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尺素——金冲及先生的五封信 | 张广智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奠基者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我们的业师金冲及先生（1930—2024）逝世已一周年了，凭窗回望，历历往事心中涌，点滴回忆寄思念。在我与金先生的交往中，越到他晚年越频繁，“京沪热线”（电话）似乎是一条无形的纽带，牵引着珍贵的信札，抚简摩挲，恍见故人风貌。

“珍贵的信札”，确实不虚。我收藏的金先生给我的书信仅有五封，这些信札作于2005年至2023年，时间跨度18年，充满了先贤的往事回忆，醒世良言，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金冲及先生（左）与作者，摄于2015年11月22日

2004年，经过多次申请后，74岁的金先生从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自己支配的时间充裕了。翌年，正值复旦大学建校百年华诞，他应邀南下赴会，共庆母校大典。校庆后，我给他寄《西方史学史》（我主编的教材）、希罗多德的《历史》两本书。他读后给我回复：

在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中，吸取或借鉴西方史学成果当然很重要，读读西方史学史，既有助于接受它的积极成果，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史学的各种流派都是历史的产物。（2005年10月10日来信）

金冲及先生1930年12月生于上海，1947年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读书，次年入党，积数十年之人生经历，他在信中出自肺腑地言道：

我们解放前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外来灌输，而是自己在经过比较后选择的。直到现在，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说明历史的发展，还没有其他学说胜过马克思主义的。我想你也会同意这种看法。（同上信）

是的，对此我有切身的体会。自新世纪以来，我从总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曾有多篇论文求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光芒，深感它的确胜过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史论。

记得1961年，我大三时，金先生曾给我们开设《中国近代史》一课，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讲课时的真情感染了我们班上的96位同学。

金先生是个“双肩挑”的学者，从政之余，酷爱读书。2012年我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问世，不久便寄京华。于是，2014年就有难得的两封“六月来信”，师言皆是谈书事。他在信中写道：

我空下来，大多是读世界史和中国古代史方面的书。近年来，读过西方史学的经典希罗多德的《历史》、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兰克的《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等。“跨界读书”带来益处，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眼界会放宽。（2014年6月5日来信）

不到一月，我收到了他的第二封“六月来信”。他给我的信函都较长，这封更是密密麻麻的5页。冲及师夸我说：

书中一些分析很好，尤其是一些比较复杂的西方史学家或史学流派，能放在当时特定的而且迅速变动的时代背景和西方史学发展的进程中来考察，进行具体分析来写，能给人以启发。（2014年6月30日来信）

尤其对我在书中（《西方史学通史》“导论篇”）提出的“影响研究”赞誉有加，说道：

你提出的“影响研究”，西方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以至今天中国史学状况的影响太大了。它在东方史学界是以怎样的“形象”出现的，起了怎样的“影响”？中国近代一直到今天的史界学人的西方史学观是怎样的？（同上信）

“影响研究”在学术研究中非同小可，以中国史学史为例，如研究司马迁，只限于他史学思想的自身就不够了，还要关注司马迁史学传播异域的“影响研究”，比如他的《史记》之东传或西传，给他国史家的影响。反之亦然，我曾探讨过希罗多德的《历史》传入中国及其影响研究。以此类推，正如金先生信中所说：

不仅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史学对中国近代以至今天史学的进步都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同上信）

2019年，是我们入复旦历史系60周年，沪上老同学发起在9月举办一次纪念活动。是年春日，我去北京参加学术会议，受纪念活动筹备组委托，特地去拜见先生。我刚返家不久，4月15日就收到了他的挂号信，热情洋溢地回顾了他在复旦度过的18载岁月。先生从历史系毕业后一年即开始教《中国近代史》，他满怀深情地回忆道：

在复旦讲了12年的基础课，无异于学习了12年，而且是在复旦历史系这样的环境和要求下，打下了比较实在的基础。尽管我以后遭受过不少曲折和磨难，如果没有那一段经历，要还能在史学领域多少做了点工作是不可能的。（2019年4月15日）

众所周知，冲及师说的“在史学领域多少做了点工作”是过于自谦了，他的论著甚丰，就个人专著而言，就有《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五十年变迁》《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以及与胡绳武先生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等。他之卓越业绩获得了国际声誉，2008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退休后，从75岁高龄开始，伏案“爬格子”，从中日甲午战争写至20世纪末，耗时两年多，不用电脑，硬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终成《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四卷本120万字。出版后好评如潮，终成经典。

在4月15日这封信的末尾，他写道：

以林（冲及师之子，复旦历史学系博士后）过去曾请胡绳同志在他的纪念册上题词，胡绳同志写了《论语》上的两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和“思”这两个字确实抓了治学为人的要点，愿借以与同学们共勉。

“杏坛肇始申江畔，历经百年风云骤。”2025年是我系百年华诞。癸卯岁末，我为志庆献礼的小书《衡史寸言》即将付梓。是时，冲及师旧病复发在家养病，而我全然不知，竟贸然请先生赐序。不久就收到了他的来信和序文。信不长，全录如下：

广智同志：

遵嘱写了一篇序文稿。大作内容广泛，又未读及全文，生怕没有抓住要点，姑且写了一篇短文，如不适应要求，望告。

并问幼纹同志好。

金冲及

2023年11月18日

先生序文，以上文说及的“学”和“思”为主旨，一气呵成，字体遒劲有力，一点也看不出抱病执笔的样子。序文最后叮嘱我们，要牢记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蕴藏的治学之道和现实意义。（序文见拙著《衡史寸言》）

这是冲及师的绝笔，师之嘱托，师之箴言，我记下了！

原标题：《京华尺素——金冲及先生的五封信 | 张广智》

栏目主编：舒明

文字编辑：吴东昆

本文作者：张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