而是担心未来风险，只能把有限的结余存起来备用，刘元春测算，目前消费领域的短期缺口接近2.9万亿元，这背后反映的是收入预期不足，而不是消费意愿不足。

政策上不是没干活，这两年推出的家电汽车以旧换新、发放消费券，还有各类补贴，短时间里确实起到了托底作用，把消费和经济局面稳住了。

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的以旧换新项目为例，直接拉动了超过2.4万亿元的销售额，覆盖人群广，见效也快，但问题在于这类措施更多是应急手段，并不能长期改变消费结构。

因此刘元春提出的思路很清晰：短期稳住基本盘，长期必须调整分配机制，核心方向是让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获得更高比例的回报，尤其是中小企业员工、技术工人和个体经营者。

税制也需要进一步优化，比如扩大综合个税范围，提高教育、医疗、养老等支出的税前扣除力度，让家庭负担真正减轻。

放到更长周期看，“十五五”阶段是关键窗口，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从过去依赖数量和成本，转向依靠高技能和高附加值，这也是强调教育和人才战略的现实原因。

当更多劳动者具备高技能、对应高收入，消费能力自然会随之提升，房地产不再承担拉动增长的角色后，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提质将成为新的支点。

刘元春判断得很准，与其担心房地产调整，不如把精力花在怎么通过高质量发展来解决社会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