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为什么要选玄武门发动政变？

最早对玄武门军事政变作研究的，是陈寅恪先生。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里，列举武德九年六月世民袭杀建成、元吉和神龙元年（705）正月张柬之剪除张易之兄弟、神龙三年（707）七月太子李重俊剪除武三思、唐隆元年（710）六月临淄王李隆基剪除韦后等四次宫廷政变，指出政变中宫城北门玄武门地势重要，能否夺取玄武门是这几次政变成败的关键。

但寅恪先生没有进一步讲清楚玄武门所以重要的原因。

如所周知，玄武门只是宫城的一个城门。就武德九年、景龙三年、唐隆元年三次政变发生地点长安宫城（当时所谓大内，景云元年命名为太极宫）而言，除通向东宫、掖庭宫的宫门外，南面有承天、长乐、永安三门，北面除正中玄武门外其东尚有安礼门。就神龙元年政变发生地点东都洛阳宫而言，除通向东宫的宫门外，南面有应天、明德、长乐、雒城南门四门，西面有嘉豫门、雒城西门，北面除正中玄武门外其东尚有安宁门。

发动政变的目的既在剪除宫廷之内的政敌，玄武门不易夺取难道不能从其他城门进入宫城以达到此目的？

可见玄武门之所以重要者，并非在于此门如何险要，如今军事上所谓制高点之类，而在于守卫宫廷之禁军屯营就在此门外边。如《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羽林军”所说：

贞观十二年（638）十一月三日，于玄武门置左右屯营，以诸卫将军领之，其兵名曰飞骑，中简才力骁健善射者号为百骑。……至永昌元年（689）十月二十八日，改百骑为千骑。至景云元年（710）九月二十七日，改千骑为万骑。垂拱元年（685）五月十七日置左右羽林军。

这神龙元年正月、三年七月、唐隆元年六月三次宫廷政变的成败，就寅恪先生引用的《旧唐书》卷九一《桓彦范传》、卷一○九《李多祚传》、卷八六《节愍太子重俊传》、卷八《玄宗纪》、卷五一《中宗韦庶人传》、卷一○六《王毛仲传》，都可看到在于禁军羽林军或千骑、万骑之有未被利用发动。而既被利用发动、自必从其驻扎的屯营就近进入玄武门以剪除宫廷中的政敌。

寅恪先生认为武德九年六月的玄武门军事政变也是如此。他根据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伯2640/17.4李义府撰《常何墓碑》残卷所说： 从隐太子讨平河北。……〔武德〕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锡骁勇之夫，趋奉藩朝，参闻霸略，承解衣之厚遇，申绕怅（当作帐）之深诚。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 并引用《旧唐书》卷一八七上《忠义·敬君弘传》所说：

武德中，为骠骑将军，封黔昌县侯，掌屯营兵于玄武门，加授云麾将军。隐太子建成之诛也，其余党冯立、谢叔方率兵犯玄武门，君弘挺身出战，……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呼而进，并遇害。太宗甚嗟赏之，赠君弘左屯卫大将军，世衡右骁卫将军。

及同卷《冯立传》所说：

率兵犯玄武门，苦战久之，杀屯营将军敬君弘，……解兵屯于野，俄而来请罪。太宗数之曰：“汝在东宫，潜为间构，阻我骨肉，汝罪一也；昨日复出兵来战，杀伤我将士，汝罪二也。……”

据此寅恪先生说：“玄武门地势之重要，建成、元吉岂有不知，必应早有所防卫，何能令太宗之死党得先隐伏夺据此要害之地乎？”今知“常何旧曾隶属建成，而为太宗所利诱，当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常何实任屯守玄武门之职，故建成不以致疑，而太宗因之窃发，迨太宗既杀其兄弟之后，常何遂总率北门之屯军矣。此亦新史料之发见，足资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也”，“至于敬君弘、吕世衡则观太宗数冯立罪所言，殆与常何同为太宗之党欤？史料缺乏，未敢遽定”。

案武德时禁军屯营已在玄武门，如《敬君弘传》所说。但玄武门军事政变胜负成败的关键初不在于《敬传》《冯传》等所说后半截在玄武门的攻守，而在于前半截袭杀建成、元吉之能否得手。而在李世民统率下袭杀建成、元吉的人员，据《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是：

