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清复明到全员归降：清廷用糖衣炮弹，瓦解郑成功的台湾抗清基业

澎湖海战大败后，台湾明郑政权人心惶惶，面临双重选择：要么困守孤岛坐以待毙，要么归顺清廷，换取实打实的荣华富贵。

令人意外，就是曾经高喊“抗清复明”的明郑将领们，大多数选择归顺清朝。

于是，当明郑政权归附清朝的捷报传到清朝廷时候，康熙皇帝立即放下奏折，对身边大臣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郑氏归顺，不在一战之功，而在十年之谋。”

实际上，清朝廷消灭台湾明郑政权抗清基业，不是一场战役就能解决，却是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封赏策略，用糖衣炮弹瞄准了明郑集团的软肋，悄然瓦解盘踞在台湾海外孤岛上最后的抗清堡垒。本文就基于史料，讲述这一切事情的缘由。

一、拿郑成功父亲当诱饵，清廷的‘亲情+富贵’双杀

清朝廷对郑氏家族反清基业的“瓦解大计”，早在郑成功抗清初期就开始了，最开始瓦解的核心，就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

明末时候，郑芝龙乃是朝廷的重将，手握重兵的“海上霸主”。当时，清朝廷以“同安侯” 爵位、永镇福建的承诺为诱饵，成功诱其投降大清。

可是，郑芝龙入京不久，很快就被清朝廷软禁，并且把他作为逼降郑成功的人质。当时，清朝廷深谙糖衣炮弹的诱惑作用，一方面对明郑集团许诺高官厚禄诱降，另一方面也以军事威慑威逼投降。

在1653 年，顺治帝将招抚的筹码加大，许诺册封郑成功为 “海澄公”，赐予泉州一府之地，并且供其安插军队，连郑氏家族的郑鸿逵、郑芝豹等家族成员也一并封伯授官。

当时，清朝廷为了展现诚意，主动提出追查之前劫掠厦门的罪责，将肇事官员进行革职审讯。同时，清朝廷逼被软禁的郑芝龙，频频写信给儿子郑成功劝降，许诺父子团聚、共享富贵，试图用亲情来瓦解郑成功的抗清意志。

清廷的算盘很精：郑成功接了封地，就被死死困在东南；不接，就以“抗旨”的名义出兵攻打。

但对明朝忠心耿耿的郑成功，早看穿清廷伎俩，以“兵马繁多，非数省不足安插”为由，要求将封地扩展至福建福州、浙江绍兴一带，并勒令浙、闽、东粤近沿各郡接受郑军安排。这一举动，暴露了他“以战促和”，占领清朝东南地盘的真实意图。

清朝廷当然不会答应郑成功的狮子口大开，谈判自然破裂，清军大举进攻郑成功的军队。在福建沿海抗清失败的郑成功，把目光投向了能辐射大陆，又能躲避清朝锋芒的台湾为抗清基地。

二 郑成功死后，家族内讧+清廷利诱：明郑集团开始崩了

1662年，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听闻父亲郑芝龙在北京被处决，以及祖坟被掘的消息后，悲愤交加；再加上其子郑经与乳母陈氏生子等家族丑闻，更是觉得羞愤不已，不久就暴毙身亡。

当时，郑经的叔叔——郑袭在台湾欲继承权力接班人，自然与郑经展开了一番激烈的权力斗争。

郑经经过一番权力斗争，最终继承了父亲的权力之位。夺权后的明郑集团早已元气大伤，台湾地狭人稀、物资匮乏的困境愈发明显。就在此时，清朝廷再次频频抛出橄榄枝……用高官厚禄和世袭爵位等条件，以及子孙后代安享富贵，诱惑明郑集团官员将领投降清朝。

1663年，清军攻占金门、厦门，郑经退守台湾。当时，清廷再次伸出橄榄枝——许诺封郑经为“海澄公”，允许郑氏集团保留部分私人武装，甚至可以像吴三桂等藩王一样，在福建拥有自己的领地。

这一条件相当诱人。郑经召集文武官员商议是否招降，会议上的观点分歧激烈。

如老将周全斌坚决反对：

“此乃清廷分化之计！先王遗志不可忘！”

但一些文官和商贾出身的官员将领，却持反对意见：

“台湾地狭人稀，物资匮乏，长期与大陆隔绝，绝非久计。接受招安，既可保富贵，又能与大陆通商，实为上策。”

面对降清和抗清的抉择，郑经觉得非常矛盾。他知道清朝在东南的封海令，令台湾的反清集团处境困难，清朝廷的条件的确优厚，但他也不愿意放弃父亲的反清遗志，愿意当忠臣。

这样，谈判持续数月，最终都是因郑经坚持“须援朝鲜例，不剃发，不登岸”遭到破裂。

面对郑经的执迷不悟，清朝大臣建议分化郑经集团的部将。

此后十余年，清廷一边加强海防，训练水师，一边持续对郑氏集团内部进行招降分化和瓦解。他们重点拉拢郑氏旧部、文官幕僚乃至宗室亲信，许以高官厚禄，希望用糖衣炮弹去瓦解明郑集团部将的抵抗意志。

于是，在1664年，郑经部将、曾任思明州知州的林顺主动投诚。清廷大喜，立即授予林顺总兵职，赏银千两，赐宅邸于福州。

这消息传开，在台湾的明郑集团引起了骚动。之后，郑经的部将也禁不起糖衣炮弹的诱惑，如何义、陈辉等人相继归顺清朝，都获得了优厚待遇。为了更吸引明郑集团的人才，清朝廷专门设立“招徕馆”，为投诚的郑氏将领提供安置住所。

