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青年军真相：蒋介石授意下，蒋经国如何打造真正"私家军"？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结果，形成了一支国民党军事系统中的“新军”——青年军。

当时的宣传把青年军说成是国民党军队的模范和榜样，称“青年军是时代的产物，历史的产物”。

“欲把一般军队整理过来，事先便要树立一支模范的军队一青年军，以刺激一般军队向上进，达到青年军一样的程度，与青年军并肩为国家创一条生路。就是说青年军是国防军的一部分，是建军的一个步骤，是整军的一个榜样。”

青年军最初称为“青年远征军”，沿用了远征军的名称。因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由越南、泰国进犯缅甸，中国应盟国请求，曾派遣部队十万余人进入缅甸，协助英军作战，称为“中国远征军”。1943年，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这支远征军就由陈诚系统掌握了。最初发起“学生从军运动”，从军学生先后组成了四个教导团，都被送入中国远征军服务。

1、青年军的由来

所以在重庆召开“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时，曾讨论从军青年编组成军后的名称问题，为了表示与远征军的区别，有人建议叫做“青年志愿军”，当时蒋介石表示还是沿用“远征军”的名义比较妥当。

他说：

“有许多同志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远征军的名称，须知远征军的待遇，较一般部队为优，知识青年对此早有认识，亦乐于入伍，而且远征军是一种已有的编制，在国内不致使其他一般的部队为待遇不同的问题产生怀疑、嫉视的心理，否则，如果我们另立一种其他的名目，或另定一种特殊的待遇，而与其他的部队在战场上服同样的勤务，就要使其他的部队感觉不平了！不过这个部队虽称为远征军，将来不一定是用在国外的战场，而用在国内各战区作战亦未可知，因为到那时候，印缅战事或许已经结束了。关于这一点各位尽可不必顾虑。各位如果觉得名称还有修正的必要，即定名为青年远征军亦可。”

会议最后决定使用“青年远征军”的名称。后来又去掉了“远征”二字，径称为“青年军”，以示有别于远征军的编制，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这是“青年军”名称的由来。

青年军的组成包括军事与政治两个方面。

在军事方面，于1944年11月4日，成立了青年远征军编练总监部，直属于军事委员会，负责办理青年军的编组与训练事宜，由陈诚亲信罗卓英担任总监，黄维担任副总监。为了培训青年军的干部，还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团，蒋介石兼团长，罗卓英任教育长，选调各部队优秀军官予以短期训练，分配到青年军担任各级军事干部。

因青年军规格高于一般部队，所以其他部队的军官调到青年军往往是降级任用。青年军各师的师长人选大都由陈诚、胡宗南推荐，而由蒋介石最后决定。由于青年军与远征军的渊源关系，所以在成立初期，青年军在军事方面受陈诚系统的影响很大。

青年军共编为九个师，具体情况如下：

第201师师长戴之奇，驻四川壁山（编练川、渝地区从军青年）；
第202师师长罗泽闿，驻四川綦江（编练川、渝、黔地区从军青年)；
第203师师长钟彬，驻四川泸县（编练川、康地区从军青年）；
第204师师长覃异之，驻四川万县（编练豫、鄂、湘地区从军青年）；
第205师师长刘安琪，驻贵州修文（编练湘、黔、桂地区从军青年）；
第206师师长杨彬，驻陕西南郑（编练甘、青、宁、晋、绥、冀、鲁、平津、苏、皖等地区从军青年)；
第207师师长方先觉，驻云南昆明（编练陕、甘、冀、鲁、滇地区从军青年)；
第208师师长黄珍吾，驻江西黎川（编练闽、浙、皖、赣地区从军青年)；
第209师师长温鸣剑，驻福建上杭（编练闽、粤、赣地区从军青年）。

抗战胜利后，编练总监部于1945年10月奉命撤销。

青年军除207师另外调拨外，其余八个师正式列入战斗序列，分编为以下三个军：
第6军军长刘安祺，下辖第202、204、205等三个师。
第9军军长钟彬，下辖第201、203、206等三个师。
第31军军长黄维，下辖第208、209等两个师。

2、蒋经国的政治干部们

在政治方面，则是建立青年军的政工系统。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感到有恢复部队政工权威的需要，于是成立了军委会政治部，由贺衷寒担任第一厅厅长，主管军队政训和党务。青年军成立，按照一般情况，其政治工作应当由原有的军队政工系统来主持。但蒋介石既然要创建一支不同以往的“新军”，也就不能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他决定让蒋经国这个国民党的“政治新人”主持青年军的政治工作，独树一帜，另起炉灶。

