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罕为人知的“零元购” | 青年维也纳

一次罕为人知的“零元购”

作者：Astoria

“当你动用暴力的时候，不能指望暴力只落在别人的头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5年6月9日至11日（俄历是5月27日至29日），在沙皇俄国的莫斯科发生了席卷全城的排外暴力事件，史称“1915年莫斯科暴乱”（Ausschreitungen in Moskau 1915）。该事件的背景是一战期间沙俄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和奥匈帝国交战，在加利西亚战败，而导火索是沙俄民族主义者煽动仇德情绪，工人误以为德国人往水源里投毒。

1915年的莫斯科简直全员恶人，总督为打击政敌而暗示，市长姑息纵容，沙俄权贵在报纸上煽风点火，右翼团体编制了德意志人的名册进行“追杀”，工人、学生和城市贫民趁机进行“零元购”。被砸的公司只有1/4属于德意志人的，3/4是其他外国人的。事后，沙俄权贵低价收购了外国公司，成了最大获益方……

[德]维克托·唐宁豪斯，《莫斯科公共生活中的德国人：共生与冲突（1494 - 1941）》Виктор Дённингхаус,Немцы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Москвы: симбиоз и конфликт(1494 - 1941),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 2004.

一 “保皇灭洋”

战争初期，沙皇俄国就开始驱逐敌对国家的公民，但因收到大量要求加入俄罗斯国籍的请愿书而暂时中止了这一行动。内政部每天收到数百份入籍申请。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斯拉夫人——他们优先获得批准，但数量也十分有限。从1914年8月2日到9月5日，数量已达约7000份，但仅有39份获得批准（不包括德意志人）。相当一部分德裔奥地利人留在了莫斯科。他们的处境相当复杂：一方面，他们被允许居住，但这种许可只是暂时的。有时，当局会采取一些具有示威性但毫无意义的镇压手段，例如9月初，莫斯科的中学和大学开除了德国和奥地利学生的学籍。

《俄罗斯晨报》（Утра России）于10月21日（俄历8日）刊登了一篇公开挑衅性文章《德国兄弟》，呼吁人们与“内部德国人”作斗争，并声称无需担心沙文主义，因为沙文主义在俄罗斯人民中既不存在也永远不会存在……这里不可能有无辜的受害者，无论他们在物质上或精神上遭受多少苦难，由此造成的不公和罪恶都远远小于哪怕一个俄罗斯人被迫再次向德国人的枷锁低头——德国人视俄罗斯人为牲畜、猪猡和粗人。”

10月22日，沙皇决定征召学生入伍，莫斯科全城都举行了爱国示威游行。许多学生趁机离开学校，在城里四处游荡。10月23日，一群年轻人高喊“打倒德国佬！”，并袭击了德国姓氏人士的商店。警察试图阻止他们，但仍然有大约30家德国公司，1家俄罗斯，1家英国公司和3家比利时公司遭到破坏。

第二天，莫斯科市长阿德里亚诺夫（А.А. Адрианов）少将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他将采取严厉措施：“这太令人愤慨了，一群人竟然用爱国口号掩盖他们的犯罪行为。”与此同时，他却更担心德国人有机会反击，下令所有德意志和奥匈帝国公民在三天内登记，并上缴家中所有武器。违者将被处以3000卢布的罚款、监禁或逮捕。10月24日上午，莫斯科一些遭到袭击的商店门口出现了“员工和工人均为俄罗斯公民”的告示。同一天，首都彼得格勒全市所有公共场所张贴“请勿说德语”的告示，包括电车上。到10月29日（11月11日），已有3800人离开彼得格勒，取道芬兰前往瑞典。

从1914年8月到1915年2月，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前线吃紧、难民涌入以及战前大规模出口粮食的恶果开始显现。在彼得格勒，价格变化如下：食盐上涨57%，黑麦粉上涨18%，小米上涨21%，荞麦上涨51%，牛奶上涨25%，糖上涨14%。莫斯科的情况类似，最先上涨的是大众消费品。

