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一些人学会了借历史造梦

《芳华》2017年刚上映的时候被看作是批判电影，到了2025年，经过一些有心人的解读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了隐喻真实历史的神作，冯版《让子弹飞》，而且这种解读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但“懂得都懂”的玄乎，也越过了公平、特权这些具体问题，围绕电影《芳华》的观看变成一种可互动的历史解谜游戏，影楼cosplay。

显然，这些解读成为了某些人的政治压意下的一个表达出口。正如在经济较快发展，在patriarchal政府依然有其历史惯性的年代，掌握话语权的企业和个人需要逐利，因此也必然需要对于自由、对于放松管制的舆论铺垫。

《芳华》解读视频里，观众想借某种身份重返历史，承受某种重大使命、变革和失败，因为需要带着这种人为的悲怆、不平的情绪进入历史才能化身为一个有参与感的旁观者。同时将“失败”标记为某种历史的偶然，而不是更真实的此路不通。

那可以理解为这是对共同体合法性基础的叙事权的一次重新的挖掘，一次试探性的争夺吗？当然也不是，只是过家家罢了，真实的六七十年代跟现在各方面的差异大到难以想象。

按照英美的标准的现代化模式，中国那时候直接跳过了西方发展了几百年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跳过了自由个体在市民社会里发育成长的过程，完全由一个集体性的统御力量进行资源配置，所以公平、平等的价值就跳过了商品—货币作为某种同质中介的形态而表现为社会身份的直接的冲突，而国家也无法在其中扮演一个居中调和的角色，而是直接成为冲突的中心。

简单来说，很多现在看似理所当然的东西，那时候就是异想天开，门都没有。

高度计划性和动员化的模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尚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国家的生存发展资源是极度匮乏的，没有办法从从容容，如果先以自由主义为原则发育市民社会，那么伴随而来的分化会摧毁新生的共同体，所以其实是一个死局，只能看着调节，见步走步，直至接入国际资源和市场体系才把局面盘活。所以从意识形态、从价值观上去批判那个时代或者为其招魂都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现在的视角、判断尺度、我们的感受也是在更晚近的历史中生成的，基于我们对现实的片面而有限的把握，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我们只能是历史之子。历史完全可能是断裂的，可以对这种敏感的断裂带进行操作，用一个理论进行缝合使其变得丝滑、可享用，于是有了扭曲的“中华本来优秀论”。

通过造萸论进行公共表达已经是某种常态了。电影《芳华》被过度解读，吃瓜蒙主批清，还有对于吸毒记录封存等热点事件并不是分散孤立的，它们显然都有关联，甚至可以窥见相似的舆论方向，反映了现阶段的集体情绪某种面貌，或许是对主流的、宏大叙事的反叛、愤怒和不满。

这不需要很明确的自觉，面对某个议题，你为什么会这样那样觉得，为什么会相信这是对的那是错的，这些都是来自现实的，是在真实的社会交往和跟各种物质力量互动中发生的。

吸毒记录封存的讨论背后是制度、规则是否值得信任的问题，同样也是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有没有资格参与资源分配的焦虑，往往假定了存量竞争大环境下的可以实施更严格的道德筛选标准。

大清卑劣论的潜台词就是我们本可以发展得更好。表面上看是说过去几百年，但更重要的是对历史的解读所发生的年代，也就是当下这个全球化形势变化的环境下，还有没有别的出路，还能不能摆脱内卷。

奇特的是，很多人热衷于西方偷了中国的技术和文化这种叙事，这就是非常倒错和自我矮化的，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偷了西方的技术，然后才有现代化工业化，但是硬要说成反过来，就相当于一个奴仆偷了主人的东西，然后硬要说成是主人的东西本来就是他自己的。

这种逻辑表面是民族自信，实际上就把交流和学习定义为偷窃，是卑劣不怀好意的，然后强烈排斥，包含着强烈的自污的意愿，甚至是将主流的爱国主义进行极端化，然后自我耻辱化、妖魔化，对西方的历史目的论照猫画虎，这些人在思考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只能用对手的叙事和思维去反驳。

很多吃瓜群众并不是完全被动地相信某些博主的话，他们知道这只是游戏，并且自觉地加入这个界定敌我内外的游戏，那只是个把火烧起来的引子，本身可以被当成一个解构主流、反权威的叙事来把握。

问题在于，为什么人们选择去拥抱这么一种明显有问题，且和正统叙事有相当出入的历史叙事。

或许这恰恰是某种理性的判断的结果，反官方反主流反常态反普世价值恰恰是其本质，也就是出于对于过去几十年的国际秩序的变动，及其必然伴随的政治经济危机的强烈预感的文化反应或者意识形态骚动，这时候确实没有一种替代性的普遍叙事去补位，所以很多人本能选择一种更正确的更有凝聚感的叙事，进行自我纯化——创造对种族和血缘的崇拜。

让一个绝对的外部邪恶——清，来承担近代史的苦难与挫折，这是最安全的。清的原罪是什么，对内欺压汉人，对外竞争没能争取利益和发展机会，错过了大争之世，同时，它还是某种内部的矛盾，内部敌人。

春江水暖鸭先知，但是当变化的迹象出现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反应不是反思和质疑自己生存的总体性，而是会在原有的惯性驱动下寻找新的方向，从而维持欲望再生产，或者说阶级上升的希望，当西式进化的成功之路出现某种裂痕，这就产生了符号缺位，这种空缺造成的精神焦虑需要找到新的替代性叙事，于是大批人从看向西方转向看向东方，把过去所谓洼地抬升为珠穆朗玛峰。

这固然是对着历史符号展开意淫，我本来就是巅峰，西方的东西原本就是偷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日益普遍的失望和期待在试图突破旧有的范式，为自己寻找某种文化形式进行表达。这种情绪还可以理解为对另一种可能性的偏执的病态的迷恋。它的基本姿态是质疑，已经有了某种朦胧的模糊的否定性，但是马上拥抱了一种更加非理性的倒退的史观。

你倒退一步，我要超前倒退两步三步。闹大？无所谓，我就是要表达，通过可能越界的表达来体现我的叛逆，就是要通过这种极端而又在安全线附近的主张，来制造某种让“parent”不得不加以关注和干预的紧急情态。

这几个发泄点没有成为一个大的宣泄口，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太偏太怪太小众了，有点病急乱投医，没能突破算法茧房。但客观世界确实在酝酿变化，集体情绪确实在寻找自己的位置以及一种更精确的结构性的表达，因此在可以预见接下来还会有相似的议题成为新的焦点，但历史已不需要重复同样的错误。

21世纪即将过去四分之一，在2025年回望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生活的人，他们其实并不知道会向何处去，更不知道自己身在一个怎么样世界漩涡、怎样的历史节点，他们的精神生活似乎应该是贫瘠的，但我们看到的是野蛮而宽阔的志气，朴素的抗争意识，浓郁的爱与恨，精神的因素反而更为活跃，要将自己变化革新，提高到新的形态。

与其对着那些被哄抬的符号意淫，幻想我本是巅峰，不如真切理解历史中的断裂，断裂中艰难的匍匐、摸索、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