于是蒋介石指示在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团内成立“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简称“政工班”），任命蒋经国为该班中将主任，以培训青年军的政工干部，为蒋经国下一步顺理成章出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进行准备。

这一重要安排为蒋经国插手军队，控制青年军铺平了道路。

当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初起之时，蒋经国的表现比较平淡，远不能和当时风头正健的康泽相比。

但经过乃父面授机宜之后，蒋经国猛然意识到了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和建立青年军的重大意义，于是开始积极部署，全力发动学生从军，并筹建青年军政工班。

按照当时的体制，青年军政工班须同时接受军委会政治部和青年军编练总监部的双重领导，但蒋经国既负有特殊使命，当然不愿受上述成规的束缚，所以他将青年军政工班单独拉出来，设在当时的复兴关中央干校之内，以干校人员兼任干部，自成体系，自行其是，军委会政治部和训练总监部都无法干预，使之成为一个以蒋经国为中心的独立王国。

1944年11月，青年军政工班正式成立，蒋经国为主任，胡轨任训育组长，王政为教务组长，范魁书任总务组长，邓文仪担任政治总教官，基本上仍是中央干校的一班人马。为了表示信任和器重，蒋介石亲自授以手书《政治工作要领》，意味着默许蒋经国独揽青年军政工大权。

青年军政工班的学员也以中央干校学生为中心，凡是中央干校的从军学生都直接转送青年军政工班。蒋经国又以青年军政工班主任的名义，发出公函到各大专院校从军征集委员会，要求在从军青年中挑选优秀人员直接送往政工班受训，并表示欢迎教职员从军者进入政工班，将来担负青年军的政训工作。

这些做法引起了外界的非议，认为“干校学生不是从军，而是从干(做官)”，由此招致了当时担任全国从军征集委员会主任秘书，负责主持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康泽之不满和干预。

康泽以从军征集委员会秘书处的名义给青年军政工班发出公函，告以政工班不得直接接收从军青年，从军青年应依照规定，由各征集委员会集中，送到部队入伍，并通知各学校不得将从军青年径送政工班。

康泽还以纠正征集工作中的混乱现象为名，召开征集工作会议，批评政工班直接招收从军人员，并规定直接进入政工班者，不在从军之列，矛头直接指向政工班和蒋经国。这是蒋经国和康泽的一次正面冲突。

在这个问题上，康泽虽然是名正言顺，但蒋经国有恃无恐，不予理睬，只是派人象征性地在中央干校专修部征集了十几个学生从军，将其转送重庆市征集委员会集中，略作应付，其他方面依然我行我素，康泽也无可奈何。康泽在中央团部一贯目中无人，独断专行，这次他终于领教了比他更加厉害的对手。

1944年12月，青年军政工班第一期正式开训，学员将近1000人，训练期定为一个月。中央干校研究部第一期报名从军的122名学生全部进入政工班，作为其核心，分配在各大队受训，其他学员大都是三青团各级团部保荐的干部和优秀团员。

在一个月的训练中，蒋经国又拿出了他办理江西青干班和中央干校的劲头，集中全部精力抓政工班的训练，和学员吃住在一起，早晚进行升降旗仪式，每日进行“精神讲话”和训练讲评，带领学生进行各种集体活动。

在训练中，蒋经国对学员提出了青年军政治工作的原则：

“我们工作的中心是在士兵，与士兵接近，了解士兵的心理”；“军队在战场上能否打仗，全在于上下的团结，而团结必然是以感情为基础的。我们要使官兵之间，兵与兵之间发生最深切、最热烈的感情”。

为了表示官兵打成一片，他又特别规定青年军所有政工人员，一律和士兵穿一样的军服，不戴军阶，一律和士兵同样佩戴黑边符号。通过上述这些表现，使政工班内很多学员感到蒋经国作风确实与众不同，进而幻想今后以蒋经国为中心团结十万知识青年，对国民党从内部进行雷厉风行的改革，或许可以挽救民族的命运，遂决心追随蒋经国，为其尽忠效力。

经过一个月的紧急训练，青年军政工班第一期宣告结业，立即分发青年军各营地，准备接收各地从军知识青年，编组成军。蒋经国亲自写信给全体政工人员，谓“复兴关下热情的握别、欢送，依依不忍分离的情景，时刻萦回在我的心头！为了革命的工作与事业，我们不能不分头奔走去各就自己的岗位；为了国家民族，我们也不计较任何地位与待遇，坚决的走上前方去了！”

他对青年军政工人员在各地的表现表示十分满意，称“这一个月来，同志们分发工作的结果，已经在新的部队中开始了新的事业。据各方报告，青年远征军政工人员都有很高的工作情绪，这种积极向上的朝气，确实令人欣慰！”