1915年2月8日，莫斯科地区法院审理了五名青少年。他们因抢劫和殴打犹太人而被当场抓获，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反犹在沙俄被官方默许，他们又是未成年，所以法官在一个小时的审议后宣判他们无罪。这种纵容产生了更大的恶果。4月21日，为了抢购面包，莫斯科又爆发了4000人的大规模聚众斗殴事件，20人被拘留。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以往对犹太人污名化，如今又打算把德意志人同样放到任人宰割的地位，将经济困境归咎于他们。4月18日（公历5月1日），《莫斯科之声》（Голос Москвы）写道：“德国人生活在我们中间，进行贸易，在这个国家贩卖商品、黄金，以及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用他们耶稣会式的令人窒息的毒气影响着人们的心灵。够了。我们厌倦了。我们被这些毒气熏得喘不过气来，……”

《莫斯科之声》是“十月十七日联盟”党（Союз 17 октября）的机关报。该报于1906年12月23日（公历1月5日）创刊，1915年6月30日（公历7月13日）停刊。俄罗斯帝国的富有的工业家、股票经纪人和金融家投资了它。当时的许多“杰出人物”曾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阿夫达科夫、博布里谢夫-普希金、沃尔孔斯基大公、格耶教授、普列瓦科、斯托雷平、扬祖尔、别佐布拉佐夫、伊洛瓦斯基和苏霍京。

该报的管理层支持沙皇的政策，但反过来呼吁实施有节制的资产阶级改革，公开反对革命者，特别是布尔什维克，经常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也不支持被压迫人民争取国家主权的解放运动。他们赞同俄罗斯帝国的外交政策、扩张和军备竞赛，并主张俄罗斯帝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而他们煽动仇德的种族主义行为，将会得到新上任的莫斯科总督的支持。

莫斯科总督费利克斯·苏马罗科夫-埃尔斯顿

1915年5月19日，费利克斯·苏马罗科夫-埃尔斯顿（Феликс Феликсович Сумароков-Эльстон）被任命为莫斯科总督兼莫斯科军区总司令。他是库班哥萨克首领的儿子，在沙俄的安排下入赘了男嗣断绝的尤苏波夫家族，并在1885年继承了“尤苏波夫亲王”的头衔。他的儿子，便是著名的“女装大佬”费利克斯·尤苏波夫。

尤苏波夫家族是诺盖汗国的王族，出自金帐汗国的残部，位于如今的里海北部，伏尔加河西岸。在沙俄征服亚洲草原的过程中，德意志人曾立下汗马功劳，并在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招募下移民到伏尔加河下游。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这位莫斯科总督是库班哥萨克，又是诺盖汗国的“上门女婿”，无法容忍另一批人分享自己的利益，平日里深恨德意志人。

俄国高层在是否对德作战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分歧，尤苏波夫属于最坚决主张将战争“进行到底”的人。此外，尤苏波夫亲王与宫廷弄臣“妖僧”拉斯普京长期敌对。后者在战前曾劝沙皇不要跟德国开战，事情发生前又到访过莫斯科。打击政敌成为尤苏波夫的反德行为的另一个理由。莫斯科安全局的一名线人报告称，尤苏波夫以“反德派代表”而闻名，他在闲聊时，宴会上多次表示，希望通过组织大暴乱来阻止亲德派单独媾和，“使俄国人别无选择，只能将战争进行到底”。

在合照里，老尤苏波夫亲王以一种侵略性的姿态出现在妻儿上方，将诺盖汗国和鞑靼人的遗产视为囊中之物

二 借刀杀人

1915年5月，沙俄军队在加利西亚被德军打得节节败退。沙俄军官、后来成为白军首领的邓尼金写道：“我记得五月中旬普热梅希尔附近的那场战斗……第四步兵师经历了十一天的激战……德军重炮的轰鸣声震耳欲聋，炮火撕裂了整排战壕，连同守军一起被炸飞。……鲜血流淌，队伍逐渐稀疏，墓冢越堆越高……两个团全军覆没——仅仅是被炮火摧毁……所有团、所有连队接到电话通知，所有步兵都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到6月3日夜间，俄军完全撤离普热梅希尔要塞。在5月24日（公历6月6日），《莫斯科之声》就写道：“我们面临着解释为何放弃普热梅希尔的艰巨任务。”

