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老式钢笔磨得发亮,握在手里几乎没有什么重量。
但谁能想到,就是它,三十多年来一直躺在刘震云的兜里。
不管是在村小学掉漆的木椅上改稿,还是在法兰克福书展的酒会上应酬,它从没缺席过。
可这事儿说起来,还得从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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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深秋,复员专列穿过豫东平原。
刘震云蹲在煤水车厢里,军绿挎包早就被煤灰染成了灰褐色。
他低头看着手里的复员证,皱巴巴的,像命运临时给他开的一张收据。
那会儿谁都以为参军能改命,他也这么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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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回来的时候才知道,命不是那么改的。
窗外的杨树影子一排排倒退,像极了那些没写完的作文开头。
回到老家塔铺镇,人还是原来的人,地也还是原来的地。
不同的是,他多了一层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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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农村,每天都在为吃喝发愁,考学、结婚、生娃,被说成“人这一辈子只能使的三把劲”。
这话是舅舅说的,在给黄牛撒草料的时候,顺口就来了句:“多使半把,都是折寿。”
可他就偏不信这个邪。
1978年,北大录取通知书送到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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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给生产队挑粮,扁担压得肩头都渗了血。
信是村支书递过来的,他手一抖,差点没接住。
那一刻没人欢呼,也没人哭,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不是幸运,是他把第一把劲用尽了。
可说实话,那时候他还没打算当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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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是喜欢记东西。
村口老槐树下,老汉们抽着旱烟,常说些听起来没头没尾的话:“人啊,不能光往上看,得看看脚下。”或者“这庄稼啊,就得顺着天时地利。”他一边听,一边在笔记本上记。
有人笑他:“震云,你咋老记这些车轱辘话?”他也不争,继续记。
后来这些“车轱辘话”就成了《一句顶一万句》里那些最扎心的对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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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他的写作不是从文艺启蒙开始的,是从生活里一点点“磨”出来的。
比如《我不是潘金莲》,手稿是在《农民日报》的办公桌抽屉里写出来的。
有一次夜里校对,老张探头进来问:“这李雪莲咋跟祥林嫂似的?”他笑了笑:“祥林嫂求人信她苦,李雪莲求人别信她坏。”说完又拿起钢笔,继续写。
这种“拐着弯”的幽默,其实一点也不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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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自己写的是“对牛说话的人”——不是比喻,是真事。
小时候家里喂牛,牛棚就在屋后,他常常听见牛咀嚼草料的声响。
后来写到李雪莲,那种声音又回来了。
你说这算不算巧?可在他看来,都是命里早就埋下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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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爱写时评,哪怕有人问得再直接。
他说小说家得像黄河纤夫,逆流时能摸出水下的暗礁,顺流时也听得懂浪花的声音。
站岸上的人,永远不知道水有多凉。
1993年,他出了《温故一九四二》,书里写饥荒、写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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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删掉了所有心理描写。
编辑问他为什么这样写,他叼着烟,说:“灾民饿得啃树皮,哪还有心思琢磨‘我此刻多么痛苦’。”那是他最不愿意“加工”的一段历史。
他宁愿让干巴巴的叙述,让那股土腥味自己扑出来。
他对语言特别较真。
签售时,别人说“您这孙子写得真绝”,他不生气,还反问:“谢了您没说‘这爷爷’,当孙子还能翻个跟头。”那种幽默,不是躲在字里行间,是从骨子里长出来的。
他不喜欢抒情,更不喜欢总结。
可他的小说里,总有一种沉默的力量,像老家田地里的风,吹得人眼睛发红,却不知道是哪阵风,哪一粒尘。
他曾在北师大研究生班讨论《百年孤独》,说马尔克斯写冰块像钻石,要是放在咱河南乡下,就该说像“冰糖疙瘩”。
全班哄笑。
他掰开烤红薯,白气在冬日教室里缭绕,那一刻比任何理论都清楚。
他写《一句顶一万句》时,有个学生作文写道:“我想把黄河水引到村口,这样姥姥就不用背我走三里地洗衣裳。”他在评语栏上画了朵小浪花。
那一刻,他听见自己心底“咔嚓”一声,好像什么碎了。
这些事儿你听着像小说,其实一桩桩都是真的。
他出生在1958年,延津县的一个小卫生院。
那年春天奇干无雨,地裂得像锅底。
他外祖母用棉絮补丁做成的襁褓,三十里土路颠簸着送他回了西老庄村。
椿树下,木匠舅舅一边刨木头一边说:“好木头得顺纹路使力,人也一样。”那会儿没人知道,这孩子将来会拿起笔,把这些话都写进书里。
现在他还是凌晨三点写作。
案头放着外祖母用过的镰刀。
月光照在刃口,像极了那年她弯腰割麦时滚下的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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