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抢新娘引起的铁血叛乱，三百天围城下的惨烈的汉人抗清战役！

大同地处山西北部，北控蒙古草原，南扼晋冀咽喉，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至明末，这里不仅是九边重镇之一，更是明朝防御蒙古与女真势力的前沿堡垒。然而，随着明朝国势衰微，大同的军事与经济状况早已千疮百孔。

万历后期，朝廷为应对辽东战事与农民起义，不断加派“辽饷”“剿饷”，山西百姓负担沉重。大同作为军事重镇，驻军数量庞大，粮饷需求远超普通州县。崇祯初年，大同镇年需饷银约八十万两，而山西全省岁入不过百万余两，仅大同一地便耗去大半。地方官员为填补亏空，常克扣军饷，导致士兵怨声载道。天启年间，大同总兵王威因欠饷引发兵变，虽被平定，却已埋下隐患。

崇祯年间，局势进一步恶化。陕西农民起义爆发后，明廷调集各镇边军入卫京师，大同镇亦多次抽调精锐出征。频繁的征调使大同防务空虚，蒙古部落趁机南下劫掠，而清军自皇太极时期起也屡次叩关。崇祯七年（1634年），清军围攻大同，虽未破城，却掳走大量人口与牲畜，城中军民死伤惨重。此后数年，大同“城堡残破，士卒疲敝，器械朽坏”，早已不复昔日雄风。

大同驻军多为世袭军户，世代为兵，本应由国家供养。但随着土地兼并加剧，军屯多被豪强侵占，军户失去生计，被迫逃亡。崇祯三年（1630年），大同巡抚张宗衡奏报：“本镇军丁逃亡过半，存者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操练废弛。”，整个大同的军队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经常发生士兵哗变、杀官抢粮之事。大同已成为一座外强中干的危城。

明末最后一任大同总兵是姜瓖，陕西榆林人。他出身行伍，早年随孙传庭镇压农民起义，以勇猛著称。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明朝灭亡。此时的大同，在姜瓖统领下尚有数万兵力，成为北方少数尚存的明军据点之一。

李自成占领北京后，派部将张天琳率军北上招降大同。姜瓖审时度势，认为李自成政权根基未稳，且自身与农民军素无渊源，遂假意归顺，暗中观察局势。不久，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仓皇西撤。姜瓖见明室复兴无望，又恐清军报复，遂于当年五月献城降清，自称“大明义兵”，实则向摄政王多尔衮递上降表，表示愿“为大清藩臣，共讨逆贼”。

清廷对姜瓖的投降极为重视。当时清军主力正追击李自成，无暇顾及山西，姜瓖的归顺不仅解除了侧翼威胁，还为清军提供了进攻陕西的跳板。多尔衮立即册封姜瓖为“大同总兵官，仍管大同总兵事务”，并赐予蟒袍、貂裘等物，以示笼络。姜瓖则积极配合清军行动，派兵协助阿济格追击李自成，又在山西境内镇压抗清武装，很快获得清廷信任。

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清廷命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军入陕攻打李自成。姜瓖亲率大同精锐随征，沿途击败多支农民军，还参与了攻占潼关之战。此战中，姜瓖部表现突出，“大同总兵姜瓖奋勇当先，斩获甚众。”清廷对他的战功颇为满意，次年（1645年）正月，正式任命姜瓖为“大同巡抚兼管总兵事”，统辖大同、朔州、浑源等地军政事务，成为清廷在山西的最高代理人。

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下令“薙发令”，要求全国男子剃发留辫，违者处死。这一政策激起江南士民强烈反抗，姜瓖虽在大同严格执行，但内心已生不满。顺治四年（1647年），清廷以“山西寇患未平”为由，调姜瓖部赴代州作战，同时派固山额真库鲁布率满兵监视其行动。次年，又命大学士觉罗巴哈纳前往大同“整饬军纪”，实则剥夺姜瓖的部分兵权。姜瓖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清廷手中的棋子，随时可能被抛弃或消灭。顺治五年（1648年），南明永历帝遣使至大同，封姜瓖为“秦王”，许以高官厚禄，劝其起兵反清。