恼羞成怒的“皇俄”对境内的德意志人发动了新一轮舆论攻击。5月16日（公历5月29日），《莫斯科之声》继续呼吁打击莫斯科的德意志人——驱逐居住奥匈帝国和德国臣民，人数约有2000人。 在那之前，俄罗斯的报纸就刊登了第一份被驱逐者的名单，此后，《俄罗斯晨报》和《莫斯科之声》上每天都会出现新的名单，包含100人或更多。 俄罗斯互助商会决定将“所有德奥国籍成员”排除在其会员之外。5月26日（公历6月8日），《莫斯科之声》发表了另一篇文章，专门讨论德国商贸企业的“清算”问题。战争初期，莫斯科大约有250家大型德奥企业，以及多达500家私人拥有的中小型企业。

6月，莫斯科工厂区普罗霍罗夫斯卡娅磨坊（Прохоровская Мельница）附近爆发疾病，确诊了38个霍乱和急性胃病病例。工厂管理部门对井水进行了分析，发现“水中没有传染性弧菌”。莫斯科市长事后给部长会议主席切尔诺科夫的报告里也证实了这点。爆发疾病的原因，可能是天气炎热和卫生习惯问题。然而，关于德国人在水井里投毒的谣言，迅速在邻近工厂的工人中传播开来。该磨坊隶属于埃米尔·辛德尔（Эмиль Циндель）公司，人们相信所有骚乱的根源在于间谍投毒。

据普罗霍罗夫斯卡娅磨坊老板的证词，他向市长阿德里亚诺夫请求阻止人群前进，理由是此类示威活动对城市构成危险。然而，后者强调示威活动的和平性质，并表示，当人群举着君主的肖像游行，高唱“上帝保佑沙皇”和“主啊，拯救你的人民”时，他本人“准备在他们面前站队”，绝不会下令驱散他们。因此，莫斯科警察局长不允许“爱国”人群制造骚乱，也没有采取措施将其镇压在萌芽状态，下令让示威者畅通无阻地前往市中心。但相反，人群前往了杰尔贝涅夫卡（Дербеневка）的尊德尔（E. Zündel）工厂，示威者人数已达1万人，他们要求对企业进行全面检查，以识别藏匿的“德国人”。厂长卡尔森拒绝让人群进入工厂，随后与几名工人爆发了争斗。人群冲进办公室，砸毁所有东西，撞开卡尔森书房的门，狠狠地殴打他，然后把他带到院子里“让人民见识一下这个德国人”。然而，卡尔森是俄罗斯公民，祖籍瑞典。

当时，市长阿德里亚诺夫已经被请到辛德尔工厂，但他没有采取措施，而是选择“纵容”。临走前，他效仿尤苏波夫总督，建议工人们向他提供所有工厂工作的德国人的名单：需要补充的是，这场“对话”发生在卡尔森被殴打时，市长对此无动于衷。