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

卷五七《刘师立传》则说： 师立与尉迟敬德、庞卿恽、李孟尝等九人同诛建成有功。 又增多一庞卿恽。

这或系《刘师立传》有错误，庞卿恽本不在“九人”之中，或系《长孙无忌传》有错误，把庞卿恽错成了某某人，因为《旧唐书》卷六八《张公谨传》也说“公谨与长孙无忌等九人伏于玄武门以俟变”，《建成传》也说“太宗将左右九人至玄武门”，可见在玄武门袭杀建成、元吉之为太宗、长孙所率“九人”彼时本有定说，其人员则为尉迟、侯、张、刘、公孙、独孤、杜、郑、李，也许其中有庞而无某某，此外绝不可能更有他人参预其列。

看这些人现存的碑传，包括《旧唐书·长孙无忌传》《张公谨传》，《旧唐书》卷五七《李孟尝传》《刘师立传》《公孙武达传》《庞卿恽传》，卷六八《尉迟敬德传》，卷六九《侯君集传》，以及《昭陵碑录》卷中《杜君绰碑》，《书法丛刊》第4辑印《李孟常（尝）碑》，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之前均与屯守玄武门的禁军绝无瓜葛，而统统是李世民的秦府私党。

至于真正的玄武门禁军将领，不仅常何没有名登此袭杀建成、元吉者的名单，即其后抗击东宫、齐府兵而身殉的敬君弘、吕世衡也都不在其列。

是否常何等禁军将领确已参预袭杀建成、元吉的行动，只缘不属长孙无忌直接统率，功劳比不上尉迟敬德等人，因而未能名厕其列？从记述现场搏斗的史料《旧唐书·建成传》《尉迟敬德传》来看，也绝无可能。

《建成传》所记是： 四日，太宗将左右九人至玄武门自卫。……建成、元吉行至临湖殿，觉变，即回马将东归宫府，太宗随而呼之。元吉马上张弓，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应弦而毙，元吉中流矢而走，尉迟敬德杀之。

《尉迟敬德传》对射杀元吉的过程讲得更具体：

六月四日，建成既死，敬德领七十骑蹑踵继至。元吉走马东奔，左右射之坠马。太宗所乘马又逸于林下，横被所繣，坠不能兴。元吉遽来夺弓，垂欲相扼。敬德跃马叱之，于是步走欲归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杀之。

若真如寅恪先生所推测，李世民此时已收买常何、敬君弘等禁军将领，则完全可以像后来《旧唐书·张柬之传》《玄宗纪》等所说，直接驱动禁军来围杀建成、元吉，以收万全之效。

但如《建成传》《尉迟传》所说，仍需亲冒锋镝与建成、元吉交手，李世民甚至几为元吉所扼，足见其时禁军确未被李世民所利用。

《常何墓碑》所谓“趋奉藩朝，参闻霸略”，一似常何已委身秦府且参闻六月四日政变机密者，实撰人李义府为碑主常何粉饰之辞，不足凭信。六月四日之发动政变，政变之军事行动必选择在玄武门，自必别有原因。 由于这次政变李世民袭杀兄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情，其阴谋秘计事成后当然讳莫如深，今日已不可能尽发其覆。

《旧唐书·建成传》所称“突厥犯边，诏元吉率师拒之，元吉因兵集，将与建成克期举事”。《元吉传》所称“建成谓元吉曰：既得秦王精兵，统数万之众，吾与秦王至昆明池，于彼宴别，令壮士拉之于幕下，因云暴卒”，以及“率更令王晊闻其谋密告太宗”云云，均显属秦府党与或贞观朝史官为政变找理由而编造，司马光纂修《通鉴》时即不置信，见《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考异》。

即《建成传》所说：

六月三日，〔太宗〕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因自陈曰：“臣于兄弟无丝毫所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魂归地下，实亦耻见诸贼。”高祖愕然，报曰：“明日当勘问，汝宜早参。” 也说得太不近情理。但六月四日高祖要勘问李世民与建成、元吉之间的是非曲直当是可信的。

《建成传》下文所说： 四日，……高祖已召裴寂、萧瑀、陈叔达、封伦、宇文士及、窦诞、颜师古等，欲令穷核其事。 也必是事实，尽管为什么要在这时勘问穷核已不可得而知。这对李世民来说当然有末日来临之感，不仅高祖已久站到建成、元吉一边，宰相中最有权势的裴寂早在武德初年就曾和李世民的羽翼刘文静站在对立面，再加上建成、元吉亲自出面和李世民质证，李世民最好的结局也只能是罢职就第，最迟到建成或元吉即帝位后必被诛夷无疑。因此玄武门之变实际上是李世民及其少数私党处于力穷气索时的一次冒险尝试，纵使未获禁军的支持参与也在所不顾。

