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十年
任沈阳军区参谋长
去沈阳上任的一切准备完毕,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列车在疾驰,初冬的北方已是银装素裹,我却无暇欣赏这洁白的雪景。
东北地区幅员辽阔,边防线长,是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又是首都北京的屏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辽沈大地的白山黑水,对我来说,又是十分的陌生。望着窗外广袤的大地,随着咣当咣当向前滚动的车轮,我的心也随之澎湃。
我在想,我对东北战区是人地两生,东北地区冬天的严寒,除在入朝参战前到东北换装体验了几天外,其余了解甚少。心里想着,到时要尽快了解和掌握情况,以便于快速地投入到工作中。
此次赴任,我倍感责任重大。朝鲜半岛的硝烟虽已熄灭,但美帝国主义不会甘心失败,随时都会烽烟再起。辽东半岛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列强欺凌中国的痕迹随处可见。我由衷地感到,作为一名军人,驱强安邦重任在肩,刻不容缓。
我怀着这种强烈的使命感,随着疾驰的列车到了沈阳,在沈阳站,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政委周桓和司政后各部门负责同志的迎接。我和邓华司令员紧紧地拥抱握手。
邓华司令员高兴地说:“老曾啊,你看这些同志在热烈欢迎你啊!”
并一一向我介绍了在站台上迎接我的同志,我也是高兴地与迎接我的同志一一握手表示谢意。
到任后我立即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中。
当时,我们国家在苏联老大哥帮助下大搞经济建设,军队也模仿苏军模式进行训练。按苏军模式,各级参谋长是各级部队各项事务的总管。我一上任,整个战区千头万绪的工作一股脑儿地涌到面前,想管又不知从哪管起,我还自嘲自己为军区的“不管部长”。
工作千头万绪,我把尽快熟悉战区情况、加强战备建设作为首要任务,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一日,邓华司令员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见司令员来了,忙起身迎接。邓华司令员站在门口,见室内墙上挂的、桌上放的全是地图,他看着我笑呵呵地说:“老曾啊,怎么样,情况熟悉得差不多了吧?”
我一时搞不清司令员用意,神情严肃地说:“司令员,你把我调来才几天,这东北兵多地广,陆界海防处处是要点,我一下哪熟悉得完。我准备马上下部队去了解情况,勘察地形,尽快掌握全局,以便于以后工作的开展。”
我的“快速反应”把邓华司令员给逗乐了,他笑着对我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在干中学,学中干。过一段我这个老东北带你这个新东北到全东北去转一圈,你先研究你的,我走了。”
邓华司令员刚走出门口又转过头来对我说:“就这样定了!”
听司令员说要亲自带自己下部队看地形,我喜出望外。我知道司令员此举既包含了对工作的负责,更包含了对自己能尽快担当重任、履行职责的厚望。
1958年春节过后,我随同邓华司令员开始了到沈阳战区后的第一次战役勘察。
我们采取“汽车上火车,中心开花”的办法,由火车拉到中心点,然后再坐汽车跑遍各个点。
这样,我们由沈阳到锦州、赤峰,经通辽到白城、阿尔山;
由齐齐哈尔到满洲里、黑河;
由哈尔滨到佳木斯、兴凯湖、牡丹江;
由长春到延吉、图们、通化、白山;
由安东(今丹东)到大连、营口,转遍了东北三省的每一个要地。
对于初到东北的我,这次历时20天的拉练勘察,虽然马不停蹄来去匆匆,但是收获丰盛,满载而归。不仅熟悉了部队,而且较为全面地了解了战区的战备建设状况。特别是对邓华司令员每到一处的详情介绍,强调的几处需要重点设防的方向及要点,我都一一牢记心中。
我在随邓华司令员勘察的过程中,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院校学习中学不到的东西。
邓华司令员1945年到东北,曾任辽西、辽吉军区司令员,后任四野七纵司令员,在东北战斗工作十几年,可以说东北的山山水水早已熟知在心,了如指掌。
但他每到一处,在听取驻军部队汇报时,仍是十分认真地记着笔记,而且他下部队必到连队,还要进宿舍,看厨房,看厕所和猪圈。他的这种对工作认真负责、仔细严谨、严格要求的作风深深地影响了我,教育了我,对我以后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邓华司令员的引导和鼓励下,我很快掌握了全区的基本情况,放手大胆地展开了工作。后来,邓华司令员又带我和三兵团司令员曾绍山、作战部长杨迪到华东沿海地区的古田、福建的厦门和东山及广东的汕头和广州,又到广西与越南交界处,后乘坐飞机又到重庆、北京等地学习参观。