目击者哈拉莫夫（Н.П. Харламов）在笔记写道：“市长离开后，工人们把卡尔森抬到河边，扔了下去。河岸上站着一大群人，高喊着：‘揍扁这个德国人，干掉他！’，并向卡尔森扔石头。两名警察设法弄来一艘没有桨的破旧小船，把在水中挣扎的卡尔森拉了进去。愤怒的人群高喊着‘你们为什么要救人？’，开始向小船里扔石头。就在这时，卡尔森的女儿，一位护士，跑到岸边，看到这一幕，跪倒在工人们面前，恳求他们放过她的父亲。警察局长也向人群提出了同样的请求，他指着卡尔森的女儿说：“如果他的女儿是我们的‘姐妹’，那他俩算什么德国人？”但愤怒的人群高喊着“她也应该被杀掉！”，继续扔石头。小船很快就灌满了水，卡尔森沉入水中，当时是下午六点……” 类似的血腥事件也发生在莫斯科的其他工厂。5月27日晚，阿德里亚诺夫少将被迫下令撤离莫斯科所有工厂的德裔雇员，并增援工厂区的警察局，然而并没有下令禁止反德示威活动。阿德里亚诺夫认为，“（示威者的）人群善良、乐观、具有爱国倾向”，并告诉总司令尤苏波夫，骚乱不会重演。然而，第二天，莫斯科所有工厂都罢工了。

莫斯科的游行队伍

在特维尔大街

6月10日清晨，数千人手持沙皇画像和旗帜，向红场进发，核心是普罗霍罗夫工厂的工人。他们高喊“打倒德国人！”和“沙皇和俄罗斯军队万岁！”，目击者梅尔古诺夫（С.П.Мельгунов）在日记中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景象：“在《上帝保佑沙皇》的歌声中，上千人的队伍行进着，领头的是佩戴着‘为了俄罗斯’协会徽章的人。随后，针对德国人的迫害开始了。显然，当局也没有预料到这场大暴乱会发展到如此规模。 他们涌入商店，要求查看证件以证明店主并非德国人。据目击者称，人群最初服从“领导者”的命令，事先准备好了将被摧毁的德国企业和商店名单。 起初，人群对那些被怀疑身份可疑的人的财产进行破坏——焚烧、砸碎、践踏等等，随后，财产开始遭到洗劫，这场暴乱明显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毫无意识形态指向的抢劫。由于经济困窘，妇女、青少年、工人和底层民众对“零元购”最积极，但一些城市中层代表、知识分子、学生、下级职员、官员以及在莫斯科医院接受治疗的军官也积极参与了抢劫，甚至出现了警官的身影。

调查委员会成员的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很快就参与了暴乱，或者更确切地说，参与了抢劫……他们贪婪地将各种东西塞进自己的口袋；在成衣店和鞋店里，有些人立即换上新衣服，把旧衣服留在店里。在参与抢劫财产的人中，甚至有两名妇女身着慈悲修女的服装……”根据市长阿德里亚诺夫本人的证词，几乎一半的莫斯科人参与了暴乱。

人们没有费心去查明店主国籍，就立即开始抢劫。家具店、照相馆、乐器店、茶叶店、皮草店和书店以及其他商店被彻底摧毁。暴乱者将窗框、门、桌椅甚至三角钢琴直接扔到街道上。库兹涅茨基大街、阿尔巴特街、涅格林纳亚街、奥尔登卡街、马罗谢卡街和斯列坚卡街瓦砾堆成一片，所有带有外国名字的商店都被拆毁和洗劫一空。

示威者砸毁了伊林卡街（Ильинка）维尔伯恩（Вильборн）的大型酒窖，酒瓶和酒桶被砸碎，人们就地饮光了里面的酒。从这里开始，暴乱呈现出格外狂野的色彩。这里也是受害者人数最多的地区——有人死于武装冲突，有人因豪饮无度而醉酒身亡。在苏哈列夫（Сухарев）塔附近的广场上，葡萄酒在街上汇成一个小湖，几名妇女匍匐在地，直接趴着喝葡萄酒，场景宛如雨果笔下的《九三年》。

三 不义之财

6月10日，莫斯科几乎全城陷入暴乱；被劫掠的财物被公开地用马车和出租车运上街头贩卖。城内燃起大火；到夜幕降临，已有约30处火点。全城消防力量——685名消防员和200名民兵——被调集起来灭火。

