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9月17日,黄海海面上硝烟弥漫。
这一天,清朝30年洋务运动的成果,在4个多小时里灰飞烟灭。北洋水师损失5艘军舰,管带邓世昌与致远舰同沉,而日本联合舰队12艘军舰,一艘未沉。
两个月后,号称"远东第一军港"的旅顺,一天沦陷。李鸿章宣称"可坚守三年"的要塞,日军只用了不到24小时就全部拿下,死伤仅280人。而清军战死2000余人,剩下的将领,在战斗打响前就跑了。
这场战争的账面数据,原本完全不该是这个结果。
清朝国土面积是日本的30多倍,人口4亿对4000万,财政收入8000万两白银对日本7000万两。清军号称百万大军,日本陆军常备兵力不过6万。
可战争一开打,清朝就像一个虚胖的巨人,被一个瘦小的对手打得满地找牙。
战后,欧洲列强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弯。原本对大清还存有几分敬畏的西方人,从此不再把这个庞然大物放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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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8月,四艘巨舰缓缓驶入日本长崎港。
这是北洋水师的定远号、镇远号、济远号和威远号。其中定远号和镇远号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铁甲舰,每艘排水量超过7000吨,装甲厚达14英寸,主炮口径305毫米。
长崎市民站在码头上,看着这两艘钢铁巨兽,吓得说不出话来。日本海军此时最大的军舰,排水量还不到3000吨。
德国首相俾斯麦听闻此事后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如果中日开战,中国必胜。当时欧洲人普遍认为,清朝虽然在鸦片战争中吃了亏,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真要跟日本这样的小国动手,碾压对方不成问题。
然而8年后的甲午战争,彻底颠覆了这个判断。
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打响。日本舰队突然袭击护送清军的运兵船,击沉高升号,871名清军官兵葬身海底。这是甲午战争的第一枪,清朝连宣战都没来得及。
接下来的战事更是一边倒。
9月15日,平壤战役。清军在平壤部署了18000人,日军16000人。按理说清军占优,但主帅叶志超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弃城而逃,连夜狂奔500里,一口气跑回了国内。清军大溃,日军阵亡仅180人。
10月24日,鸭绿江防线。清军名义上有28000人,日军30000人。日军强渡鸭绿江时,清军只阵亡了500人,而日军阵亡才33人。这叫什么仗?几乎是日军散步一样走过来的。
11月21日,旅顺陷落。这座耗资数千万两白银、经营16年的要塞,驻军14700人,78门大炮。日军一天拿下,死伤426人。
10年后,同样是旅顺,俄军守卫时,日军打了半年,死伤6万人。
同一个地方,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这个问题,当时很多人都在问。清廷官员互相推诿,有人说武器不如人,有人说将领无能,有人说朝廷指挥失误。
但真正的答案,藏在一个更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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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打到一半的时候,日本参谋本部做了一份详细的情报分析。
这份分析的结论让人大跌眼镜:清朝名义上有百万大军,但真正能打仗的,只有7.5万人。
这7.5万人,主要是李鸿章手下的淮军。而淮军是什么?是李鸿章的私兵,不是国家的军队。
清朝的军事体制,从根子上就是一盘散沙。
八旗兵早就废了,入关200多年,这帮人只会遛鸟斗蛐蛐。日军打到辽东了,直隶一带的八旗兵还在过他们的太平日子。绿营兵也不行,装备老旧,训练荒废,很多人还在用大刀长矛。
真正有战斗力的是湘军和淮军,但这两支部队是私人武装。湘军是曾国藩的,淮军是李鸿章的。将领效忠的是他们的老板,不是朝廷。
更要命的是,这些部队互不隶属,谁也不服谁。
甲午战争期间,前线吃紧,清廷想从各省调兵支援。结果呢?
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南洋得防太平军余党,兵不能动。湖广总督说,湖北要剿匪,抽不开身。李鸿章想调南洋水师北上支援,南洋大臣直接怼回来:「倭人专攻北洋,南洋岂可浪战?」
这话翻译一下就是:日本人打的是你北洋,关我南洋什么事?