对此，《旧唐书·张公谨传》有一段纪事： 太宗将讨建成、元吉，遣卜者灼龟占之，公谨自外来见，遽投于地而进曰：“凡卜筮者，将以决嫌疑，定犹豫，今既事在不疑，何卜之有？纵卜之不吉，势不可已，愿大王思之。” 这里的李世民之占卜，张公谨之投龟，都充分表示出这次行动完全是绝无把握的孤注一掷。 再谈行动之所以选择在玄武门，当然和玄武门的禁军没有关系，因为禁军并未被李世民所收买同意参与，同时如前所说，也不是为了玄武门地势重要非控制占领不可，而应从其他地理因素来考察。

先考察六月四日高祖与裴寂等准备在哪里勘问李世民。据《旧唐书·尉迟敬德传》说“是时高祖泛舟海池”，“泛舟”虽不一定，在“海池”附近勘问当无疑问。据《通鉴》卷一九一“泛舟海池”句下胡三省注引阁本《太极宫图》： 太极宫中凡有三海池，东海池在玄武门内之东，近凝云阁，北海池在玄武门内之西，又南有南海池，近咸池殿。

又据《旧唐书·尉迟敬德传》所说“建成既死，……元吉走马东奔”，《建成传》所说“建成、元吉行至临湖殿，觉变，即回马将东归宫府”，可知六月四日高祖等所在的海池是“玄武门内之西”的北海池或其相邻的南海池。 再考察当时建成、元吉的住址。建成作为皇太子住在大内东边的东宫自无问题，元吉则复杂一些。

据《旧唐书·建成传》：

自武德初，高祖令太宗居西宫之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后院，与上台、东宫昼夜并通，更无限隔。皇太子及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用之物，相遇则如家人之礼。

此武德殿在大内东部，承乾殿在大内西部，东西正相对称。但到武德后期李世民与建成、元吉交恶以至决裂之时，当不致继续保持这种“昼夜并通”的局面。看《旧唐书·尉迟敬德传》《张公谨传》等所记政变前李世民招集私党，以及策画阴谋、龟卜吉凶，自均不可能在大内承乾殿而必在秦府，从可推知元吉此时也应出居齐府。

秦府、齐府的位置自宋敏求《长安志》以下有关唐长安城坊的图志均失记，但从六月四日建成、元吉之同行入大内并同时遇害，可知元吉必在六月三日或四日晨离齐府后先至东宫，然后与建成由东宫进入大内。东宫与大内之间据宋敏求《长安志》有通训门可通，但其启闭恐司于大内主者而不属东宫，从《旧唐书》卷七六《太宗诸子传》记太子承乾图谋不轨时只说东宫“西畔宫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来”而不说从通训门直达可证。而当时高祖既在南北海池，去玄武门不远，则建成、元吉出东宫北门沿宫城北墙往西进入玄武门，自为到达南北海池最便捷的途径。这就是李世民要把伏击的地点选择在玄武门的原因。

至于在玄武门外抑门内，从《旧唐书·尉迟敬德传》所说元吉坠马后“步走欲归武德殿”这点，足可证实是在门内。因为武德殿即是原赐元吉所居大内东部之殿，如伏击在玄武门外，则元吉应由原路就近逃往东宫，绝无兜圈子先进入大内，再步归武德殿之理，何况其间还有玄武门的阻隔。而李世民之所以要在门内伏击，很清楚也是为了防止建成、元吉逃窜，不让他俩就近逃回东宫。 要在玄武门伏击，而且还要进入玄武门在门内伏击，当然牵涉到驻屯玄武门的禁军。

