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愧是最美潘金莲，纯天然的大美女，颜值从年轻美到现在，真羡慕

一袭红妆，茕茕孑立，桌椅上佳肴消失，剧场中只剩一把红椅倒在茫茫雪地，被流沙淹没——这并非某部现代悲剧的场景，而是小剧场粤剧《金莲》中对那位被误解千年的女性的全新诠释。

“我一看到你，就觉得我们该结婚”到“你死！你怎么还活着？”——这两句极端反差的话语，出自被称为“当代潘金莲”的翟欣欣之口。

她仅用41天就从前夫那里“拿走”上千万元，最终导致对方自杀身亡。这一案件让“潘金莲”这个名字再次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

当我们谈论潘金莲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水浒传》中那个勾结西门庆、毒杀亲夫的淫妇形象，还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贤良淑女？

2009年12月18日，一个特殊的日子，施耐庵的直系后人施胜辰专程来到河北清河县武植祠，为祖先笔下的错误道歉。

这首诗至今仍裱糊在武植祠墙壁上，见证着一场跨越数百年的误解与澄清。

历史上的潘金莲并非低贱的使女，而是知州家的千金小姐，住在距武家那村不远的黄金庄。她喜欢武植，经常接济他，并与他私订终身。

而她的丈夫武大郎，本名武植，也绝非小说中描述的“三寸丁谷树皮”。根据1996年发现的武植小腿骨测算，武植身高应超过1.8米。

他出身贫寒，但聪颖过人，中年考中进士，出任山东阳谷县令。两人结婚后和睦恩爱，养育了四个子女。

原来，武植早年贫苦，曾接受过好友黄堂的资助。后来武植做官后，黄堂家的房屋失火，便投奔武植，希望谋个一官半职。

黄堂在武家住了3个月，虽然天天好酒好菜，但始终不见武植提携自己。他觉得武植不够义气，一怒之下不辞而别。

为发泄心中怨恨，黄堂在回乡路上四处编造宣扬关于武植和潘金莲的谣言，并张贴传单捏造他们的“丑事”。当地恶少西门庆与他沆瀣一气，添油加醋。

很快，这些捏造的“丑事”传遍了相邻州县的街头巷尾。讽刺的是，当黄堂回到家中时，发现自家房屋已被重新修盖。他的妻子告诉他，是武植派人重修了房舍，还购置了新家具。

黄堂虽然后悔不已，但他捏造的武潘二人的丑恶形象早已四处传播，并被施耐庵写进了小说《水浒传》，从此流传天下。

在《水浒传》中，潘金莲被描绘成一个可以选择却选择作恶的女性。但历史上宋代的真实情况如何？

潘金莲是封建社会中女性命运多舛的典型代表。按照小说的描述，潘金莲“年方二十馀岁，颇有些颜色”；而武大郎则“身不满五尺，面目生得狰狞”。

这段婚姻的本质，其实是大户人家对潘金莲的恶意报复——当她拒绝主人的侵犯并告知主母后，恼羞成怒的主人便将她嫁给了武大郎。

在宋代，潘金莲这样的女性几乎没有离婚的可能。“七出三不去”是男人单方解除婚姻关系的制度，作为妻子的潘金莲无法主导离婚。

和离需要双方协议，但武大郎断不可能同意；而义绝制度要求的特定条件，潘金莲与武大郎之间也不存在。

如果她生活在现代社会，面对大户的侵犯当然可以断然拒绝；即使与武大郎结婚，如果感情确已破裂，既可以协议离婚，也可以起诉离婚。果如此，“大郎，吃药”的悲剧或许就可以避免了。

潘金莲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她的理解也在不断演变。

在《金瓶梅》中，潘金莲仍是一个恶妇、淫妇形象，其性格的基本内涵与《水浒》是一致的。但1926年，著名剧作家欧阳予倩创作的五幕话剧《潘金莲》，首次将潘金莲塑造成一个反对封建礼教的正面形象。

1998年央视版《水浒传》中，潘金莲几乎被正名翻案，她被塑造成为一个反对封建夫权、提倡女性解放的新女性形象。

在小剧场粤剧《金莲》中，金莲从被诉说者到诉说者身份的转变，让自我的情感冲突、意志冲突以美和美的毁灭的矛盾方式得到了充分展现。

一百个观众眼里就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潘金莲。不同时代的艺术家们根据自己的历史观和艺术见解，演绎出了各不相同的潘金莲形象。

近年来，随着“翟欣欣案”等事件的曝光，“当代潘金莲”的标签再次被广泛使用。但这种类比是否恰当？

潘金莲是封建制度压迫下的悲剧产物，而翟欣欣则是现代社会中利用制度漏洞谋利的主动加害者。将两者混为一谈，不仅是对历史人物的不公正评判，更模糊了我们对当下社会问题的认识。

潘金莲的婚姻是典型的封建包办婚姻，她完全没有自主选择权。而翟欣欣则拥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通过婚恋网站主动结识苏享茂，短短两个月内便决定结婚。

潘金莲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封建压迫的反抗，而翟欣欣的行为动机则源于纯粹的物质贪婪。

潘金莲的故事让我们思考如何建设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而翟欣欣案则让我们反思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建立健康的婚恋观和价值观。

从欧阳予倩到魏明伦，从央视《水浒传》到小剧场粤剧，潘金莲的形象正经历着一场缓慢但持续的平反。

那把倒在雪地中的红椅虽被流沙淹没，却依然鲜红而热烈。当施耐庵的后人写下“施姓欠账施姓还”的道歉诗时，一场跨越数百年的误解终于开始消散。

你对潘金莲的印象是怎样的？你觉得她是个坏人还是受害者？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