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海外版推出“人民家书”，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

这封原本属于私密范畴的家书，之后成为了“人民家书”专栏的起始内容。历史记忆的传承，有的时候就隐匿在私人话语朝着公共叙述转变的缝隙之处。李道煃的经历有着时代所留下的痕迹。在1937年南京城被攻破的时候他才5岁8个月，全家人躲进金陵女子大学的难民所。他记得奶奶拉着他们逃亡，小脚在雪地里踩出了血印子。国际红十字会的旗帜被日军的摩托车撞到，如同一片枯叶一样。个体记忆的苏醒，比宏大的记忆更加地刺痛人心啊。

到了2005年的时候，他才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写信讲述过往的事情。触发他去写信的缘由是日本修改教科书的新闻。我认为“人民家书”是将历史拉到普通人的生活当中。专栏里曾经收到过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在1937年写给他妻子的信件，信里说道“我根本没有想到日本士兵会这么野蛮”，说他看到日军在南京街头如同打耗子一般枪杀平民。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位牧师当年用16毫米摄影机偷偷拍摄暴行的时候，把胶片缝在德国同事的大衣衬里才带出南京。这样的细节比伤亡的数字更能够呈现历史的模样。张纯如在1998年于密歇根州进行签售的时候，收到过南京安全区红十字旗的原件。

她在给母亲所写的邮件当中兴奋地讲述，现场三位安全区委员会成员的后代重逢的时候，全场的读者都十分激动。这跨越时空的传递接力，仿佛象征着历史书写的本质。历史的书写并非是由冰冷的档案堆积而成的，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如同传递灯火一般。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家书的价值就在于它所具备的“未完成性”。

1942年左权将军牺牲前三天给妻子写信，称女儿太北“一会儿爬到妈妈的怀里，一会儿转到爸爸的怀里”，结尾连续用了四个“念”字。这位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在黄土高原种植西红柿的时候，也许没有想到，这份私语后来成为抗战家书的代表进入了教材。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正是这些没有完成的牵挂，构成了民族记忆的韧性。还有国际方面视角的情形。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等人给拉贝题词写“义勇仁风，十分钦佩”，可拉贝战后因为纳粹的身份生活得穷困潦倒。这种复杂性打破了非黑即白的叙事——善与恶的较量不是单线条的。

八十多年的时光已经流逝了。当年 12 岁的幸存者张秀红在晚年常常说道：“我把这些事情讲完之后，南师大的教授说让我活到 110 岁。可我活那么长久是为了做什么？活着就是遭受罪苦”。个体命运和历史书写之间的拉扯，或许就是“人民家书”应该定格的真相：记忆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死者求得一份庄重。

当下在国家公祭日的鸣笛声里，这些家书在海外版专栏内始终存在着动态。有新西兰的华侨，有美国的传教士，有战地记者，还有守城的将领。碎片化的叙述拼凑起历史的多面之态。如同纪念馆哭墙上新增加的姓名一般，每一个姓名的背后都关联着一户人家的饭桌、一个尚未长大的孩子、一封没有寄出的家书。这类具体的事物，或许是应对虚无的良好办法。这么来看“山河永念”的含义，不在山河而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