市杜马在晚8点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做出以下决定：呼吁莫斯科市民保持冷静，呼吁工人停止罢工。晚上 11 点，尤苏波夫总督和阿德里亚诺夫市长抵达杜马大楼。为了平息暴乱，当局从训练营调集战争预备部队。士兵们打死了12人，打伤了30人。然而，莫斯科城内的骚乱浪潮直到6月11日才逐渐平息。尤苏波夫总督才敢向莫斯科市民发表通告，呼吁首都市民停止暴行。当晚，全城实现宵禁。6月11日早上，骚乱重新爆发，68名警察严重受伤。随后，骚乱蔓延至莫斯科省。6月12日，尤苏波夫禁止一切形式的示威游行。宵禁直到6月15日才解除。

当代俄罗斯学者奥列格·艾拉佩托夫（Олег Айрапетов）认为，总督尤苏波夫的态度和行为，是莫斯科事件演变成如此大规模和极端性质的重要原因之一。骚乱伊始，总督尤苏波夫就声称生病，待在家里，没有向内务部报告莫斯科的情况尤苏波夫的行动，他不仅激起民众的情绪，还禁止警察驱散“爱国示威”，善于揣摩上意的市长阿德里亚诺夫也亦步亦趋，而他们后来却无法控制这种情绪。莫斯科的报刊也助长了这场暴乱。尤其是“十月十七日联盟”党的党魁亚历山大·古奇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Гучков）和《莫斯科之声》，后者竭尽所能地煽动民众的爱国情绪，攻击国内的德意志人。5月31日（公历6月13日），《莫斯科之声》仍然在报纸上指控德国人“在工厂投毒”，传播疾病。 该报在1915年6月30日（公历7月13日）停刊。

描绘古奇科夫的讽刺漫画，1910年

《演讲》（Речь）报在事后的6月19日写道：“从战争一开始，我们当中就有人认为煽动恶意和仇恨是爱国者的必备素质，他们认为恶意越多，爱国主义就越强烈。他们日复一日，一点一点地将一种煽动性的、令人陶醉的毒药注入到民众的灵魂深处……现在，在莫斯科，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系统性毒害的后果。”

事后，尤苏波夫总督声称：“民众愤怒情绪爆发——激烈、肆无忌惮，但其核心仍然带有爱国主义色彩。”当然，事态的严重性不容任何借口——必须解释为何会发生这种损失惨重的暴乱。尤苏波夫搜索枯肠，试图为自己辩解，甚至声称暴乱是德国人组织的。但他仍然被撤职。

显然，暴乱是有意策划的。全俄民族联盟莫斯科分部（Московский отдел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оюза）于1914 年出版了一份特别目录，列出了莫斯科所有德国和奥地利公司的名单，称“敌对”势力的臣民在那里工作。该目录不仅包含这些公司所有者和经理的国籍、生产和社会活动的信息，还包括他们的家庭住址、在莫斯科附近的度假地址和个人电话号码。 许多人看到，在暴乱时组织者使用了这份目录。

三天内，莫斯科共有113名奥匈帝国和德国公民、489名拥有外国姓氏和名字的俄罗斯公民以及90名盟国公民被打伤，五名奥德国籍人士被残忍杀害；其中四名受害者是女性。城里发生了70起火灾，有193家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公司、489家名称听起来像外国的俄罗斯公司、以及90家名称听起来像外国的俄罗斯公司被摧毁。这次破坏给莫斯科市的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初步估计为38506623卢布，全市约有20万工人失业，而少数沙俄权贵却从中受益。截至6月14日，短短三天之内，已经有40家企业被转让。随后几天，城内几乎所有外国公司和商店都被关闭或被征用并移交给俄罗斯业主。

一家被洗劫的店铺

讽刺的是，这些沙俄权贵的不义之财，并没有留在手中多久。短短两年后，他们就被革命推翻，不得不流亡国外了。

当你动用暴力的时候，不能指望暴力只落在别人的头上。

作者Astoria为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史学硕士，曾翻译《巨兽：工厂与现代世界的形成》、《钻石黄金与战争：大英帝国、布尔人与现代南非的形成》等书。本文打赏均将交付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