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三绝碑

文|安立志

网上有个帖子论十大“三绝碑”。看了以后，会心一笑，20年前我曾议论过这个话题，没想到话题重提，热度不减。

“三绝碑”是对古代碑刻的一种评价。所谓“三绝”，不外三要素——名人、名文、名书（书法)，也有人加上名刻，不过那不是主流。就其功能而论，刻石立碑是对古代名人的纪念。因此，名人是实质、是主体，名文、名书是形式、是载体。

在当今书法圈，评价碑刻的某些标准，不仅名人这个主体、实质被忽视了，甚至名文这个形式、载体也被忽视了，只剩下作为记录工具的书法——这个纯然的载体与形式。古代为一些名人贤士树碑立传，肯定不是为了让后人拓片、临帖、练习毛笔字，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彰扬他们的功业或言行，从而为后人提供楷模与镜鉴。

窃以为现存最著名的“三绝碑”有两块，都是唐碑，一是陕西麟游的“九成宫醴泉铭”，记录唐太宗在经历了隋末战乱之后，休养生息，修旧利废，修缮九成宫的故事。碑文的撰写人是初唐政治家魏征，而碑文书法则是初唐名家欧阳询所提供。他们三人构成这块“三绝碑”的三要素。另一块是四川成都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顾名思义，该碑纪念的是蜀汉丞相诸葛亮的一生功业，碑文由中唐政治家裴度撰写，由中唐著名书法家柳公绰书丹。柳公绰是柳公权的兄长，书法成就“不俗于弟”，这是“宋四家”之一米芾对他的评价。

所谓“三绝碑”，至少对碑刻上的名人、名文、名书是同等看待的。但一些人重视这些碑刻的立场与态度，仅仅是出于碑刻的书法价值。这一风习，并非新问题。晚清的叶昌炽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金石家，他坦承：“吾人搜访著录，究以书为主，文为宾。文以考异订讹、抱残守阙为主，不必苛绳其字句。”他甚至这样说：“每得一碑，惟评骘其文之美恶，则嫌于买椟还珠矣。”可见，这类倾向已有上百年。

书法家启功先生接过叶昌炽“买椟还珠”的话头，题下一首诗：“买椟还珠事不同，拓碑多半为书工。滔滔骈散终何用，几见藏家诵一通。”(《论书绝句》)他对陕西那块“三绝碑”作了分析，唐太宗之事，魏巨鹿之文，欧渤海之字，“俱一时之上上选也。然今之宝此碑者，一波一磔，辨入毫芒；或损或完，价殊天地者，但以其书耳。至其文，群书具在，披读非难，而必挂壁摊床，通观首尾者，意不在文明矣。”

很多书法家只注重字，并不关心文。一块名碑矗立眼前，碑文主人、碑文内容并不重要，他们瞳孔里只有“永”字八法、法度布局，“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撇”如陆断犀象，“折”如百钧弩发，“竖”如万岁枯藤，“捺”如崩浪雷奔(《笔阵图》)，这是他们眼中碑刻的真正价值。在成都“三绝碑”前，他们观摩柳公绰的书法，却对诸葛的功业、裴度的文章视而不见。面对陕西的“三绝碑”，他们看重的是欧阳询的书法，至于唐太宗的事功、魏巨鹿的文章，从不留意。

碑刻之上记载了前人的事功，然而，“每见观碑之士，口讲指画者，未尝有一语及史事，以视白头宫女，闲说玄宗，情殊冷暖，其故亦有可思者。”正如启功所批评的，“文且无关，何有于事？事之不问，何有于人？”史籍、简牍、铭文、碑刻同样是历史的载体，舍本逐末，椟重珠轻，何来以史为鉴？

我国历史上不乏因文传世的名楼，比如王勃之于滕王阁、范仲淹之于岳阳楼；也不乏因书传世的名碑，比如这“三绝碑”。“自书法言之，崇碑巨碣，得名笔而益妍；伟绩丰功，借佳书而获永。是知补天之石，尚下待于毛锥；建国之勋，更旁资于丹墨。虽燕许鸿文，韩柳妙制，于毡蜡之前，仅成八法之楦，又何怪藏碑者多而读碑者少乎？”名书为“三绝”之一，毕竟书法也是很重要的。

刘禹锡《论书》中专门研究过写好字的重要性，“会写字”只如衣食住行的御寒、充腹、避湿、代劳而已，而“写好字”却如文章遒泽、精良海陆、闶门丰屋、华舟绝足，追求是不一样的。稍具史识的都知道，书法家不是专门的职称或职业，以众所熟知的欧颜柳赵、苏黄米蔡来说，他们既有自己的“专职工作”，又是作家，没有一个是专业书法家。若只是字写得漂亮，在文化积累上似乎欠缺了一些。

(作者为山东管理学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