1945年初，正当青年军政工班的工作紧张进行之时，突然传来了赣南危急的消息，日军有由湘入赣，进军赣南的动向。当时蒋经国仍兼任赣南专员职务，因责任所系，即于1月16日由重庆飞返赣州，研究应变措施，部署当地紧急疏散。其行踪立刻牵动了乃父的心绪。

28日，蒋介石急电赣州，督促其子即日离赣返渝，主持青年军政治工作。

电文如下：

“经儿知之：昨复电谅达，你身任专员，此时自不能离职，甚为欣慰！如果专员已派员替代，而赣州人口亦疏散已毕，则当即日飞渝，以政工班开办伊始，政治部组织未臻完备，诸待积极进行，以免误青年远征军政治工作也，否则为小事而误大局，亦非得计，以你主要职务全在于渝也。但专员未交替以前，自当留赣负责也。”

赣南乃蒋经国数年“心血之结晶”，他虽然在重庆担任重要职务，但仍常常“心系赣南”，眼下赣南危急，许多急务有待处理，考虑到对外影响，也不便立即返渝。

这种心情他在此前致乃父的电报中就有所透露：

“张书记长来电促儿返渝，儿意在此战事紧张、人心惶惶之时，若离赣赴渝，深恐外界疑为逃避。数年来儿取信于人，更不愿以此小事而毁名誉…此次离赣后在重庆将作长期之居留，故对此间工作之交代及人事之配备，亦必准备，一切待时局好转，工作就绪，即将来渝。”

鉴于形势紧急，蒋介石于2月5日再次下达催促返渝之手令，并派专机“美龄号”到赣州迎接。6日，蒋经国交卸专员职务，匆匆离赣赴渝。次日，日军自湘大举入赣，大庾、南康、赣州相继沦陷。

青年远征军政治部于1944年12月成立，亦设于复兴关中央干校之内，在形式上直属军委会政治部领导，并受编练总监部的监督指导。

1945年4月1日，蒋经国在重庆就任青年远征军政治部主任，胡轨为副主任，俞季虞为主任秘书，楚崧秋、陈元任秘书。

下辖九个师政治部，后来又成立了三个军政治部，其负责人如下：

第6军政治部主任胡轨（中央干校副教育长）；
第9军政治部主任张一清（中央干校训导处长）；
第32军政治部主任谢一中；
第201师政治部主任徐恒瀛（蒋经国赣南旧部、中央干校副教授），继任俞季虞（中央干校办公室主任）；
第202师政治部主任杨伯森（中央干校从军教授）；
第203师政治部主任余纪忠（中央团部宣传处副处长）；
第204师政治部主任刘炳藜；
第205师政治部主任钟焕臻；
第206师政治部主任谢仁钊；
第207师政治部主任葛建时；
第208师政治部主任詹纯鉴（江西支团干事长），继任范魁书（蒋经国赣南旧部、中央干校总务处组长)；
第209师政治部主任刘汉清（蒋经国留俄同学）。

上述军、师政治部主任多为蒋经国的亲信，他们或者为中央团部副处长以上干部，或者为报名从军的大学教授，其中尤以中央干校的教职员为最多。如203师政治部主任余纪忠原为中央团部宣传处副处长，被蒋经国认为是“青年军中最精干的政工干部”。在青年军政工人事方面，蒋经国最重视团级督导员，他赋予青年军团级督导员以特殊地位，相当于一般部队的师级政治部主任，希望他们能成为青年军的核心，通过他们去掌握支配青年军。

4、为何说是蒋经国的“私家军”？

在最初任命的7个师21名督导员中，有中央干校毕业生易劲秋、李焕、许公锐、赖钟声、娄仲杰、陈本昌，有蒋的赣南旧部李德廉、江国栋、江海东，有三青团干部李中舒，还有来自其他机关部门的吕振寰、赵尊光、周文化、刘汇川等人。至于团级以下的政工人员，绝大部分都由中央干校学生和三青团干部担任。

所以当时就有人认为，蒋经国对青年军政工人员采取的是“以三青团中央干校分子为中心的政策”，由此形成各师、团、营、连的政工骨干，从而建立起青年军的政工系统。

青年军的政工部门不但自成系统，而且在编制上也远比一般国民党部队的政工机构要庞大，功能也繁多复杂，处处显示出它不同一般的独特性。

蒋经国视政治为“军队的灵魂”，所以他特别重视青年军的政治工作，一再强调要加强部队的政治训练。

他还根据蒋介石的有关指示，结合青年军的特点，专门制定了《青年远征军政治工作纲要》，提出要使官兵养成以下四种精神：

“一、确信主义，服从领袖；二、忠党爱国，负责尽职；三、团结一致，互助合作；四、冒险战斗，英勇牺牲。”

