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考令下不敢 “考”，升学率压着不能 “放”，只能给试卷换个名

文｜教而育之

教育部的规定白纸黑字，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其他年级每学期只能组织一次期末考试。这些年，通知一次次下发，监管条款也越来越细。但如果你走进任何一个家长群，听到的吐槽几乎没变过。周考换了个名字叫“限时练习”，月考摇身一变成了“学业检测”，孩子桌上的试卷没少，写到深夜的灯光依然亮着。老师这边也无奈，不测试，怎么知道学生跟没跟上？升学率的压力，可是实实在在压在肩上。

一边是政策的刚性约束，另一边，是校园里花样翻新的变相测试。这场无声的拉锯，揭开的正是减负多年却始终难解的核心困境。

为什么禁令管不住一张张改头换面的试卷？说到底，是那根“分数指挥棒”还在悄悄转动。只要中考、高考的选拔逻辑不变，“一分之差，甩开一操场”的现实就悬在每个人头顶。学校不敢放松，升学率连着声誉与资源；教师也难挣脱，业绩评价仍与分数紧密挂钩。甚至家长，最初或许是减负的支持者，却在“别人都在考，我们不考就落后”的焦虑中，不知不觉成了变相测试的默许者，甚至自发组织起“地下联考”。

自上而下的焦虑层层传导，让一纸禁令在现实中难免显得苍白。那些层出不穷的“测试马甲”，不过是这种集体困境下的自然产物。

若再往深处看，减负之难，其实是几重矛盾扭结在一起的结果。

政策条文可以写得清清楚楚，但执行中的弹性空间却难以杜绝。什么叫“频繁测试”？随堂练习和变相考试的界限究竟在哪？这种模糊性，往往成了变通操作的温床。有调研就曾显示，多地学校存在以“练习”之名行考试之实的现象，利用的正是定义的灰色地带。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当我们拿走了考试这根最常见的“指挥棒”，又该用什么来评价学习？很多学校尚未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多元评价体系，课堂观察、实践展示、成长记录，这些听起来美好，做起来却需要时间与系统支持。于是，一种无奈的循环出现了：越缺乏其他评价手段，就越依赖考试来摸清学情。

负担的转移也悄然发生。有些学校在减负压力下，将批改作业、打印资料等任务推给了家庭。家，不知不觉成了“第二课堂”，家长疲惫不堪，孩子也未必轻松。结果呢？往往是“校内减了负，家里却加了压”。

破局之道，或许不在于一味地“堵”，而是得从更根本的地方重新思考。

评价体系的改革是绕不开的一环。分数不能是唯一的尺子。有些地方已在尝试。比如通过技术平台设定作业的难度与时长，用红黄绿三色预警机制防止负担过重；或是借助大数据分析学情，让老师不必依赖频繁考试也能把握教学节奏。这些探索证明，多元评价不是不要考核，而是让考核更贴近成长的本质。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课堂本身要高效。减负不等于放水，恰恰相反，它要求教学更精准、更生动。摒弃机械的题海战术，设计更具启发性与层次性的作业，把课堂时间真正还给学生思考和探究，当学生在校内的学习充分而有效，课后自然不需要无休止的测试来“补漏”。

家校之间的理解与协同也至关重要。教育部门需要划清学校与家庭的责任边界，杜绝教学任务向家长转移。同时，也要帮助更多父母跳出“唯分数”的思维惯性。毕竟，被焦虑驱动的不停考试，磨损的往往是孩子宝贵的好奇心与创造力。

说到底，减负不是一场简单“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的博弈。它关乎教育最终要回到哪里，是培养会思考、有生命力的人，还是训练出只会答题的机器？这条路注定不短，但每一次对评价方式的优化、对课堂质量的提升，其实都是在为孩子的成长腾出空间，也是在为教育的未来，留出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