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胡耀邦与青海领导谈到蒯大富在服刑时，作出了指示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预备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反复出现的一个词是“甄别”。文件要求对“文化大革命”中牵涉甚广的案件逐一复查，重审冤假错案。舆论场并未公开议论蒯大富，但办案人员很快发现，他的卷宗在北京市公安部门足足占了两柜。正是在这股全面清理旧账的浪潮里，蒯大富案从沉睡十余年的案卷里被重新翻出，随后才有了1983年的正式宣判与随后的服刑生涯。

彼时的蒯大富已与1967年那位在清华操纵风云的“井冈山兵团”头目判若两人。1945年出生在江苏滨海农村，父母都是中共党员，按当年的口径是难得的“红五类”。1963年考入清华化工系，本可以走上技术员的平稳路，却在1966年夏天被推向政治漩涡。手绘《百丑图》，冲击国家机关，甚至进入北京革委会核心，总政卫戍区、国务院领导对他都留下了深刻印象。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亲自接见并严厉批评蒯大富，留下一句“要老老实实搞生产”的嘱托，随后他被分配至宁夏青铜峡铝厂当电解工。

1970年10月的那通电话是命运转折。北京来电称“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地方政府给他披上人大代表的彩带送上飞机。刚触地就被带往清华审讯室，此后在京、在牢、在厂多次轮转。漫长的审查里他写了厚厚几沓笔供，最终于1983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诬告陷害罪”三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7年，刑期从1970年10月31日算起。按法律计算，余刑只剩四年多。刑部决定把他押往青海，地点是海西荒漠中的塘格木劳改农场。

塘格木地处柴达木盆地北缘，海拔三千米出头，空气含氧量不足内地的四分之三。外省调来的干警戏称那是“离天近，离人远”。蒯大富抵达时正值腊月，最低气温零下二十五度。改造场所比一般劳改队宽松：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分区管理，允许订阅人民日报、青海日报，各队还配了老旧14英寸黑白电视。蒯大富体质并不强，农场没安排高强度体力活，白天帮管教整理资料，晚上与狱友下象棋。农场干部后来回忆：“他那几年最大的优点是配合管理，不挑头、不串联。”

1986年6月上旬，胡耀邦结束新疆考察后由格尔木转场西宁。随后一天，他在青海省委会议室听取政法系统汇报。当提到农场羁押的几名原“造反派”骨干时，胡耀邦突然插话：“蒯大富还在看守？”青海主管同志回答：“人在，态度不错。”胡耀邦点头：“人改得好，出来后要给个合适岗位。”一句交代，没有华丽措辞，却释放了中央对处理历史遗留人员“宽严相济”的明确信号。短短几秒的对话——“人还好吗？”“表现不错。”——成为蒯大富后半生轨迹的关键节点。

直接效果是刑满释放前政策倾斜。1987年下半年，监区领导找蒯大富谈话，让他写书面意见。蒯大富提出三点：不留农场就业、离开后不被监视、恢复名誉。组织答复同意前两条，第三条搁置。1988年初，青铜峡铝厂来函愿意接收老职工。蒯大富顺势回到20年前离开的车间。那一年，他42岁，每月基本工资89元，加班与奖金最高拿到150元，远低于同届清华毕业生，但在厂内已是中等偏上。恢复自由的第一顿工作餐，他在铝水车间食堂要了一碗拉条子，没说话只顾吃，工友记得他眼眶湿润。

生活回到节奏后，他开始相亲。人选不少，却都被他以“谈不拢”婉拒。1988年秋，一位南京同学寄信介绍罗晓波。罗晓波生于1961年，北大数学系毕业，工作于南京某研究所。她对当年“清华风云人物”抱有好奇，二人通信数封见面即定婚期。家长顾虑重重，但罗晓波态度坚决。百日后婚礼在青铜峡举行，没有乐队，没有彩车，工友们拼凑了彩灯，车间主任致辞：“希望小罗帮老蒯扎根技术岗位。”这一幕在地方报纸只出现了简短五行新闻。

1990年，罗晓波借调铝厂计算机室，从零开始学软件开发。那年中国尚未普及个人电脑，车间里摆着东芝T200主机，操作系统仍是DOS。她编写电解槽温度监控程序，为工厂节约能源支出。评奖名单初稿遗漏蒯大富，原因是“历史复杂”。罗晓波找到厂长，据说声音并不大，却一句顶一句：“技术指标是他提出的，数据也是他跑炉算的，凭什么除名？”最终两人并列获奖。此事在厂内被视作一次风向变化：能力优劣而非历史标签开始主导荣誉分配。

1992年市场经济大潮席卷西北，一家山东蓬莱民营企业——振兴实业公司——到处挖有色金属人才。总经理亲赴青铜峡，签下蒯大富夫妇，开出工程师待遇与两层小楼。蒯大富带着一本化工专业书、一箱资料、一台旧14寸电视北上山东。临行前，他站在铝厂宿舍楼下和老同事合影，照片里他穿着蓝色劳动布，左胸还别着那枚“两红一专”纪念章。

进入蓬莱后，夫妻俩工作内容更接近现代企业：项目评估、技术改造、成本测算。蒯大富负责阳极制造工艺改良，罗晓波承担局域网建设。公司给的楼房带暖气、浴池，前院还让他种了月季花。几年下来，蒯大富女儿蒯小琼出生。名字取自“富”的反义——望孩子此生不再“穷困”。孩子上幼儿园使用母姓罗，户口本职业栏写着“工程师”。

纵观蒯大富案，司法处理前后跨度二十余年，反复、曲折、再审、减刑，既映射法律制度的完善，也折射中央政策的磨合。1986年那声简短的“表现好，出狱可以安排工作”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八十年代中后期政法系统在甄别历史遗留人员时频繁使用的要义：罪责有别，改造为先，安置有度。青海省政法干部后来回忆，胡耀邦此行最大的实际影响在于：“让基层敢于在政策范围内积极做事。”

至1990年代末，蒯大富已很少被公众提起。他自知社会敏感度，逢人询问只说“在企业搞技术”。偶尔有人问起清华岁月，他沉默片刻，说的第一句总是：“那个时候，不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