还提出了政治工作的四大任务：

“一、养成官兵自觉、自动、自尊、自治之习惯；二、锻炼官兵分工合作、敬业乐群之性格：三、坚定官兵战斗意志、同仇敌忾之信念；四、增进官兵亲爱精诚、万众一心之修养。”

上述四种精神和四大任务，就是青年军政治工作的重点之所在，也是青年军政工人员努力的目标。通过这种独特的政治思想训练，大大强化了蒋经国对青年军的控制。

由于青年军在长时间内一直没有统一的指挥者，蒋经国作为青年军的政工首脑，实际上变成了青年军的“精神领袖”。青年军的一些师长，如戴之奇、刘安琪、罗又伦等人，也加紧追随蒋经国，成为所谓“太子系”中“青年军派”的代表人物。

蒋经国为了建立并掌握青年军曾煞费苦心，他后来自己承认：“自青年军成立到复员，我为它花费了很多的心血。”

综上所述，三青团与青年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青年军中约有85%的官兵是三青团团员或国民党党员，青年军成为三青团“在军中有力之一环”。

在蒋经国的主持下，三青团与青年军政工工作彼此合流，化为一体。据不完全统计，三青团干部与团员在青年军中担任政工干部者有287人，担任军事干部者为82人。

当时许多报名从军，并担任青年军政工人员的三青团干部都意识到：他们是负有三青团的使命来从军的，在青年军工作，是三青团团务工作的继续，要以办三青团团务的精神，来做青年军的政治工作，虽不具三青团之名，而有三青团之实。

通过建立青年军，三青团在实际上突破了原先“军队不设团部”的成规，开始渗透到国民党的一部分军队系统之中，从而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不过在青年军建立三青团的组织却遇到了一些周折。

青年军成立时，蒋介石曾颁布手令：“青年军除文盲外，一律须加入本团”，中央团部根据蒋的指示制订了《青年军党团组织方案》。但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宣布要“实施宪政”，提出实行所谓的“军队国家化”，同时三青团又面临“改隶”问题，所以中央团部随后又提出：“在青年军建立各级组织，似应从缓，拟暂以各级政治部为中心，设立小组通讯机构，实际执行团务活动，并直接对本会（指中央干事会）负责。”

虽然青年军中的三青团组织迟迟未能建立，但这并没有影响青年军参加三青团的各种重要活动。

1945年3月，各地青年军开始入伍训练。为了表示对此“十万革命青年群”的高度重视，中央团部特意制订了《推行青年远征军服务工作实施纲要》，通令各青年军驻地团部积极办理。同时中央团部与全国慰劳总会联合组成“青年军慰问团”，由副书记长刘健群、常务干事贺衷寒、李惟果等人率领，分别前往汉中、昆明、万县、壁山、泸州和綦江，对当地青年军进行慰问，并协助当地团部筹办青年军服务社12处，作为推行青年军服务工作的中心，为青年军提供康乐、文化、生活等服务。

青年军成立于抗战后期，陈诚曾宣称“收战胜之果，结战胜之局，便是青年军的责任”。

但由于日军无条件投降，抗战很快结束，所以青年军未能使用于抗日战场，便面临复员和转业的任务，这是许多人所始料不及的。

从青年军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出，青年军与三青团的关系非同寻常，它是三青团团务的延伸和扩大，从某种意义上说，青年军是以三青团为主体的一支“团军”。

曾有人以《青年团与青年军》为题发表文章，介绍了两者之间的特殊关系，编者在按语中强调指出：“本团是青年军的保姆，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成功，是本团在战时的伟大贡献之一”，表示今后三青团应加强对青年军的工作。

同时，青年军也是蒋经国派系形成、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青年军的成立，为蒋经国提供了进入国民党军事系统，并得以掌握部分军事实力的重要机会。从赣南到中央干校，从三青团到青年军，这就是“太子系”发展壮大的轨迹。赣南系、中央干校系和青年军系等三股力量的不断汇集，为蒋经国提供了主要的干部来源，形成了蒋经国派系的核心。“太子系”的势力在短时间内得到了迅速扩张，羽毛逐渐丰满起来，这一切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蒋经国在三青团内的地位。

对此康泽愤愤不平地说：

“以充实反攻力量，争取最后胜利而成立的青年军，很显然已演变成为培植蒋经国的特殊势力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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