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性侵被判刑，我拿到了工伤伤残证”，崔丽丽：这不是终点

近日，一则消息引发广泛关注：一位女性高管在遭遇性侵后，经过法律程序，其伤情被相关鉴定委员会评定为“工伤十级伤残”，而伤残部位一栏，赫然写着“头部”。当事人崔丽丽在事件发生80多天后，选择公开出示这份鉴定书，再次将自身遭遇推至公众视野。这不仅是一起个案的维.权，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关于性暴力伤害本质、工伤认定边界以及受害者生存现状的沉重话题盒子。

在许多人的认知里，“伤残”往往关联着肢体缺损或器官功能障碍。因此，当“头部”成为此次工伤伤残的认定部位时，不少声音充满了疑惑甚至误解。这正是此案切入当代伤害认知的核心点。

根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认定工伤的情形包括“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以及“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司法实践中，对于“工作原因”的理解正在不断拓宽。律师指出，员工在出差期间，处于用人单位的管理和支配之下，用人单位负有保障其人身安全的法定义务。上级利用职权实施的侵害，正是滥用了工作关系带来的权力地位，因此导致的伤害，应当被视作“因工作原因”所受的伤害。

性侵带来的创伤，远不止瞬时的身体侵犯。它更是一种深刻、持久的心理与精神摧毁，其破坏力直击人的中枢——我们的大脑与精神世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严重的焦虑、抑郁、自我认同崩塌……这些无形的“伤口”同样可以让人失去正常生活、工作和社交的能力，其致“残”性不容小觑。将精神心理损伤纳入“伤残”评定范畴，并非对概念的滥用，而是法律与社会对伤害本质更深入、更人性化认知的体现。它承认了，有些伤口虽不流血，却能令一个人的世界持续“失能”。

崔丽丽选择在沉寂80多天后公开鉴定结果，这个时间点本身便值得深思。对于性侵受害者而言，站出来指控需要莫大的勇气。她们不仅要反复回顾伤痛，还要面对调查取证中的二次伤害、社会舆论的审视与质疑，甚至来自熟人的异样眼光。所谓的“闹腾”，很多时候是一个受害者在用尽一切合法途径，为自己讨一个公正的说法。

将性侵后果与“工伤”挂钩，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是一个复杂且艰难的过程。这涉及到对事发.情形（如是否与工作关联）、伤害因果关系的严格认定。每一步都充满法律和技术上的挑战。因此，走到工伤鉴定这一步并取得认定，其背后很可能是受害者历经漫长、艰辛的法律跋涉的结果。公众的目光或许聚焦于赔偿金额，但对许多受害者而言，过程中的每一步法律确认，都是对自身遭遇“非我之错”的官方正名，是重建内心秩序的一块基石。

崔丽丽亮出的那份“工伤十级伤残”鉴定书，是一面镜子。它照见了个体在巨大创伤后的顽强求生，也照见了我们在理解伤害、支持受害者方面依然存在的认知盲区与制度缝隙。她的行动，与其说是为了赔偿，不如说是一次沉重的叩问：当暴力的尘埃落定，社会能否看见那些“头部”的伤痕，并系统性地帮助受害者修补她们破碎的世界？这个问题，需要法律、医学、心理学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回答。通往治愈的路，不应该由受害者独自在荆棘中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