正当我准备施展拳脚大干一场时,1959年,在反右倾斗争中,邓华司令员受到了株连,被撤销了副总参谋长、沈阳军区司令员的职务,周桓政委调任辽宁省委书记。
1959年10月,军委重新任命了沈阳军区主要领导,陈锡联上将任军区司令员,赖传珠上将任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我任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此时,中苏关系开始有了一些变化,战备形势骤然紧张。我作为军区领导班子中的“老人”,主管战备工作,很想及早地把战区情况向新任司令员、政委做一次全面的汇报。
这次,我也采取了拉练勘察的办法,陪着陈司令员下部队看地形,每到一处都做详细介绍。
陈锡联司令员与我是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同班同学,分别两年,又到一起工作,看到我对东北战区的部队、地形如此了解,他看着我笑呵呵地说:“老曾,你来了才两年,倒像个老东北了,以后你可得关照关照我这个新东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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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田合影。前排左起:杨迪、曾绍山、邓华、曾思玉、刘培善(福州军区副政委)
重点设防和守备
时间进入到1960年,中苏紧张的关系公开化。1960年7月,苏联开始撤走援华专家,撕毁协议和合同,停供物资设备,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苏联为了迫使我国屈服,在边界陈兵百万,不断挑起事端。
当时,我根据战区所处环境的变化,带领机关认真进行战备形势分析,向军区党委提出了“军区地处战略要地,为捍卫祖国领土的完整和社会主义建设,全区部队要始终把战备工作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加紧做好各项战备工作”的建议。
毛主席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后,军区召开了国防工程建设会议,我代表军区党委就前7年施工情况进行总结,对新形势下国防工程建设进行了部署。
我在讲话中,根据毛主席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中央军委确定的“重点设防、重点施工”的原则,提出了要集中兵力搞好重点方向工程、首脑防护工程和后方基地工程以及特种兵工程的一个系统、周密的方案,得到了陈锡联司令员、赖传珠政委的充分肯定,为军区国防工程建设打下了基础。
大敌当前,军区领导班子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和衷共济。陈司令员、赖政委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信任和支持。
陈锡联司令员多次在会议上讲:“战备建设的大政方针由军区党委决定,具体工作由‘曾师傅’(陈锡联司令员爱开玩笑,因为我比他早来沈阳两年,就称我为曾师傅)全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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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区党委会。左起:赖传珠、杜平、陈锡联、曾思玉
1961年2月27日,军区工程建设委员会正式成立,我任主任,唐子安副参谋长任副主任,政治部吴保山副主任、后勤部叶荫庭副部长、工程兵王良太主任、炮兵王亚夫参谋长、装甲兵徐国夫司令员、军区空军何振亚副司令员、海军旅顺基地王效明副司令员任委员。
面对险恶的斗争形势,我接受了军区党委的重托,感受着司令员、政委的极大信任,全力投入到战备工程的建设之中。
为了尽快推进军区部队战备工程建设,明确设防重点及具体位置,并使军级领导熟悉战区地形,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我先将军区各军军长、三兵团司令员及海军、空军、省军区和炮、装、工负责同志集中到沈阳,进行集训。之后,带领这些领导同志,分乘50多辆嘎斯69汽车,对军区重点设防方向进行战役勘察。