禁军之未被利用成为伏击建成、元吉的力量，已如上所说。但当李世民一行进入玄武门以事伏击之时，禁军确也没有拦阻干预。这是由于这些年李世民与建成、元吉都惯于“乘马携弓刀杂用之物”，在大内任意出入，如《建成传》所说，而出入时自可携带亲随，否则“弓刀”固可由李世民和建成、元吉自携自佩，“杂用之物”总不能也由他们自己负戴。以致六月四日李世民率长孙无忌及尉迟敬德等九人武装进入玄武门，禁军也同样不复注意审察，初不料会发生宫廷军事政变。至于禁军虽未被利用而政变仍能成功，伏击仍能得手，自由于建成、元吉以为通过临湖殿的勘问穷核必可取得胜利，从而被这预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毫无警惕连随从也不带就联骑前往临湖殿，进入了李世民、长孙无忌等布置的伏击圈。加之李世民这边人数也占了优势，建成、元吉就免不了被射杀的结局。

当伏击的消息外传，东宫、齐府要突入玄武门以救援其主子之时，事态起了变化。一则宫府大队武装之公然冲突和前此李世民等少数人之进入有所不同，对李世民等少数人进入，禁军将领可诿诸狃于惯例无从拦阻，对大队武装公然冲突则职守攸关，势必防卫抵御。再则建成、元吉既被袭杀，禁军将领的态度亦易有所转变，可以接受秦府私甲的支持共同抗击东宫、齐府武装。但也正由于变起不测，仓卒间无从作充分布置准备，以致在冲突中敬君弘、吕世衡被东宫、齐府兵斩杀。

《旧唐书·敬君弘传》所谓“君弘挺身出战，其所亲止之曰：‘事未可知，当且观变，待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正透露出禁军将领初未预谋，临时仓卒应战、措手不及的真实情况。至于事毕后李世民数说东宫将领冯立有所谓“杀伤我战士”者，当是指敬君弘等最后站到秦府一边抗击东宫、齐府被杀伤而言，抑亦包括被杀伤的秦府私甲在内，要不能据此含义不甚明确之词，如寅恪先生所怀疑敬君弘等同为太宗之党。

政变的结局，如《旧唐书·尉迟敬德传》所说，对东宫、齐府兵，是“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宫府兵遂散”。对高祖，则“敬德擐甲持矛，直至高祖所，高祖大惊，问曰：‘今日作乱是谁，卿来此何也？’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陛下惊动，遣臣来宿卫。’……敬德奏请降手敕令诸军兵并受秦王处分，于是内外遂定”。

接着是《旧唐书》卷二《太宗纪》所说六月八日“甲子，立为皇太子，庶政皆决断”，八月八日“癸亥，高祖传位于皇太子，太宗即位于东宫显德殿”。高祖被尊为太上皇，成为政治上的高等俘囚，到贞观九年（635）去世。这些事实记载得都很清楚，用不到多费笔墨再作考证。

要费点笔墨作考证的倒是前面讲到的常何，因为敦煌写本《常何墓碑》曾是陈寅恪先生用来作为玄武门之变取得禁军支持的证据。因此，这里想就根据这《常何墓碑》以及其他资料来论证此人在禁军中的真实地位，并从他的升沉荣辱来看他在当时的政治态度。

在玄武门政变之前，《常何墓碑》说他“于北门领健儿长上”，这自是事实，但从他所充任的职事官品阶和敬君弘、吕世衡比较，可知道他只是北门禁军中的一员将领而并非主要负责人。他在武德元年随李密降唐，《墓碑》说“授清义府骠骑将军”，此后随李密东归叛唐，失败后转投王世充继又降唐，其职事官已降为车骑将军。

据《唐会要》卷七二“府兵”：“〔武德元年〕六月十九日改军头为骠骑将军，副为车骑将军；……七年三月六日改骠骑将军为统军，车骑为副统军；至贞观十年改统军为折冲都尉，副为果毅都尉。”又《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官品上府折冲都尉条引《武德令》：统军正四品下。副统军即常何所充任的车骑将军的品阶，因《武德令》全文佚失已无明文可稽，但从《通典》卷四○“职官·大唐官品”引《开元二十五年令》所说上府折冲都尉正四品上阶、上府果毅都尉从五品下阶来推测，最多不过从五品。而和常何同为北门禁军将领的敬君弘，据《旧唐书》本传初为骠骑将军即统军，已是正四品下阶，掌禁军屯营后加授云麾将军，据《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引《武德七年令》这是从三品的散号将军即武散官，《职官志》说武散官“不理职务，加官而已”，则加官成为从三品的敬君弘自居常何之上。即吕世衡据《敬君弘传》也是中郎将，《通典》引《开元二十五年令》左右千牛卫中郎将、左右监门卫中郎将都是正四品下阶，武德时当亦无大出入，则也高于最多不过从五品的常何。因此当时北门禁军的主要负责人必非常何而应是敬君弘。

