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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结果,形成了一支国民党军事系统中的“新军”——青年军。
当时的宣传把青年军说成是国民党军队的模范和榜样,称“青年军是时代的产物,历史的产物”。
青年军最初称为“青年远征军”,沿用了远征军的名称。因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由越南、泰国进犯缅甸,中国应盟国请求,曾派遣部队十万余人进入缅甸,协助英军作战,称为“中国远征军”。1943年,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这支远征军就由陈诚系统掌握了。最初发起“学生从军运动”,从军学生先后组成了四个教导团,都被送入中国远征军服务。
所以在重庆召开“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时,曾讨论从军青年编组成军后的名称问题,为了表示与远征军的区别,有人建议叫做“青年志愿军”,当时蒋介石表示还是沿用“远征军”的名义比较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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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
会议最后决定使用“青年远征军”的名称。后来又去掉了“远征”二字,径称为“青年军”,以示有别于远征军的编制,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这是“青年军”名称的由来。
青年军的组成包括军事与政治两个方面。
在军事方面,于1944年11月4日,成立了青年远征军编练总监部,直属于军事委员会,负责办理青年军的编组与训练事宜,由陈诚亲信罗卓英担任总监,黄维担任副总监。为了培训青年军的干部,还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团,蒋介石兼团长,罗卓英任教育长,选调各部队优秀军官予以短期训练,分配到青年军担任各级军事干部。
因青年军规格高于一般部队,所以其他部队的军官调到青年军往往是降级任用。青年军各师的师长人选大都由陈诚、胡宗南推荐,而由蒋介石最后决定。由于青年军与远征军的渊源关系,所以在成立初期,青年军在军事方面受陈诚系统的影响很大。
青年军共编为九个师,具体情况如下:
抗战胜利后,编练总监部于1945年10月奉命撤销。
在政治方面,则是建立青年军的政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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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感到有恢复部队政工权威的需要,于是成立了军委会政治部,由贺衷寒担任第一厅厅长,主管军队政训和党务。青年军成立,按照一般情况,其政治工作应当由原有的军队政工系统来主持。但蒋介石既然要创建一支不同以往的“新军”,也就不能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他决定让蒋经国这个国民党的“政治新人”主持青年军的政治工作,独树一帜,另起炉灶。
于是蒋介石指示在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团内成立“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简称“政工班”),任命蒋经国为该班中将主任,以培训青年军的政工干部,为蒋经国下一步顺理成章出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进行准备。
这一重要安排为蒋经国插手军队,控制青年军铺平了道路。
当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初起之时,蒋经国的表现比较平淡,远不能和当时风头正健的康泽相比。
但经过乃父面授机宜之后,蒋经国猛然意识到了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和建立青年军的重大意义,于是开始积极部署,全力发动学生从军,并筹建青年军政工班。
按照当时的体制,青年军政工班须同时接受军委会政治部和青年军编练总监部的双重领导,但蒋经国既负有特殊使命,当然不愿受上述成规的束缚,所以他将青年军政工班单独拉出来,设在当时的复兴关中央干校之内,以干校人员兼任干部,自成体系,自行其是,军委会政治部和训练总监部都无法干预,使之成为一个以蒋经国为中心的独立王国。
青年军政工班的学员也以中央干校学生为中心,凡是中央干校的从军学生都直接转送青年军政工班。蒋经国又以青年军政工班主任的名义,发出公函到各大专院校从军征集委员会,要求在从军青年中挑选优秀人员直接送往政工班受训,并表示欢迎教职员从军者进入政工班,将来担负青年军的政训工作。
这些做法引起了外界的非议,认为“干校学生不是从军,而是从干(做官)”,由此招致了当时担任全国从军征集委员会主任秘书,负责主持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康泽之不满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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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泽以从军征集委员会秘书处的名义给青年军政工班发出公函,告以政工班不得直接接受从军青年,从军青年应依照规定,由各征集委员会集中,送到部队入伍,并通知各学校不得将从军青年径送政工班。
康泽还以纠正征集工作中的混乱现象为名,召开征集工作会议,批评政工班直接招收从军人员,并规定直接进入政工班者,不在从军之列,矛头直接指向政工班和蒋经国。这是蒋经国和康泽的一次正面冲突。
在这个问题上,康泽虽然是名正言顺,但蒋经国有恃无恐,不予理睬,只是派人象征性地在中央干校专修部征集了十几个学生从军,将其转送重庆市征集委员会集中,略作应付,其他方面依然我行我素,康泽也无可奈何。康泽在中央团部一贯目中无人,独断专行,这次他终于领教了比他更加厉害的对手。
1944年12月,青年军政工班第一期正式开训,学员将近1000人,训练期定为一个月。中央干校研究部第一期报名从军的122名学生全部进入政工班,作为其核心,分配在各大队受训,其他学员大都是三青团各级团部保荐的干部和优秀团员。
在一个月的训练中,蒋经国又拿出了他办理江西青干班和中央干校的劲头,集中全部精力抓政工班的训练,和学员吃住在一起,早晚进行升降旗仪式,每日进行“精神讲话”和训练讲评,带领学生进行各种集体活动。
在训练中,蒋经国对学员提出了青年军政治工作的原则:
为了表示官兵打成一片,他又特别规定青年军所有政工人员,一律和士兵穿一样的军服,不戴军阶,一律和士兵同样佩带黑边符号。通过上述这些表现,使政工班内很多学员感到蒋经国作风确实与众不同,进而幻想今后以蒋经国为中心团结十万知识青年,对国民党从内部进行雷厉风行的改革,或许可以挽救民族的命运,遂决心追随蒋经国,为其尽忠效力。
经过一个月的紧急训练,青年军政工班第一期宣告结业,立即分发青年军各营地,准备接受各地从军知识青年,编组成军。蒋经国亲自写信给全体政工人员,谓“复兴关下热情的握别、欢送,依依不忍分离的情景,时刻萦回在我的心头!为了革命的工作与事业,我们不能不分头奔走去各就自己的岗位;为了国家民族,我们也不计较任何地位与待遇,坚决的走上前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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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青年军政工人员在各地的表现表示十分满意,称“这一个月来,同志们分发工作的结果,已经在新的部队中开始了新的事业。据各方报告,青年远征军政工人员都有很高的工作情绪,这种积极向上的朝气,确实令人欣慰!”
