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有两位军阀手握重兵，却拒绝出兵抗日，到底是何原因？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中国由此进入了全面抗战。此时出现了一个以往少见的现象：那些互相打了几十年的各地军阀，这时几乎都停止了相互争斗，国难当头，纷纷表示愿意听从国民政府的指挥，共同出兵抗击日本侵略者。

然而，就在全国上下一心团结抗战的浪潮中，有两个地方显得格外安静。一个是远在西北、控制新疆的盛世才，他没有派遣一兵一卒。另一个是西南康藏高原上掌管西康的刘文辉，他也把部队留在了当地，没有听从调动。当全国各地军队一批批开往前线时，他们的沉默就显得异常刺眼。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形成。各地军阀捐弃前嫌，放下私怨，响应的抗战号召的速度比很多人预计的还要快。七月十日，四川省主席刘湘就提出川军愿意马上出川抗日。到了八月，川军六个集团军分多路出发。许多士兵脚穿草鞋，手举死字旗，踏上了征途。

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动作也很迅速，桂军主力很快北上。山西的阎锡山则同意八路军进入其防区，共同作战。全国老百姓支援前线的热情十分高涨。大小车站和码头常常挤满了欢送军队、捐献物资的人群。报纸上的几乎每天都是战事与动员的消息。

整此时，个国家如同一台刚刚启动的机器，全力投入战争。但若把目光转向边疆，便会发现新疆和西康两地似乎并没有跟上全国的步伐，它们保持着一种与众不同的安静

要理解盛世才为何不出兵，必须先看他当时的处境。他是辽宁人，曾留学日本。一九三三年，盛世才经过一场策划好的事变，当上了新疆边防督办。他这个位置坐得并不稳固，主要依靠北边苏联的支持。苏联向他提供贷款和武器，还派遣军事顾问帮助训练部队。到一九三七年，他手下已有一支约三万人的部队，装备在当时中国各地地方军队中算是比较好的。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多次要求他出兵或提供物资支援。盛世才每次回复都有理由。他对南京派来的特使反复解释，新疆情况特殊，紧邻苏联，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自身防务压力很大。他常说：“守住新疆，就等于守住了抗战的大后方。”这话听起来有道理，但实际上，这是他按兵不动的最好借口。

事实上，盛世才的心思根本不在这里。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巩固个人权力。一九三七年九月，他亲自策划了所谓“阴谋运动案”，逮捕了省政府副主席和数百名官员、军官。这场清洗之后，他在新疆的统治变得如铁桶一般。那支用苏联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是他个人权力的根本保障，他绝不愿将把这支力量送到千里之外、胜负难料的内地战场上去。

刘文辉的情况与盛世才不同，他更多是出于实际困难的考虑。他是四川大邑人，原是四川最具实力的军阀之一。但在一九三三年的“二刘大战”中，他败给了侄子刘湘，只得退守川西与藏东交界的贫瘠地区。一九三九年西康省成立，他出任省主席，开始在这片高原上经营自己的地盘。

西康地广人稀，经济落后，民族众多，关系复杂。刘文辉提出“建设西康”、“康人治康”的口号，为了表示决心，他甚至把省政府从相对便利的雅安迁到了更偏僻的康定。他主持修建了一些公路，创办了几所学校和医院，花很大力气拉拢当地有威望的藏族土司和头人，目的就是在这片土地上站稳脚跟。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方面也电令刘文辉出兵。而他拒绝的理由非常实际：西康人口少、财政穷，他的第二十四军名义上有两万多人，但枪支老旧、弹药不足。更重要的是，康藏边界线长，局势一直不稳，必须留兵驻守，以防发生变故。

刘文辉致电蒋介石强调，如果把这支本就薄弱的部队调走，导致后方空虚、边疆生乱，反而会拖累全国抗战大局。这既是实情，也是他保存实力的一种委婉说法。他与重庆政府的关系一直若即若离，同时与延安也保持着一些秘密联系。他的做法，就是在多方力量的夹缝中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