我带领众将军,踏入荒无人烟的赤峰林西,经鹏大沙漠,到阿尔山白狼窝,然后进至满洲里、黑河、绥芬河、图们、珲春、延吉、天池,随后又顶着狂风大雨穿过林海,到达长白县。
20多天马不停蹄的勘察,许多人都瘦了一圈,我也是眼窝深陷,但没有一个人有半句怨言,就像在进行一场真枪实弹的战斗一样,只一心杀敌,根本无暇顾及劳累。
有一日,车队从长白山林海运木头的道路通过,遇连日大雨,山水下泄,道路泥泞,车都被陷住了,动弹不得。我和将军们全部下车,垫路推车,把50多辆车,一辆一辆地从泥潭中推出,整整忙了一天一夜,每个人弄得都是一身汗水一身泥,筋疲力尽。
车队在鸭绿江畔悬崖峭壁的公路上向长白县小心前进。
这期间还遇到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由于山势险峻,路边就是几十丈的深渊,有的同志眼晕,只好用毛巾蒙在脸上,不敢向深谷下看一眼。大家都为能否安全通过这段险路捏着一把汗。看到这种情况,我告诫自己千万不能退缩,不然会让将军们笑话的,于是我鼓起勇气,没有丝毫的犹豫,带着车紧随头车走在前面。
在陆地勘察后,我又率各军军长分乘两架安-2型飞机,进行了空中勘察。
飞机由南向北沿着中蒙边界飞行,俯视窗外,昔日的“汗堡”遗址,一个个坍塌的“烽火台”清晰可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一群群黄羊在奔跑。
这次战役勘察,不仅让将军们了解了战区地形概况,也为积极防御、重点设防、应付突发事件做了充分准备。
落实“深挖洞”指示
为了落实毛主席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要准备打仗”的指示,我们沈阳军区进行了专题研究,进行了重点设防、重点守备,开始了国防工程的施工。为了完成好这一重大施工任务,我又多次到重点方向的施工点上检查了解情况。所有重点设防和重点施工地区,我都去了,所有重点工程的战术定位,我都进行了严格的把关。
1962年7月3日,我与军区肖全夫副参谋长一道,到一个大幅员洞库施工现场检查工作。
我发现工区领导对大型洞库施工有畏难情绪,就对工区领导班子讲:“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再难再苦我们也一定要打通这条坑道,争取早日完成。我们要有雄心壮志,不能等儿子、孙子去搞。我们这样大的国家,没有这样的坑道是不行的,这条坑道是有战略意义的。大家一定这样去认识,用这样的思想教育部队。”
在检查了几处大幅员坑道施工现场后,部队都反映遇到很多技术难题。为了解决这些技术难题,我向军区党委和总部建议,亲自带领军区工程技术人员,两次到朝鲜参观学习。
朝鲜战争期间,为了抵御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朝鲜构筑了大量的坑道,特别是在大幅员坑道施工上,形成并掌握了一整套成功经验和施工技术。
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多次和金日成首相接触并和吴振宇等军队领导人都很熟悉,到朝鲜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盛情的接待。但为了详细了解大幅员坑道的施工情况,我多次向朝方提出要住到工地上去。朝方感到工地条件太差,很是为难。
我再三向他们要求:“我们不是来做客的,是来学习的,请你们一定安排我们上工地。”最后朝方答应了我的要求。
这样,我带考察小组上了一处工地并在工地住了三天,全面了解了施工组织与大幅员坑道的施工技术。我边学习边与同去的沈空副司令员何振亚、工程兵主任王良太研究了我们自己的具体施工方案。
我们考察完回国后,马上把朝鲜先进的施工经验和技术在全区重点方向上的大幅员坑道施工中推广运用。
“品”字形掘进方式,是我在朝鲜学到的一手,即将大幅员坑道掘进断面分成3个小坑道,成“品”字形掘进,打到一定深度后,再将小坑道打开,构筑成大幅员坑道。这种先进的掘进方式较好地解决了大幅员坑道跨度大、顶椽高、平面掘进速度慢、危险性大等难题。
根据“品”字形掘进方式在施工中的运用,我同工程技术人员又总结出不同地质条件下新的掘进方式——“川”字形掘进,即将大幅员坑道断面分成3个并列坑道掘进,各坑道间留有两道石柱墙,掘进一二百米后,进行顶椽被覆时,再将石柱墙上端打掉,石柱墙便成了被覆用的支撑架。
这两种先进的掘进方式采用后,极大地提高了工程施工进度,保证了低耗、安全。
我在沈阳军区主抓战备工程建设,是特殊条件下战备工程重点建设时期,在军区正确领导精心组织下,若干洞库及人防工程先后竣工。军区的战备工程建设,受到了总部好评,走在了全军前列。时至今日,这些工程仍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还时刻把海防、岛屿战备建设挂在心中。我在研究1904年日俄战争和日本侵华史时发现,两次日军入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帝国主义列强都是把辽东半岛作为入侵的切入点,然后北上,直取东北腹地。
