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赴北戴河游泳，一年轻人上前问好，王稼祥：他是古柏的儿子

1956年3月，北京的细雨刚停，怀仁堂里空气还有些湿冷。会上短暂休息时，毛主席忽然侧身问了一句：“古柏当年牺牲的事，弄清了吗？”周围几位部长对视，无人敢接话。就这随口一问，把一桩尘封二十年的往事重新翻出，也把主席心里那根旧弦拨得更紧。 追查令当日下达到公安部。几个月后，一份厚厚的专案卷宗送上案头：广东龙川县鸳鸯坑，纸厂工人王应湖告密，敌军围剿，古柏中弹倒下——一切细节都写得明明白白。读完卷宗，主席沉默许久，只说一句：“总算对得起他。”

时间跳到1960年8月12日，北戴河。清晨五点半，潮声把海面拍得碎响，主席刚从水里上来，赤着脚踩在湿沙上。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迎面而来，声音干脆：“毛主席好！” 短短四字，礼貌却不拘谨。主席微微点头，却没认出对方。王稼祥在旁开口：“主席，他叫古亿民，是古柏、曾碧漪的孩子。”这一句话，如同把人拉回井冈山下的寻乌县。

古柏的名字，在赣粤边区是旗帜般的存在。1930年春，毛主席准备做一次系统的社会调查，选在三省交界的寻乌。古柏任县委书记，既熟地形又通民情，硬是把几十位商人、佃农、贫雇农一一请来，连夜开起“拉网会”，主席听方言听得吃力，他就干脆做翻译兼记录。那份后来命名为《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稿，最初底稿就出自这间土砖祠堂。

调查期间，古柏的妻子曾碧漪挺着六七个月的身孕，依旧抄写文件。主席看着她的肚子，脱口一句：“调查像怀胎，解决像分娩。”一句比喻，被部队官兵说了整整十年。

古柏夫妇同为主席秘书，这在红军中堪称唯一。可风云突变，1931年“左”倾路线抬头，古柏被撤职改做粮食工作。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留在赣南打游击，曾碧漪则因腿伤被俘又被放，漂泊各地。1935年夏，鸳鸯坑枪声停下时，古柏倒在血泊里，身边只剩一枚刻有“古柏之印”的私章。

同年冬天，曾碧漪在吉安一间临时产房做助手，才得到丈夫牺牲的噩耗。她没时间哭，只记住两件事：为古柏讨个公道，寻回失散的五个孩子。可现实残酷，长子、三子先后夭折；寄养人家被清乡部队株连，次子古一民辗转流落。1949年回北京的吉安车祸，又把好不容易找回的古一民带走。

事情迎来转机是在1954年。中纪委里有人偶然提到瑞金工农速成学校收养的烈士遗孤，信息顺藤摸瓜，才查出古亿民的名字。孩子当年离开母亲，仅十八天。此时他已二十岁，仍拿不准自己的身世。

再把镜头拉回北戴河海边。得知主席要见，古亿民转身去找母亲。曾碧漪刚换好拖鞋，被儿子一句话拉到沙滩。远处，主席伸手相迎，目光意味复杂：“孩子找到了，我也放心了。”手心一合，三十年生死聚散化作无声。

临别前，主席低声说了一句：“常来。”这不像命令，更像惦念。曾碧漪点头，却没再多话。她心里清楚，古柏的名字早已写进军史，可他那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仍要靠后来人去践行；而古亿民，正是后来人。

1962年，公安机关把告密者王应湖移交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同年，古柏烈士墓在龙川县重修，碑文末行刻着一句：“调查求真，死而后已。”两年后，古亿民大学毕业，主动申请到边疆农场工作。有人问他理由，他说：“父亲做过的事，我得接着做。”

故事到这儿并没结束。曾碧漪晚年常把那枚“古柏之印”放在桌角，信件盖章时用一次，似在提醒自己：调查与求证从不嫌晚。1960年的北戴河相遇，只是许多因果里最温暖的一环。风停浪静，海面反射着光，几个人影在沙滩上拉得老长——岁月被历史写进水纹，却留得见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