转眼到了一九三八年。全国战场进入了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在东线，川军王铭章部在山东滕县死守，随后全师壮烈牺牲。在北线，滇军在中条山与日军反复争夺，军长唐淮源战败后自尽殉国。这些惨烈的消息通过电波不断传回后方。

然而在同一片天空下，边疆的形势却是另一番景象。在新疆迪化，督办盛世才坐在官邸里，翻阅着从苏联争取农机和汽油援助的谈判文件。在西康康定，省主席刘文辉主持会议，讨论的是如何提高本地药材收购价格，以充实紧张的财政。前线的炮火、呐喊与牺牲，仿佛被层叠的雪山和无边的沙漠隔绝，显得遥远而不真实。

当时社会上并不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一情况。后方一些报纸的评论文章曾激烈发问：在国家需要每一份力量之时，是否每个人都出了全力？但这种声音很快被更直接、更紧迫的前线战事新闻淹没，始终没有成为舆论焦点。

深入来看，盛世才、刘文辉两人选择“静默”有很多原因，其根本仍源于军阀时代的生存法则。对盛世才而言，新疆就是他的独立王国。他的权力完全依赖那支由苏联装备武装、苏联顾问训练的军队。这支军队若是东调，他在新疆的统治可能瞬间崩塌。

而他对国民政府总是猜疑，担心出兵抗战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借抗日之名吞并他的地盘。此外，新疆孤悬塞外，毗邻苏联，内部民族关系复杂，他自认“守土”责任已很沉重，不愿也不敢分兵。

而刘文辉的考虑则更现实、更具体。西康土地贫瘠，老百姓贫困，他的二十四军人少装备差。即便勉强抽出一小支部队，跨越数千里赶到主要战场，对大局作用有限，却可能耗尽他安身立命的本钱。漫长的康藏边界一直不太平，需驻兵防守，这也是实情。

此外，他也认为，经营好西康这条连接西南与西北的潜在通道，保持后方一块地区的稳定，也算是对抗战的间接贡献。但说到底，在乱世中先保存实力、再图发展，是几乎所有军阀最根本的念头。

当然，说这两人在抗战时期毫无作用也不完全客观。他们也发挥过一些间接作用。盛世才控制新疆期间，从苏联经新疆至甘肃的西北国际运输线，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间基本保持畅通。一些苏联援华的飞机、汽油、武器等物资通过这条路线运到内地。这也是他维持与苏联关系所必须做的。

刘文辉治理下的西康，作为大后方的一部分，基本保持了地方社会安定，没有给已焦头烂额的重庆政府增添大乱。他主张修建的公路，也为后来物资转运和人员往来提供了一些便利。

然而这些作用十分有限，且都带有强烈的自保目的，其性质与出发点，根本无法与前线数百万军民明知必死仍奋勇向前的那种流血牺牲相提并论。

抗战胜利的锣鼓并没有给这两位“静默者”带来长久安稳，他们的命运很快走向不同方向。盛世才那套精巧的“平衡术”在一九四四年彻底失效。随着苏联在二战中取得决定性优势，不再需要他这个中亚地区的代理人，而南京方面也趁机加大压力。

在内外交困下，盛世才只得离开经营十一年的新疆，调任重庆担任有职无权的农林部长，形同软禁。离开迪化时，街头有老百姓暗中称他“盛屠夫”。他的晚年是在宝岛度过的，他曾想撰写回忆录为自己辩护，但历史早已把他定位为一个残酷多变的割据军阀。

刘文辉的选择则不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他认清形势，在四川彭县通电起义，投向新中国。此后，他曾任国家林业部部长等职，人生获得相对平稳的结局。

这两人的故事，是全民族抗战宏大历史中一个值得思考的特殊片段。盛世才与刘文辉的“静默”，最终正是被这浩荡不可阻挡的主旋律所定义、衡量与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