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秋季,在美国新泽西州蒙哥马利市的市政厅内。有一位华裔女性对着预算报表皱起了眉头。最初当地居民都觉得她是从华尔街来的义工。之后她指出有一项公共照明的开支能够缩减三成,节省下来的钱正好足够翻新儿童公园的滑梯。这位名叫谢兰的顾问没有想到,仅仅因为这份进行了精打细算的报表,被民主党人推举去参加市议员的竞选。到了2006年,她成为了新泽西州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女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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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谢兰的跨界传奇讲清楚,首先得说一说她那个有着历史背景出身的家族。外公周培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爱因斯坦一同开展广义相对论研究的时候,或许没有想到外孙女日后会为小镇路灯的预算而费尽心思。父亲谢荣的经历更具戏剧性,这位中国麻醉学先驱在底特律医院拒绝获取绿卡选择回国,同事笑话他放弃好的生活去捡石子,可是半个世纪之后,他的女儿反倒在国外捡起了政治这块难以啃食的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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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兰的母亲周如枚那一代的事情非常曲折。她小时候称呼梁思成叫做梁爸,之后成为了林徽因的儿媳。在清华园里两家相邻居住的时候,周如枚和梁从诫从小一起长大。婚礼时林徽因亲手插的百合花还没有凋谢,可是裂痕已经悄悄地出现了。依据梁从诫的同学周清澍的回忆,问题出现在男方有婚外情,最后周如枚在1967年带着儿子毅然离开。这种对于感情底线的坚守,和外孙女后来在政坛敢于突破阻碍的勇气有相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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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谢兰的特别之处在于将家族遗产转化成了隐形的翅膀。她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时候成绩不是非常突出,到美国留学正赶上九十年代的出国潮。但是她刚刚到蒙哥马利市做全职主妇的时候觉得很是无聊,于是就跑到市政厅申请去做义工。在这个时候源自家族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突然之间觉醒了。市长让她管理财务咨询,她提交的报告帮助小镇节省了三百万美元,这就好像外公那一代科学家用数据来说话的基因显现了出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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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可以这样来看待,谢兰参与从政这件事,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场跨时空的家族实验。外公那一代人在普林斯顿钻研宇宙方面的规律,父亲在北京市的手术台旁边守护生命,而她则在市政厅里面思考如何让社区当中的垃圾桶摆放得更为合理。这三种看起来没有什么关联的奋斗,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问题:究竟要如何运用专业方面的精神去改善具体的人的生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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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她竞选州议员没有获得成功,于是去做了老师。而这反而成为了故事里非常精彩的一部分。在普林斯顿高中教授历史期间,她总是对学生讲:我的外公在和爱因斯坦探讨时空弯曲问题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外孙女当下正在给你们讲授美国宪法修正案。这样一种轻松的传承,比很多专门撰写的家族史诗还要更能打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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