尝到甜头最多，乃是郑成功的部将——黄梧。作为郑成功的亲信大将，黄梧深知台湾的困境——物资短缺、人心浮动，与其跟着明郑守着孤岛，不如降清换取世代富贵。于是，他果断带着城池和兵马降清。

当黄梧投诚之后，清朝廷立即封他为海澄公，不仅赏赐万两白银，万两白银在当时能买下上千亩良田，追封他祖上三代为光禄大夫，赐下御笔亲题的“勋高九锡”金匾，允许他修建宗祠光宗耀祖。

清朝廷为了更好瓦解明郑集团的人心，就公开宣扬黄梧的爵位可以世袭12次，这意味着他的子孙后代，哪怕什么都不用做，也能靠着爵位吃穿不愁。

后来黄梧病逝，清廷又追赠他为“忠恪公”，其子黄芳度不仅顺利袭爵，还因战功被追封王爵。这份待遇，别说在台湾当王爷，就算是中原腹地的世家大族，也未必能企及。

最具冲击力，也是郑经的叔叔郑鸣骏主动表示归顺清朝。郑鸣骏原本是郑氏家族核心成员，于1666年率部下及船只百余、官兵四千余人投清。康熙亲自下旨，封郑鸣骏为“慕仁伯”，赏赐尤为丰厚。

面对清军用糖衣炮弹，让人才和兵力源源不断的流失，郑经立即采取铁腕措施，严禁部下与大陆私下联络，违者处死。但着强硬的风格，却是加剧了集团的内部矛盾，令明郑集团更是分崩离析。

三 终局：13岁幼主掌权，明郑高层集体倒向清廷

1681年，郑经病逝。权臣冯锡范发动政变，拥护自己女婿，年仅12岁的郑克郑克臧继位，开起了明郑政权的外戚专政，台湾政局更加动荡，清廷看到了绝佳机会。

于是，康熙批示：

“郑经已死，幼主即位，主少国疑。当加大招抚力度，可许以公爵世袭，赐第京师。”

当时，清廷派使者秘密联络郑克臧的叔父郑聪等人，许诺一旦主动招降，促成台湾归顺，将赐予高官厚爵。同时，清军加紧备战，任命原本郑成功的部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积极训练水师，准备攻台。

在清朝廷“恩威并施”的策略下，明郑集团内部迅速分裂：以郑聪、郑明为代表的一部分宗室和官员主张归顺；以冯锡范、刘国轩为代表的主战派，却表示坚持抵抗。

之后，在1683年，施琅率清军水师在澎湖海战中击败明郑水师主力。台湾门户大开，郑氏集团面临最后抉择。

当时，明郑集团的冯锡范与刘国轩这两位实权人物，主动接受了清朝的招抚条件，愿意归顺清朝。如澎湖海战的明郑集团主将——刘国轩，乃是明郑最后一位军事支柱，曾多次击退清军进攻。但在清廷的暗中联络与利益许诺下，逐渐动摇。在澎湖战败后，竟主动劝说郑克塽投降，表示大势已去，继续抵抗是伤害百姓；不如归降，保全生命和宗祀。

掌握大权的冯锡范，也看到大势已去，主动愿意归降清朝。于是，在澎湖海战两个月后，明郑集团的掌权人——13岁的郑克塽奉表请降，清军兵不血刃进入台湾。

投降清朝的明郑集团核心人物，待遇是非常优厚。如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作为明郑政权的末代掌权者，不仅没有被清算，反而被封为汉军公，清廷特意为郑家安排了佐领之职，允许世袭罔替，他的弟弟、儿子等亲属，都能凭借这个职位进入八旗体系，享受朝廷俸禄。

曾经明郑集团的战神——刘国轩，降清后被封为顺清侯，直接授予直隶天津镇总兵的实职，手握一方兵权。康熙皇帝还特意赏赐他一套京城豪宅，解决了他的住房难题。刘国轩去世后，清廷又追赠他为太子少保，赐葬顺天府苏家口，连身后事都安排得妥妥帖帖。

除了高层之外，清朝廷对明郑集团的中下级军官也是毫不吝啬：愿意从军的，直接编入绿营水师，调往山东、福建等地驻防，领取朝廷的固定军饷；想要入仕的，经过考核就能担任地方佐吏，为了防止造反，被限制不得在沿海任职，但也算是体系内的正式编制工作。就连普通士兵，清廷也给出了“愿入伍归农，各听其便”的政策，归农者能分到中原地区的荒地，还能领取种子、农具，享受3-5年的免税期。

这样，清朝廷靠着糖衣炮弹和“高薪招安”的组合拳，一步步瓦解了郑成功留下的百年基业——它没有单纯依靠武力征服，却是精准抓住了人性对物质欲望的弱点，用实实在在的利益，令明郑政权从内部开始崩塌。

总结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总结清朝廷的高明之处，在于懂得攻心为上，精准把握了人性的弱点——用富贵瓦解忠诚，用利益瓦解忠诚。

对于明郑集团的降将来说，他们的选择或许有争议，也许是违背了儒家的忠。但从现实角度来看，不过是在时代洪流中，不过是为自己和家族选择了一条更安稳的出路。

在时代洪流中，历史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不同选择下的命运沉浮。明郑集团降清乃是一场关于“利益与忠诚”的博弈，至今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