1945年初,正当青年军政工班的工作紧张进行之时,突然传来了赣南危急的消息,日军有由湘入赣,进军赣南的动向。当时蒋经国仍兼任赣南专员职务,因责任所系,即于1月16日由重庆飞返赣州,研究应变措施,部署当地紧急疏散。其行踪立刻牵动了乃父的心绪。
28日,蒋介石急电赣州,督促其子即日离赣返渝,主持青年军政治工作。
赣南乃蒋经国数年“心血之结晶”,他虽然在重庆担任重要职务,但仍常常“心系赣南”,眼下赣南危急,许多急务有待处理,考虑到对外影响,也不便立即返渝。
这种心情他在此前致乃父的电报中就有所透露:
鉴于形势紧急,蒋介石于2月5日再次下达催促返渝之手令,并派专机“美龄号”到赣州迎接。6日,蒋经国交卸专员职务,匆匆离赣赴渝。次日,日军自湘大举入赣,大庾、南康、赣州相继沦陷。
青年远征军政治部于1944年12月成立,亦设于复兴关中央干校之内,在形式上直属军委会政治部领导,并受编练总监部的监督指导。
1945年4月1日,蒋经国在重庆就任青年远征军政治部主任,胡轨为副主任,俞季虞为主任秘书,楚崧秋、陈元任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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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辖九个师政治部,后来又成立了三个军政治部,其负责人如下:
上述军、师政治部主任多为蒋经国的亲信,他们或者为中央团部副处长以上干部,或者为报名从军的大学教授,其中又以中央干校的教职员为最多。如203师政治部主任余纪忠原为中央团部宣传处副处长,被蒋经国认为是“青年军中最精干的政工干部”。在青年军政工人事方面,蒋经国最重视团级督导员,他赋予青年军团级督导员以特殊地位,相当于一般部队的师级政治部主任,希望他们能成为青年军的核心,通过他们去掌握支配青年军。
所以当时就有人认为,蒋经国对青年军政工人员采取的是“以三青团中央干校分子为中心的政策”,由此形成各师、团、营、连的政工骨干,从而建立起青年军的政工系统。
青年军的政工部门不但自成系统,而且在编制上也远比一般国民党部队的政工机构要庞大,功能也繁多复杂,处处显示出它不同一般的独特性。
蒋经国视政工为“军队的灵魂”,所以他特别重视青年军的政治工作,一再强调要加强部队的政治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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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根据蒋介石的有关指示,结合青年军的特点,专门制定了《青年远征军政治工作纲要》,提出要使官兵养成以下四种精神:
还提出了政治工作的四大任务:
上述四种精神和四大任务,就是青年军政治工作的重点之所在,也是青年军政工人员努力的目标。通过这种独特的政治思想训练,大大强化了蒋经国对青年军的控制。
由于青年军在长时间内一直没有统一的指挥者,蒋经国作为青年军的政工首脑,实际上变成了青年军的“精神领袖”。青年军的一些师长,如戴之奇、刘安琪、罗又伦等人,也加紧追随蒋经国,成为所谓“太子系”中“青年军派”的代表人物。
蒋经国为了建立并掌握青年军曾煞费苦心,他后来自己承认:“自青年军成立到复员,我为它花费了很多的心血。”
综上所述,三青团与青年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青年军中约有85%的官兵是三青团团员或国民党党员,青年军成为三青团“在军中有力之一环”。
在蒋经国的主持下,三青团与青年军政工工作彼此合流,化为一体。据不完全统计,三青团干部与团员在青年军中担任政工干部者有287人,担任军事干部者为82人。
当时许多报名从军,并担任青年军政工人员的三青团干部都意识到:他们是负有三青团的使命来从军的,在青年军工作,是三青团团务工作的继续,要以办三青团团务的精神,来做青年军的政治工作,虽不具三青团之名,而有三青团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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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建立青年军,三青团在实际上突破了原先“军队不设团部”的成规,开始渗透到国民党的一部分军队系统之中,从而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不过在青年军建立三青团的组织却遇到了一些周折。
虽然青年军中的三青团组织迟迟未能建立,但这并没有影响青年军参加三青团的各种重要活动。
青年军成立于抗战后期,陈诚曾宣称“收战胜之果,结战胜之局,便是青年军的责任”。
但由于日军无条件投降,抗战很快结束,所以青年军未能使用于抗日战场,便面临复员和转业的任务,这是许多人所始料不及的。
从青年军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出,青年军与三青团的关系非同寻常,它是三青团团务的延伸和扩大,从某种意义上说,青年军是以三青团为主体的一支“团军”。
同时,青年军也是蒋经国派系形成、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青年军的成立,为蒋经国提供了进入国民党军事系统,并得以掌握部分军事实力的重要机会。从赣南到中央干校,从三青团到青年军,这就是“太子系”发展壮大的轨迹。赣南系、中央干校系和青年军系等三股力量的不断汇集,为蒋经国提供了主要的干部来源,形成了蒋经国派系的核心。“太子系”的实力在短时间内得到了迅速扩张,羽毛逐渐丰满起来,这一切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蒋经国在三青团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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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康泽愤愤不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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