国家都快亡了,地方大员还在打小算盘。
平壤战役时,守将叶志超的部队饿得去抢老百姓的红薯。为什么?后勤跟不上。清军没有像日军那样的兵站制度,武器粮草运输全靠临时雇的脚夫。这些脚夫一听到炮响就跑,物资根本送不上去。
日军参谋本部的情报显示,清军参战部队中,只有60%的士兵配备了来复枪,剩下40%还在用弓箭、大刀和长矛。就是装备了洋枪的部队,枪械品种也五花八门:淮军用德制毛瑟,湘军用英制恩菲尔德,还有人用法国枪、比利时枪。枪不一样,子弹也不通用,打到一半没弹药了,只能干瞪眼。
而日军呢?
1873年,明治天皇颁布《征兵令》,规定所有年满20岁的男子必须服兵役,常备役3年,预备役4年。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建成7个野战师团,常备兵力6.3万,预备役23万,战时可动员总兵力超过40万。
这是一支真正的国家军队,有统一的指挥,统一的训练,统一的装备。
清朝有百万大军,但那是分散在各省、各派系手里的一盘散沙。日本只有几万常备军,但可以在需要时迅速扩充到几十万。
这就是组织能力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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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组织能力的差距,不仅体现在军队上,更体现在整个社会的动员上。
1894年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全民战争的狂潮。
天皇本人带头从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用于海军建设,官员们自愿拿出薪水的十分之一充作军费。
前线日军每个师团配备3000名民夫,负责运输弹药、粮食和伤员。这些民夫不是临时雇来的,而是经过训练的后勤人员,战时随军行动,炮火连天也不会跑。
反观清朝这边,朝廷动员不了任何人。
甲午战争爆发时,慈禧太后正在筹办自己的六十大寿。前线告急的奏折一封接一封,老佛爷该庆祝庆祝,该花钱花钱。光绪二十年春季,东三省练军急需军饷40万两,朝廷只拨了20万两,另外20万两哪去了?留着修颐和园。
前线将士在拼命,后方权贵在过节。
更讽刺的是,清军不仅动员不了自己人,连老百姓都站在他们的对立面。
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事实。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清朝从来没把老百姓当自己人。
康熙年间就开始防汉人如防贼,火器只准八旗军用,汉人不许拥有。200多年下来,朝廷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不是"我们"和"他们"的关系,而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对立关系。
老百姓凭什么替你卖命?你平时横征暴敛,战时强拉壮丁,根本不把人当人看。现在敌人打来了,你让老百姓保家卫国?保谁的家?卫谁的国?
4亿个互不相干的个体,打不过4000万个拧成一股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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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转折点发生在1894年11月21日。
这一天,日军攻入旅顺。
旅顺是北洋水师的基地,号称"远东第一军港",由李鸿章苦心经营16年,耗资数千万两白银。港内有大小炮台20多座,配备78门火炮,驻军14700人。
按理说,这样的要塞应该能守上一阵。但战斗的经过,简直让人不忍直视。
11月17日,日军从大连湾出发进攻旅顺。驻军八位统领互不隶属,各自为政,没有统一指挥。临战前勉强推举姜桂题为总督,但这位姜总督战守无策,只知道向上面告急求援。
更离谱的是,战斗还没打响,几位将领就先跑了。道台龚照玙携家眷乘汽船逃走,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将见势不妙,也相继开溜。
剩下的守军群龙无首,有的死战,有的投降,有的脱掉军装混入百姓之中。日军一天之内攻克所有炮台,旅顺沦陷。
接下来发生的事,震惊了全世界。
日军攻入城内后,开始了长达四天三夜的大屠杀。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下达密令:「见敌兵一人不留。」理由是什么?「我们养活不了那么多俘虏。」
士兵们挨家挨户搜查,见人就杀,不分男女老幼。
英国海员詹姆斯·艾伦当时被困在旅顺,亲眼目睹了这场惨剧。他后来写道:「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刺刀对付所有的人。街道被尸体堵塞,血水浸透地面。」
