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乔冠华被撤职，乔的老友韩素音回国后写道：也许他总是被迫的

1976年10月7日清晨，首都上空的阴霾刚散，乔冠华的专机掠过渤海湾向首都机场下降。此前十二小时，他仍在纽约处理联大议案，外交部机要秘书的一句“最新电报，请乔外长立即回国”，让这位惯于掌控场面的谈判高手第一次感到手心发凉。

舱门打开时，迎接他的并非惯常的迎接队，而是一辆挂着总参牌照的吉普。短短几句交接后，司机只说：“乔部长，直接去京西宾馆。”乔冠华点头，沉默，车窗外的金黄梧桐快速后退，他明白一场突变就在前方。

当天下午，天安门东侧彩旗猎猎，首都市民成群结队，他们还沉浸在粉碎“四人帮”的狂欢。与广场上激动的呐喊形成反差的，是乔冠华在宾馆接过任免文件时那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从部长的位置被拿掉，用的是一句简短的措辞：“工作调整，暂回二线。”

彼时外界只看到他被“打回原形”的结果，却很少有人追问原因。外交部内部传出的说法五花八门：有人说他在“四人帮”面前姿态过高，有人说他在七·二一口头会上言辞过烈。真正的关键，后来才被黄华一句暗示点破——“耳朵长在别人那儿”。

乔冠华本不缺锋芒。1971年秋，他带团首闯联合国，演讲中痛击霸权，两千多名与会代表屏息聆听。外媒第二天的社论用了一个词——“Chinese thunder”，意思是：中国雷声。他生成性格中的快意，就在那几次掌声中被无限放大。

辉煌背后是代价。自1970年龚澎去世起，他开始依赖烈酒。每当深夜归家，常见他独坐沙发，手捏放大镜翻看旧照片。1971年夏，他因肺结核住进北医三院，与同病房的陈毅谈天说地，一度以为苦日子就此终结。

凑巧的是，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秘密访华，周恩来钦点乔冠华陪同谈判。从钓鱼台到首都机场的车上，乔冠华突然问基辛格：“中国进联大，难道一定得等尼克松？”基辛格含糊其辞，他却大笑：“未必。”三周后，第26届联大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乔冠华站在蓝色大理石讲台上，翻译几乎跟不上他连珠炮式的句子。

然而自在与张扬并非所有人都喜欢。1974年他成了部长，办公室的电话铃声明显增多，真正能走进书房闲聊的老友却渐渐稀少。某个夜里，一位老同事敲门见他孑然对坐，只见酒瓶空了一半。问及缘由，他摇头不语，泪痕未干。

章含之的出现一度让乔冠华恢复笑容。1973年大年夜，两人领了结婚证。章含之外向爽利，英语底子好，在钓鱼台帮他磨稿、核句。乔冠华对朋友说：“遇事要先让她过目，她挑不出错，我才放心。”可婚后责任更重，外部纷扰亦更密。

1976年春，他被卷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游行。街头标语里出现“乔部长带头学习”字样，他本想保持距离，却不得不走在队伍前排。韩素音后来写道：“也许他总是被迫的。”这段观察，恰恰触到乔冠华最痛的软肋——身在高位，脚下并非实地，而是一片流沙。

撤职后三个月，他主动向组织请假，理由是“旧疾复发”。实际上，心肌梗塞、肝硬化、肺部阴影几乎同时找上门。他住进北医三院老楼，每日三次散步，口里背诵苏轼《赤壁怀古》，“羽扇纶巾”一联格外响亮。同走廊的护士曾说：“这位老先生背词像唱戏，气还是很足。”

1978年，确诊为肺癌。朋友去探望时发现书桌上摊着厚厚几摞英文剪报，他仍在比对资料，准备写回忆录。他解释：“外交是连轴戏，停一刻就脱节。”他想写的不只个人功过，还想还原七十年代那场大棋局，只可惜文稿刚拟提纲，病情已恶化。

1980年秋，他调到对外友协担任顾问。那一年他第一次被允许走进外交学院作闭门谈话，主题是“多边论坛的语言策略”。讲到“微笑”的力量时，他忽然停顿，轻声道：“有时候，嘴角上扬比拍桌子更致命。”台下无人敢接话，但记笔记的沙沙声骤然加快。

1982年，冯亦代替他寻回二十七岁时出版的《争民主的浪潮》。乔冠华颤抖地翻页，喃喃道：“这么多年，原来我一直在岸上绕圈。”那一夜，他重新提笔写序，却在凌晨两点放下钢笔，“还是等身体好些再写。”

等来的却是加速恶化。1983年9月22日，肺癌终结了他七十年跌宕。次日，人民日报第四版的讣告只有短短数行。没有详细生平，没有外交成就，甚至没有昔日常见的“沉痛”二字，只淡淡一句“因病逝世”。

今人回看外交档案，当年那份任免令分类在“机关干部正常调动”，原因栏空白。或许，乔冠华自己也未能彻底拼凑事件真相。韩素音离京前在笔记里写下：“他善笑，亦善怒，但更多时候，他别无选择。”字迹潦草，却锋利。

乔冠华的回忆录终究没有面世，留给后人的，是一幅由掌声和静默共同勾勒的剪影。一如那张广场上传播最广的照片：人群山呼欢腾，他背手而立，眼神游离，仿佛在问——此刻属于谁，又与我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