1960年1月,军区成立了以我、杜平为领导的海岛建设工作委员会,全面加强对海岛建设的领导。
为了贯彻中央军委“长期死守,独立作战;重点设防,组成完整防御体系;积极防御,歼敌于近海和滩头;统一领导,统一行动;以岛为家,积极经营建设岛屿”的守岛、建岛五条原则,我亲自率领作战、情报、通信、工程兵及旅大警备区有关人员,对旅大要塞、长山列岛、庄河、安东等地的设防进行了现地审定。还率军区机关同志数次登岛勘察,研究守备、战备方案,同守岛官兵谈心了解情况,一门炮、一个坑道口地进行战术定位。
我有晕船的毛病,每次上岛前自己都做好充分地准备,别人说的“偏方”我也都试过,但每次都是照晕不误。
一次到小岛检查战备工作,正遇上大风,登陆艇摇得像只小舢板,没一会儿我就把苦水都吐净了,手把着船栏站不起来,脸色苍白,虚汗如流水。陪同前往的要塞区司令员刘德才,是我征战南北的老部下,看到我晕成这样,实在看不过去了,艇靠岸后,说什么也要我先休息再检查。
要塞区的大小岛屿,我都去过、看过、勘察过。地处黄海前哨的海洋岛,我共去过12次,每次去都得把胃清理一遍。
领导机关建设
我任沈阳军区参谋长不久,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代表团的成员赴苏联远东军区参观军事演习。
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上将为代表团团长,杨成武上将、李天佑上将为副团长,成员由吴克华和我等10名中将和一批少将组成。代表团由哈尔滨乘飞机抵达苏联远东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伯力(还有朝鲜的一个军事代表团同往参观)。
整个参观活动安排得非常紧凑。先是观看一个机械化舟桥部队快速架设大型浮桥表演。
在一条宽100多米的湍急的河面上,苏军机械化舟桥部队凭着现代化的装备和紧密的指挥协同,仅用一个多小时,就架通了一座能通过大型重装备的浮桥,随之坦克、汽车、火炮编队从桥上有序通过。浮桥架设速度之快,协同之好,装备之先进都令我们感到惊异。当时我军还没有一支这样现代化的舟桥部队。这样现代化的作战保障手段,我以前只是在战役系的苏军教材中了解过,今天目睹感受颇深。
第二天是参观多兵种协同战役演习。
我随参观团驱车几十公里到达演习场,沿途没有见到参演部队一车一炮,一兵一卒。到达演习场地后,苏军导演部开始介绍情况,讲明红、蓝军战役企图,对峙态势。
演习开始的信号弹直冲云霄,划破了天空,只见隐蔽在次森林阵地内的炮兵群露出了“庐山真面目”,随后一阵猛烈的炮火震彻山宇。
炮火准备之后,坦克开始发起冲击,隐蔽在森林中的坦克部队,由不同的方向冲出,大有排山倒海之势。
空降师在蓝军后方实施了空降。只见机群飞过后,空中花蕾绽放,好似神兵天降。神情专注地观看着演习每一幕的我被这现代化战争模式所感染,无形中便感受到了未来现代化条件下立体战的威猛。
当整个活动接近尾声时,参观团被安排到海参崴参观苏军太平洋舰队,受到舰上官兵热烈的欢迎。我在舰上十分认真地参观了大口径舰炮及现代化的导航、火控系统,还同苏军水兵交谈了解日常生活和部队管理等情况。
为了庆祝参观活动圆满成功,苏联远东军区为中、朝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招待宴会。
欢快热烈的宴会没能提起我的兴致。因为几天的参观学习,使我对我军的建设与外军的差距产生了一丝忧虑。
宴会上,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员宾可夫斯基上将举着酒杯来到我面前,通过翻译对我说:“我们远东军区和沈阳军区是两国相邻的军区,为了我们今天的相识和今后的合作干一杯!”
平时滴酒不沾的我,看到对方高兴地一饮而尽为难了。但出于诚意和礼貌,我还是尽力抿了一口这杯含有一种说不出苦涩的白兰地。
入夜,回到参观团驻地,我久久不能入睡,披衣而坐写起了日记。
我在日记中写道:“未来战争单靠单一兵种作战不行,必须抓合成,在这方面领导机关应先行一步,要做到高效、精干、合成。装备可以有了再训,但指挥员的素质,领率机关的能力必须从现在抓起,未来战争不等人!”
这次参观学习,是我思想认识的一次飞跃。回到沈阳,我心中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加强部队特别是抓好领率机关建设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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