美国记者克里曼在《纽约世界报》上发表长篇报道,将日军的暴行公之于众。他的描述触目惊心:有婴儿被刺刀挑起,有孕妇被剖腹,有老人坐在椅子上就被捅死。
屠杀持续了四天。最后全城只剩下36个活口,因为日军需要他们来搬运和焚烧尸体。这36人的帽子上写着「此人不可杀戮」的字样。
抬尸队队长鲍绍武后来回忆:「尸体抬了一个月才抬完,焚烧持续了十几天。有一家炕上,母亲身边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怀里吃奶就被捅死了。」
关于死亡人数,各方说法不一。日本官方公布的数字是10800人,但1935年孙宝田冒死调查后证实,死难人数约为两万人。
两万条人命,四天之内被屠戮殆尽。
而就在屠杀进行的同时,日军最高指挥官大山岩正在阅兵场上主持祝捷会,在军乐声和枪声中频频举杯。
消息传回日本国内,被严格封锁。传到欧洲,各国舆论哗然。但真正让西方人震惊的,不是日军的残暴——他们见过太多战争的血腥。让他们震惊的是另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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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让西方人震惊的是:这场屠杀发生的时候,清朝政府几乎毫无反应。
旅顺陷落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上下没有任何大规模的抗议、动员或反击计划。慈禧太后继续准备她的寿辰,李鸿章继续写他的求和电报,各省督抚继续观望,老百姓继续过他们的日子。
两万同胞被屠杀,一座重镇沦陷,国家机器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英国《泰晤士报》当时发了一篇评论,大意是:「旅顺事件让我们看清了一件事——清朝政府与它的人民之间,不存在任何有机联系。这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朝廷统治下的一盘散沙。」
这就是西方人发现的那个秘密。
甲午战争最可怕的结果,不是割地赔款,而是让全世界发现:堂堂大清,连自己的人民都动员不起来。前线部队失利后,堂堂大清连二线部队都组织不起来。
以大清的体量,只要能够充分动员,完全可以耗死日本。日本国小民少,资源匮乏,根本经不起消耗战。到1895年3月,战争才打了8个月,日本国内的人力、物力、财力就已经消耗殆尽。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私下承认:「国内海陆军备几成空虚,我军人员、军需均告疲劳缺乏。」
但清朝就是打不下去。
不是没有资源,而是调动不了资源。不是没有人,而是组织不了人。
战争打到后期,辽东、山东一带的民间抗日力量已经初步发展起来。农民自发组织团练,用游击战术牵制日军,给对方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台湾之战更是惊人:黑旗军和台湾义军在没有得到朝廷任何支援的情况下,独立抗击日军近半年,造成日军减员3万多人,连日本皇族北白川宫能久亲王都战死了。
日军把台湾义军称为「中日战争以来未曾有的勇兵」。
这说明什么?中国人不是不能打,而是被这个腐朽的朝廷压得打不了。只要稍微给一点空间,民间的抵抗力量就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但清廷不敢依靠民众,甚至害怕民众。
有人建议在天津办团练,组织民众抗日,李鸿章听了直接骂回去。为什么?怕这些人将来造反。对清廷来说,日本人是外患,老百姓是内患,内患比外患更可怕。
宁愿割地赔款,也不愿让民众武装起来。
这就是一个王朝末日的典型症状:宁可亡国,也不肯让渡一丝一毫的权力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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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
条约内容触目惊心: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赔偿军费2亿两白银,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总计2.3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设厂。
2.3亿两白银是什么概念?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才8000万两,等于要赔人家近三年的全部收入。
这笔钱清朝拿不出来,只能向列强借。借钱就要抵押,海关税、盐税全抵押给了洋人。从此以后,清朝的经济命脉被彻底掐住了。
日本拿到这笔钱干了什么?
