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添力作！揭秘背后你不知道的事

“东南乐土，吴越家山”，近年来，临安深入实施“吴越文化研究三年计划”，集全国名家和专家之力，围绕文献集成、通识读物、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方面开展学术攻坚，编撰出版“吴越历史文化丛书”。

近期，该系列丛书又有3部新书与读者见面，它们分别是《吴越国通史》（上下册）《吴越国政治研究》《吴越国瓷业研究》。加上之前出版发行的《王兮王兮归去来——吴越国的君主们》《一剑霜寒十四州——云烟百年吴越国》《耕织图前世今生》（上下册），截至目前，“吴越历史文化丛书”正式出版作品共6部。

“吴越历史文化丛书”的3部新书

带来怎样的“吴越千年”？

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吴越国通史》

《吴越国通史》分上下两册，由《浙江通志》副总编兼总纂、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志庭和浙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徐吉军合著。

▲李志庭

李志庭和徐吉军是师生关系。徐吉军介绍，李志庭老先生长期从事浙江古代史的研究，特别是近些年还担任《浙江通志》副总编兼总纂，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我本人主要研究宋史，对吴越国历史也有所‘涉猎’，希望能在吴越国文献整理上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徐吉军

事实上，通史看似简单，实则难以“下笔”。徐吉军对此深有体会，在编写吴越国通史之前，曾构想按照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生活共四卷来写，但经过资料收集和分析后，最终定为上下两册。“史料里记录政治军事的内容比较多，社会生活方面相对偏少，通史要求丰富又全面，非常考验编者的知识面和把握全局的能力。”

如徐吉军所言，史料即史学，要写好通史，史料的搜集和甄别是关键，这需要作者具备深厚的学识积累。“在编写吴越国社会文化生活内容的时候，我查阅了大量史料，甚至包括文人的诗歌、墓志铭、碑刻等，并根据经验作出综合判断，最大限度确保内容的准确性。”

为什么要编纂《吴越国通史》？徐吉军表示，从现状来看，对吴越国史的研究还不够，相关的著作也不多，与吴越国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称。编写通史一方面可以提高对五代十国这段历史的关注度，展现吴越文化的当代价值；另一方面，通史可以全方位、系统地呈现吴越国的发展脉络和历史风貌。

“吴越国对于杭州这座城市，以及两浙地区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徐吉军看来，江南的富庶和吴越国密切相关。钱镠定都杭州后，实施“保境安民”的国策，大力进行城市建设，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丝绸、瓷器、茶叶等物产丰富，印刷术、航海等技术突飞猛进。而且，杭州的城市地位，也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南第一州”。

“虽然吴越国历史不足百年，但其蕴含的丰富内涵，与‘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一脉相承。”徐吉军表示，吴越国留下的宝贵财富——吴越文化，是宋韵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它们水乳交融，别样精彩，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高峰的形成，并持续影响今天的浙江和江南地区，是杭州城市的“根”与“魂”，值得我们后人珍视。

《吴越国政治研究》

《吴越国政治研究》由浙江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何勇强所著。何勇强是宁波慈溪人，却和发源于临安大地的吴越文化结下“不解之缘”。

▲何勇强

30年前，何勇强在杭州大学读研究生时，恰好接到吴越钱氏后裔的合作需求，便开始研究吴越国历史。“那时候互联网还未兴起，查找资料都要跑图书馆，一本一本去翻阅，找到有用的信息，就手工抄录下来，我记得当时还坐车到临安，专门复印了钱氏家谱等相关素材。”

何勇强的博士论文，写的也是吴越国题材。2002年，何勇强所著的《钱氏吴越国史论稿》正式出版，涉及吴越国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内容。

作为临安的一位“老相识”，何勇强此次编写《吴越国政治研究》一书，可谓“轻车熟路”。“在架构上，按时间线讲述吴越国政权的演变过程，再基于吴越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系统介绍其政治体制、政区改革、政治群体与政治人物等，最后阐述了吴越国的政治影响。”

虽有之前的研究成果“打底”，但研究内容也在随着时代进步而不停拓展和更新。新书如何体现新意？何勇强为此费了不少心思。“比如，原先是站在吴越国写吴越国，这次我又去认真研读了《资治通鉴》，从五代十国整体形势来分析吴越国政治体制，站位更宏观。此外为了让内容更加通俗易懂，书里吴越国各个州县的地图，是我用电脑软件一张张画出来的。”

何勇强认为，吴越国政治体制的变革，很大程度受中原王朝的影响。为了尊崇中央王朝，不能采用相同的政治体制，吴越国就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创新。例如吴越国的职官制度，结合了藩镇体制和王国体制两个系统，建立堂院制度、世子府制度，又设置了知机务、通儒院、择能院等政府机构。

“这本书写了近两年，其中吴越国政治影响章节花了我近三分之一的时间。”何勇强表示，这块内容的史料分散、碎片化，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才得以成文。

《吴越国瓷业研究》

《吴越国瓷业研究》由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副会长沈岳明和他的博士研究生缪致衎合著。

▲沈岳明

沈岳明的学术生涯，和越窑紧密相连，相互“成就”。从1990年开始，他两次在慈溪上林湖主持越窑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其中上林湖主持越窑和后司岙唐宋秘色瓷窑址的发掘项目分别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像这样单独一个窑场的考古发掘，两次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说明了越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

▲缪致衎

“如果以满天星斗来形容中国古代的瓷业，那么越窑就是那颗启明星。”沈岳明说，因此常常念想着写一本越窑的书稿，将自己对越窑的认知告诉世人，恰逢临安在编撰“吴越历史文化丛书”，便和学生缪致衎合作，趁此机会了却多年的心愿。

沈岳明认为，越窑与吴越国共命运的关系是中国陶瓷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窑场都没有过的，“所以在撰写过程中，我们遍稽吴越国窑址与产品消费地考古工作的最新成果，试图把吴越国与越窑这种特殊的关系讲清楚。”

书中写道，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器，不仅是吴越国“善事中国”方略下进奉中原王朝的重要贡品，同时也是彼时畅销海内外的流行商品，是吴越国重要的经济支柱。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谈到吴越国的制瓷业，就不可避免地说起当时青瓷最高水平的代名词——秘色瓷。“何为秘色？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秘色瓷是当时‘奢侈品’中的顶流。”沈岳明解释，秘色瓷的原材料选择更加细腻，釉料使用也不同，更重要的是其烧制使用的匣钵都是一次性工具，烧后便无法再重复使用，因此比普通的青瓷要耗费十几倍的成本。

正因为无比珍贵，秘色瓷成为当时吴越国的“国礼”。吴越国通过“瓷器外交”，维护境内和平稳定，用瓷器这个支点支撑起手工业发展和文化绵延，进而将长三角塑造成了“百姓不识兵戈”的东南乐土。

“作为一种手工业产品，能与一国的政治相联系，且与国家命运绑在一起，越窑是独一份，故吴越国与越窑是一荣俱荣、相得益彰。”沈岳明说。

来源/区融媒体中心 记者 吴忠民 通讯员 陶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