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写道：骡马走百里要吃十斤料，人活一辈子只能使三把劲！

一支老式钢笔磨得发亮，握在手里几乎没有什么重量。

但谁能想到，就是它，三十多年来一直躺在刘震云的兜里。

不管是在村小学掉漆的木椅上改稿，还是在法兰克福书展的酒会上应酬，它从没缺席过。

可这事儿说起来，还得从头讲。

1973年深秋，复员专列穿过豫东平原。

刘震云蹲在煤水车厢里，军绿挎包早就被煤灰染成了灰褐色。

他低头看着手里的复员证，皱巴巴的，像命运临时给他开的一张收据。

那会儿谁都以为参军能改命，他也这么想过。

但回来的时候才知道，命不是那么改的。

窗外的杨树影子一排排倒退，像极了那些没写完的作文开头。

回到老家塔铺镇，人还是原来的人，地也还是原来的地。

不同的是，他多了一层沉默。

那时候的农村，每天都在为吃喝发愁，考学、结婚、生娃，被说成“人这一辈子只能使的三把劲”。

这话是舅舅说的，在给黄牛撒草料的时候，顺口就来了句：“多使半把，都是折寿。”

可他就偏不信这个邪。

1978年，北大录取通知书送到村里。

他正给生产队挑粮，扁担压得肩头都渗了血。

信是村支书递过来的，他手一抖，差点没接住。

那一刻没人欢呼，也没人哭，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不是幸运，是他把第一把劲用尽了。

可说实话，那时候他还没打算当作家。

他只是喜欢记东西。

村口老槐树下，老汉们抽着旱烟，常说些听起来没头没尾的话：“人啊，不能光往上看，得看看脚下。”或者“这庄稼啊，就得顺着天时地利。”他一边听，一边在笔记本上记。

有人笑他：“震云，你咋老记这些车轱辘话？”他也不争，继续记。

后来这些“车轱辘话”就成了《一句顶一万句》里那些最扎心的对白。

说起来，他的写作不是从文艺启蒙开始的，是从生活里一点点“磨”出来的。

比如《我不是潘金莲》，手稿是在《农民日报》的办公桌抽屉里写出来的。

有一次夜里校对，老张探头进来问：“这李雪莲咋跟祥林嫂似的？”他笑了笑：“祥林嫂求人信她苦，李雪莲求人别信她坏。”说完又拿起钢笔，继续写。

这种“拐着弯”的幽默，其实一点也不好笑。

他说自己写的是“对牛说话的人”——不是比喻，是真事。

小时候家里喂牛，牛棚就在屋后，他常常听见牛咀嚼草料的声响。

后来写到李雪莲，那种声音又回来了。

你说这算不算巧？可在他看来，都是命里早就埋下的伏笔。

他不爱写时评，哪怕有人问得再直接。

他说小说家得像黄河纤夫，逆流时能摸出水下的暗礁，顺流时也听得懂浪花的声音。

站岸上的人，永远不知道水有多凉。

1993年，他出了《温故一九四二》，书里写饥荒、写灾民。

他删掉了所有心理描写。

编辑问他为什么这样写，他叼着烟，说：“灾民饿得啃树皮，哪还有心思琢磨‘我此刻多么痛苦’。”那是他最不愿意“加工”的一段历史。

他宁愿让干巴巴的叙述，让那股土腥味自己扑出来。

他对语言特别较真。

签售时，别人说“您这孙子写得真绝”，他不生气，还反问：“谢了您没说‘这爷爷’，当孙子还能翻个跟头。”那种幽默，不是躲在字里行间，是从骨子里长出来的。

他不喜欢抒情，更不喜欢总结。

可他的小说里，总有一种沉默的力量，像老家田地里的风，吹得人眼睛发红，却不知道是哪阵风，哪一粒尘。

他曾在北师大研究生班讨论《百年孤独》，说马尔克斯写冰块像钻石，要是放在咱河南乡下，就该说像“冰糖疙瘩”。

全班哄笑。

他掰开烤红薯，白气在冬日教室里缭绕，那一刻比任何理论都清楚。

他写《一句顶一万句》时，有个学生作文写道：“我想把黄河水引到村口，这样姥姥就不用背我走三里地洗衣裳。”他在评语栏上画了朵小浪花。

那一刻，他听见自己心底“咔嚓”一声，好像什么碎了。

这些事儿你听着像小说，其实一桩桩都是真的。

他出生在1958年，延津县的一个小卫生院。

那年春天奇干无雨，地裂得像锅底。

他外祖母用棉絮补丁做成的襁褓，三十里土路颠簸着送他回了西老庄村。

椿树下，木匠舅舅一边刨木头一边说：“好木头得顺纹路使力，人也一样。”那会儿没人知道，这孩子将来会拿起笔，把这些话都写进书里。

现在他还是凌晨三点写作。

案头放着外祖母用过的镰刀。

月光照在刃口，像极了那年她弯腰割麦时滚下的汗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