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名门之后，却被继母逼入青楼成为歌女，转头嫁给四大公子之一

1920年代的上海，霓虹烟火并存，繁华背后是无数女子被时代碾压的身影。

她，本是苏州名门之后，自幼饱读诗书，是闺阁中的明珠，却在母亲去世后，被继母逼成歌女。

世人都以为她此生难逃青楼命运，却不知，她以一曲琵琶名动上海滩，成为花魁中的异类，才名远播而不以色事人。

她命途多舛却不屈不挠，最终不仅自救于乱世，更赢得了“民国四公子”之一的真情厚爱。

她是谁？由如何在乱世中救自身于水火？

苏州，自古钟灵毓秀，孕育出无数才子佳人。

1915年，潘府深宅，一个注定不凡的女婴降生了，她就是潘白琴。

潘家祖上为清代重臣潘世恩，是“苏州三杰”之一，曾位列一品，门楣显赫、族系繁盛，一度富甲一方。

但可能是“富不过三代”的魔咒，等到白琴出生时，潘家虽仍有资产，却已现颓势。

其父潘智合虽继承名门血统，却沉迷烟赌，终日无所事事，是典型的纨绔之流。

在那样一个尚且男尊女卑的年代，沈氏却坚信，女子若无见识与才情，即便锦衣玉食，也终归流于平庸。

于是她亲自为女儿挑选塾师，教以诗书，习女红、画艺与音律。

那时的潘府，仍旧庭院深深，白琴跟在母亲身边，是最惬意温馨的一段时光。

但世事无常如水，流转之间风云突变。

白琴十三岁那年，沈氏突染重病，卧床多日未愈，最终难逃病魔。

那一日，白琴的世界开始一寸寸坍塌。

丧母之痛尚未平复，继室便旋即登堂入室。

潘父尚未守满丧期，便迫不及待地娶了一个出身市井的寡妇。

女人名唤李氏，容貌虽不出众，却生得一副巧言令色，极善逢迎潘父之好。

她进门后，变本加厉地打理潘家财务，处处与白琴母女旧仆作对，唯恐人不知她才是这潘宅新主。

起初，李氏对白琴尚有几分表面样子，但很快便现出獠牙。

她厌恶这名门出身、气质清雅的少女，再加上潘家家道中落，入不敷出，潘父的挥霍更是雪上加霜。

李氏打起了算盘，要将这“养不起”的继女变现。

她找来一位旧识，在上海经营“书寓”的胡老板，将白琴打扮一番，谎称是亲侄女，送去了沪上。

白琴只觉得事出蹊跷，却未及多问，便被草草收拾行囊，装上一辆马车。

一路颠簸，从苏州驶往上海，越行越远，直到江南小镇的烟雨，被城市的浮华吞没。

待她真正意识到自己身处何地时，已是“天香阁”后院的一间厢房。

那时她还不懂“书寓”为何，直到听见隔壁传来的笑语喧哗、琴音香雾，才明白自己落入了怎样的地狱。

她曾愤怒挣扎，拍门高呼，甚至试图逃跑。

但这风月之地早就习惯了挣扎反抗，胡老板笑她：

“一个孤女，无凭无据，回得去苏州吗？你回去，谁信你不是自愿的？”

她恨、她怨，甚至一度绝望到想以死殉母，但就在这时，她想起了母亲生前的叮嘱，她终究没能一死了之。

她开始用琵琶为自己铺一条路。

她的手指生来就为弦而动，音律之下，她的痛、她的恨、她的求生欲化为缱绻曲调，一曲《平沙落雁》，令全场寂然。

她不是那种以柔媚的女子，她弹的是气节、是心志，是被逼至绝境仍不肯低头的倔强。

于是，“潘妃”之名，便在上海滩流传开来，“妃”不是指寻常烟花女子，而是当得起一座风月帝国中“音律皇妃”的身份。

她一改花魁俗艳之风，素雅旗袍、莲步生香，举手投足间自有一股不容亵渎的气场。

她知道自己不过是在风尘中暂借躯壳，为的是等待一个能脱身的时机，而非沉沦其中。

从潘家明珠，到天香阁花魁，从父母掌上宝，到命运弃儿。

潘素这一跌，跌得彻底，但她没有任由命运摆布，而是用才情为自己雕刻一条重生之路。

也遇到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1935年，张伯驹奉父命来沪查账，彼时正是战火纷飞之际，他身为盐业银行高层，每日沉于繁重事务之中，烦闷不堪。

