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期里,在欧洲留学的女儿回到南京探望爷爷,顺便修改即将提交的博士论文。一次家族聚餐后,我驾车沿着水西门大街向西行驶,送近95岁的老父亲回养老院休息。行至距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尚有约200米处时,同向行驶的车流明显慢了下来,右侧慢车道则满是停车下客的车辆。随着车流缓缓前移,可见主要由少年和青年组成的人流,顶着烈日在高大的浅黑色墙壁下那条曲别针样的通道里缓慢前行。我告诉已对南京街市有些陌生的女儿,这里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女儿侧身看着移动的人群,轻声回复道:“小时候来过这里,心里很难受。”听着我和女儿的简单对话,原本有些疲惫、微合双目的老父亲忽然精神起来,大声说道:“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随即他对自己的孙女说:“我家老头子就是被日本兵用刺刀戳伤大腿的……”
我父亲和母亲都是1931年初出生的,1937年12月前后的那场人间浩劫,给他们各自留下了不同的创伤记忆,后来也就成了我们家族成员的集体记忆。在南京遭受日军攻击前,父亲就随他的父母及老祖母逃回了苏北老家,战事平息后又返回南京,一家人主要靠我爷爷(即我父亲口中的“老头子”)拉人力车维持生计。我父亲所言之事发生在我爷爷某日拉着客人途经中华门之时。那时日本侵略者规定,由此出入的所有中国人都要对着在城门口站岗的日本兵弯腰鞠躬,当时我爷爷没有停下人力车,在行走间鞠的躬没能达到90度,那日本兵并不言语,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对着我爷爷的腹部就刺了过来。在惊惶之下,爷爷扶着人力车横档猛然跳起身来,那刺刀便错过腹部刺穿了大腿。受了刀伤的爷爷随即躺倒在地,日本兵走上前来想要补刀,经坐车的客人和其他工友跪下求情,日本兵才肯罢手,工友们把我爷爷抬上车子拉了回来。
母亲经常讲述的则是在日本军队攻入南京之前,对南京城内进行无差别轰炸的情景:“日本飞机的翅膀上有个‘红粑粑’,就看到它一个猛子扎下来,一串串像热水瓶那么大的炸弹就掉了下来,马上就看到我家附近的八铺堂那边蹿起一阵黑烟,然后就听到轰隆隆的声音,响得不得了。我们小孩子跑了过去,就看到被炸的房子起了大火,树枝上挂着人的残肢,太惨了!”
后来在武汉大学读书期间,我曾与中文系的同学在南京作过一次社会实践调查: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并调查大屠杀遗址。在燕子矶、草鞋峡、下关中山码头、江东门、北极阁等同胞遇难处以及花神庙、鱼雷营等丛葬地之中,印象最为深刻且永远无法忘却的,便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一处场景了。从板结的黄色泥土中剥离而出的骨盆轮廓里,赫然插入一柄三八式步枪所配用的刺刀,只余刀柄在外,刀身则完全没入骨盆中尚未掘开的泥土……遗骨旁竖立着的标牌内容显示,经检验测定,该遗骨为女性,其年龄在16到18岁之间……多年后,由于工作关系,我接触过诸多日本文化界人士,也曾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讲述我爷爷的经历,复述我母亲所讲的往事,也说起过那位无名少女骨盆里的刺刀。
《 人民日报 》( 2025年12月15日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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