85%用于扩军。陆军扩充费5700万日元,海军扩充费1.39亿日元。用中国的钱,造打中国的枪炮。
十年后日俄战争,日本舰队吊打沙俄海军,用的全是甲午赔款造的舰。而清朝呢?袁世凯小站练兵想买门克虏伯炮,户部一句「没钱」打回来。
甲午惨败还有一个更深远的影响:它彻底摧毁了清朝在国际上的地位。
战前,列强对中国还有几分忌惮。1886年北洋舰队访日,德国人看了都说中国海军不可小觑。俾斯麦判断中日开战中国必胜,是有根据的——从账面数据看,清朝确实碾压日本。
但甲午一战,把清朝的底裤扒了个精光。
原来这个庞然大物,只是一个纸老虎。人口再多,动员不了就是摆设。军队再多,互不统属就是乌合之众。国土再大,分崩离析就是待宰的肥羊。
从此以后,列强对中国的态度彻底改变。以前是敲竹杠、占便宜,现在是直接瓜分。甲午之后三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抢走旅顺、大连,英国租借威海卫和九龙,法国租借广州湾。
瓜分狂潮一发不可收拾,都是拜甲午战争所赐。
康有为后来痛心疾首地说:「一战而人皆醒我独醉,再战而人皆强我独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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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过去130多年了,当年那个不敢动员人民的王朝早已埋入尘土。但这场战争揭示的规律,至今仍然有效。
国家的强大,从来不只看疆域和人口,更要看组织效能。
日本只有4000万人,但识字率超过50%,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国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政府和民众之间有一套完整的联系机制:学校教育、征兵制度、户籍管理、舆论动员。4000万人可以在需要时拧成一股绳,发挥出远超数字本身的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清朝输了。
不是因为枪炮不如人——甲午战争时,清军的装备并不比日军差多少,有些地方甚至更好。不是因为将领无能——清军也有左宝贵这样战死沙场的勇将,有徐邦道这样敢于抵抗的硬汉。
输就输在组织上。一盘散沙,无论多大的盘,也打不过一块拧紧的铁。
民国时期,这个教训没有被吸取。军阀混战,各打各的算盘。抗战时期,「抓壮丁」的闹剧照样上演。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但组织涣散、派系林立,和清朝一个德行。
直到1949年以后,这个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土地改革把农民组织起来,扫盲运动让普通人识字读报,民兵制度把战斗力延伸到每个村庄,五年计划把全国的资源统一调配。
抗美援朝时,志愿军装备远不如美军,但背后站着四万万被组织起来的同胞。战士们在冰天雪地里啃炒面、扛冻土,后方的农民在捐粮食、做军鞋。这种全民动员的力量,是当年那个王朝做梦都想象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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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中有一个细节,很少有人提到。
战争后期,日军已经精疲力竭。英国《泰晤士报》判断:「日军在中国已陷入困境,战争的转折点即将到来。」俄国驻日使馆的情报显示,日本舰队的锅炉已经破损到无法维持最低航速的程度。
如果清朝能再撑几个月,局势很可能逆转。
但清廷选择了投降。
不是打不下去,而是不敢打下去。继续打,就要动员民众;动员民众,就要让渡权力。这个代价,慈禧和李鸿章不愿意付。
于是他们选择了割地赔款,选择了把台湾两百万同胞送给日本人当亡国奴,选择了让中国从此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这个选择的后果,整个民族承受了半个多世纪。
1937年,旅顺大屠杀43年后,南京大屠杀发生。同样是日军,同样是屠城,死亡人数从两万变成了三十万。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是押着相似的韵脚。
今天,当我们回望甲午战争,不应该只看到一场军事失败,更应该看到失败背后的深层原因:一个与人民隔绝的政权,一个无法组织动员的社会,一个只靠统治而非联系的国家。
这样的国家,无论账面数字多么漂亮,在真正的考验面前都不堪一击。
甲午战争的教训,用血写成。
那个不敢相信人民、不愿组织人民的王朝,最终被人民抛弃,化为历史的尘埃。而它留下的教训,刻在了这个民族的记忆深处:真正的铜墙铁壁,从来不是高墙深壕,而是千千万万觉醒的人民。
参考信息来源
《清史稿》相关传记
《甲午战争史》(戚其章著)
《在龙旗下——中日战争目击记》(詹姆斯·艾伦著)
日本参谋本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
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世界报》战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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