某夜，应友人之邀，他来到天香阁“散心”，原本只打算听个曲解乏，却不料一眼，便定了今生。

那晚，潘素着一袭旗袍，步伐款款，手执琵琶走入厅中。

她不语不笑，目光清澈，身姿婀娜间竟有种难以言说的端庄，仿若仕女图中走出的古人。

她坐下，轻轻拨动琴弦，张伯驹原本半倚案前，听到前几句，身子微顿，旋即挺直，目光一瞬不瞬地盯着台上的人。

他听得出来，这不是泛泛之辈弹奏的调子。

他还为她做诗一首，字字句句，皆是倾慕，笔笔落款，尽显才情。

而“张伯驹”这三个字，对潘素来说，并不陌生。

这位出身名门的才子，诗词书画皆通，虽是富贵公子，却颇有风骨。

自那天起，张伯驹便几乎夜夜来访。

不同于其他人挥金如土、油腔滑调，他总是安静地坐在角落，只为听她一曲。

听完，便不动声色离开，潘素渐渐习惯了他的存在，也开始期待每日那张熟悉的面孔。

他们开始私下交流，谈诗论画，讲山川谈古意，琴瑟之音外，是知音之心。

但花开太盛，终被人妒。

不久后，某位心仪潘妃已久的军阀臧卓，得知她与张伯驹日渐亲密，勃然大怒，竟强行将她软禁于宅邸之中，意图独占。

他以权势压人，禁止她与外人联系，潘素被困幽室，日日以泪洗面。

可她心中并不恐惧，她相信，那个才子，一定会来找她。

果不其然，在好友的协助下，张伯驹潜入宅邸，买通门卫，将她带出重围。

那一夜，潘素穿着素白衣衫，挽着张伯驹的手，穿过深宅小巷，走入上海夜色。

这一走，是离开风月场的开始。

而潘素，也在那夜明白，原来这世上，不只有才情可以自救，还有一种深情，能为她打开自由的门。

他们搭乘最早一班驶往苏州的火车，座位简陋、车厢破旧，汽笛响起的一刻，却显得有些动听。

苏州，那个她出生的地方，如今成了他们的避风港。

在虎丘山下，在拙政园旁，在狮子林的假山间，二人几度穿行，仿佛故地重游却是初见。

他们在苏州完成了简单又郑重的婚礼，香烟缭绕，古刹钟声为证，红烛新火为盟。

婚后，张伯驹将她接回张府，彼时的张家仍旧声望如日，宅院深深，奴仆如云。

只是，这个大家族里的风雨，也远比想象中来得迅猛。

最直接的阻力，来自张伯驹的三位原配夫人。

她们有的端庄娴雅，有的出身名门，有的多年伴左右。

她们本就对张伯驹的风流脾性颇有怨言，如今这位“潘妃”进门，更是直接刺痛了她们的尊严。

张伯驹知道，若不做出抉择，潘素将永远在这个家里仿佛个“不速之客”。

他从不愿她被人低看一眼，也不愿她委屈分毫。

他开始着手遣散妻妾，每人安置妥当，送上巨额遣散费，并一一道别。

这一决定如石入湖，搅得张家上下风起云涌，但张伯驹依旧坚持。

至此，潘素终于真正成为张家女主人。

但她并不因此恃宠而骄，反而愈加谨慎行事。

她知道张伯驹为她背负了多少非议，因此她不肯虚度光阴，开始将全部的心力投注于绘画。

从前，她以琵琶成名，如今，她要以画笔立身。

张伯驹自然看在眼里，疼在心头。

他遍寻名师为她延请，先是花卉名家朱德箐，后又拜夏仁虎、汪孟舒为师，引她深入青绿山水之境。

那些日子，他们的日常仿佛一幅缓缓展开的手卷，清雅淡远，诗意盎然。

潘素天赋极高，加之苦学勤修，很快便在画坛崭露头角。

众人惊叹，谁能想到，曾经的琵琶女竟可画出如此浑然天成的画作？

张伯驹对她从不吝赞赏，他在她每一幅得意之作旁题字，或写诗，或注评，二人一笔一画、一字一句，合璧成章。

他们的生活，从不被权力和金钱主宰，而是由诗书、琴画和山水编织。

潘素不是他的附庸，而是他灵魂的知音。

日子如水，流年似锦，他们从上海逃出，从苏州成婚，回到北京定居，一路奔波后终于在动荡年代中安放彼此。

也有人说，张伯驹太过痴情，潘素是幸运的，她遇上了那个愿意为她抵挡风雨的张伯驹。

可若没有她自己的沉静、倔强与不屈，张伯驹的深情，也不过是南柯一梦。

而他们的故事，除了爱情，还有更精彩的篇章。

1930年代，潘素和张伯驹听闻展子虔所绘《游春图》将被日本人以重金买下，欲运往东京。

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青绿山水画，若此画流失海外，便是千古遗憾。

张伯驹咬牙决定买下此画，无奈手中资金远远不够。

于是他卖掉自家在北京的豪宅“李莲英旧墅”，潘素也摘下陪嫁的金饰首饰、古董珍宝，一一变卖。

当黄金足数送达卖家手中，张伯驹捧回那卷画时，眼眶微红，潘素看着他，一切尽在不言中。

在随后的数十年间，两人又先后购得陆机《平复帖》、黄庭坚《诸上座帖》、李白《上阳台帖》等无数传世墨宝，皆不惜重金。

为了这些画，他们搬过数次家，简衣素食，生活极为拮据，却毫无怨言。

抗战爆发后，日寇南下，北平陷落，形势危急。

张伯驹被汪伪特务绑架，欲以其收藏为筹码勒索赎金。

得知消息后，潘素心如刀绞，但她没有慌乱，也没有动张伯驹最爱的那一箱箱画卷。

她四处奔走，借贷、卖画、变卖家具，终于凑齐赎金，救夫归来。

待张伯驹脱困回家，推门而入，看见那一卷卷熟悉的画作依旧安然陈列于藏柜之中。

不是所有人都能将国家与爱人、信仰与情感，如此不动声色地平衡于心中，唯潘素能。

动荡之中，他们将这些国宝层层包裹，缝入棉被、藏于衣物，在河北、山东、安徽、河南辗转迁徙，最后落脚西安。

新中国成立后，潘素与张伯驹毅然将苦心经营三十年的八件国宝，悉数无偿捐献给国家。

而在守护国宝之余，潘素从未放下画笔。

她钻研隋唐青绿山水技法，醉心于传统技艺的复兴，张伯驹总是陪她同行，从桂林的漓江到四川的峨眉，他们踏遍山河，为画搜景。

她晚年仍坚持作画，作品被作为国礼，送给各国元首。

她成了“画坛第一美人”，却从未炫耀半分。

1992年4月16日，潘素病逝，享年七十七岁。

人们说，她这一生，前半生挣扎、后半生守护，她走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女子之路。

但她自己却说：“我这一生，只做了三件事，识字、画画、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