本传说敬君弘“绛州太平人”，应是李渊太原起兵时的干部。而武德时的禁军即所谓“元从禁军”，如《玉海》卷一三八引《邺侯家传》所说是由“太原从义之师愿留宿卫为心膂”者充任，由太原起兵时的干部敬君弘来充任他们的高级长官自正合适。

至于常何，据《墓碑》不仅籍贯“汴州浚仪”，是山东地区的土豪，而且降了又叛，叛了再降，让他在敬君弘之下当个禁军一般将领自无不可，若让他出任当时皇室安全所系的北门禁军主要负责人，则虽糊涂的统治者也不致这么做，何况创业之主李渊。

前引《墓碑》说常何是武德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而“于北门领健儿长上”，怕是靠不住的，因为自武德四年李世民平定王世充、窦建德后，李渊对他“恩礼渐薄”，到武德七年他已未必有任用北门禁军将领的权力。只有他赐常何“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等以事收买当是事实。无奈如前所说在袭杀建成、元吉时丝毫不见常何在起作用，即在拒守玄武门的战斗中也未能如敬君弘、吕世衡那样殉职。致有关此次政变的史料中无一处需要提及此常何的姓名，本书“关陇集团始末”章第六节所引玄武门之变后武德九年十月癸酉所定功臣实封差第的名单中，常何自更不在其列。

这个功臣实封差第名单中多数是在政变中立了功的，立大功的武职人员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等据本传得授诸卫大将军，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等据本传得授诸卫将军，按《通典》引《开元二十五年令》诸卫大将军是正三品，诸卫将军是从三品，即名在伏击建成、元吉的九人之末的李孟尝，据《书法丛刊》第4辑所印出土墓碑也在“其年七月除右监门中郎将，封武水县开国公，仍别食实封四百户”。

而据《常何墓碑》所说，常何要迟至这年八月以“马军副总管”参加抗御突厥的便桥之役，才因功“除真化府折冲都尉”，“封武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折冲都尉如上所说是骠骑将军、统军所改名，常何初次投唐时就充任过骠骑将军，这次只算是官复原职，其品阶为正四品下阶，与李孟尝之右监门中郎将相同，而李之开国县公据《职官志》引《开元二十五年令》是从二品，仍比常何所得从五品上阶的开国男来得显赫。

至于《常何墓碑》所说“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只是指政变发生敬君弘、吕世衡被杀后让他临时统率一下北门禁军，紧接着便由李世民派秦府私党周孝范来接管，《适园丛书》本《文馆词林》卷四五三有《左屯卫大将军周孝范碑铭》，就说此周“武德五年授秦王府右库真车骑将军，……九年六月（玄武门变后）改授太子右内率，仍检校北门诸仗，……贞观元年授右屯卫将军，于玄武门领兵宿卫，仍以本职出使北藩，……还，又领玄武门内左右厕仗”。所以《常何墓碑》在“除真化府折冲都尉”之后还会有“特令长上”的话，说明此前已解除常何禁卫北门的职权，这时才让他回到禁军将领的位置上来。不过原先归敬君弘统率，这时得改听周孝范指挥。

据《旧唐书》卷七四《马周传》，常何在贞观三年前后改任中郎将。又据《墓碑》，贞观六年除延州刺史，十一年行泾州刺史，十二年入为右屯卫将军。丁忧后起复原职，十六年改授左领军将军。

《旧唐书》卷三《太宗纪》贞观十八年十一月伐高丽的将领名单中就有“左领军常何”。《墓碑》说十八年兼右武卫将军不知是此前抑其后。这些官职的品阶均较他任折冲都尉、中郎将时有所提高。这当由于常何毕竟算是山东地区的宿将，此时离玄武门之变为日已久，其人又再无离贰的表现，因而在任用上可以宽纵一些。此后据《墓碑》在贞观二十一年除资州刺史，高宗永徽三年迁黔州刺史，生前始终捞不上个诸卫大将军，到永徽四年在黔州病死后才追赠左武卫大将军、上柱国、武水县开国伯，这恐怕仍旧和他当年在玄武门之变时的表现有关系。

本文节选自黄永年著《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四章“李唐创业和玄武门之变”第四节，注释从略，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