也有人说，姜瓖起兵是因为一次抢新娘事件，大同内某富户嫁娶新娘，路过英亲王阿济格的大营被满清士兵抢走。姜瓖出头带人找满清八旗兵要人，结果阿济格翘着腿坐在高椅子上压根不理，姜瓖感到受到奇耻大辱，回去后就带人打上门。阿济格慌不择路，是翻墙才跑出大同。至此，叛乱爆发！

顺治五年十二月初三日，他以“清廷欲尽诛汉将”为由，关闭大同城门，逮捕并处死清廷派驻的监军道员等人，随后竖起“反清复明”大旗，自称“大将军”，并向全山西发出檄文，号召各地官员起兵响应。姜瓖的反叛迅速得到山西多地响应。大同周边的朔州、浑源、应州等地守将纷纷倒戈，连驻守忻州的清军参将刘迁也率部投诚。短短数月间，山西大部分地区脱离清廷控制，形成以大同为中心的割据势力。姜瓖趁势派兵南下，先后攻占太原、平阳（今临汾），甚至一度威胁到北京的安危。

姜镶于举旗反叛后，清廷最开始令英亲王阿济格前往镇压，认为很快事态就能平息下去，阿济格部所领兵力也确实极为强劲，包括多罗端重郡王博洛，多罗承泽郡王硕塞，固山贝子拜尹图，镇国公傅勒赫、岳乐，护军统领鳌拜等。博洛在平闽时自领一军，此时却只能给阿济格当副将。但建州贵族明显低估了山西人民反抗的决心和力量，起义风潮很快席卷全晋，朔州、宁武、代州、五台、忻州、泽州、平顺、韩城全部在短时间内减辫易帜，清军只能控制省会太原及附属的少数几个据点。

面对危局，清廷不得不先后派出梅勒章京俄罗塞臣前往大同支援阿济格，令多罗敬谨郡王尼堪同固山额真镇国公喀尔楚浑、辅国公穆尔祜前往太原稳定晋中局势，起用吴三桂、李国豪镇压陕北义军王永强部。由于京城兵力空虚，多尔衮下令谭泰和何洛会平定南昌后，即率领南下八旗回京，江西全部移交给绿营汉军。到了三月，入关后从未亲征过的多尔衮本人都坐不住了，亲自领兵前往山西，攻取浑源并血腥屠城后来到大同城下力图诱骗姜镶投降，结果姜镶不为所动。为了打破僵局，多尔衮不惜重赏，将此时坐镇山西的几员副将，郡王硕塞、博洛、尼堪全部提拔为亲王鼓舞士气。至此，除了多铎因为重病缠身没有出动、济尔哈朗在湖南牵制南明主力不便脱身外，1649年清廷在山西的军容和1644年底进攻大顺的阵容已经相差无几。

中途由于多铎病逝引发的一系列权利更迭，多尔衮不得不短暂返回北京处理政务，同时解除阿济格在山西的总指挥职务，但山西的清军总数进一步加码，固山贝子满达海（随后加封为亲王）、镇国公吞济喀、辅国公巴布泰率领援军进一步缩紧大同的包围圈。不到两个月后，多尔衮再次亲征山西，绝对的兵力优势下山西明军终于支撑不住了，朔州、宁武渐次失守。

由于围城日久，外无援军（事实上山西各地的义军对大同组织过多次增援，但由于清军在大同前线的兵力过于雄厚无法突破），大同城内终于发生内变，总兵杨振威叛变，姜镶被刺，随后穷凶极恶的满洲贵族对大同百姓除杨振威所属亲信及家属600人外，其余投降的官吏兵民全部“尽行诛之”。清军占领大同后，并未停止杀戮。多尔衮下令“屠城”，将城中幸存者全部驱赶至郊外，“悉数诛之”

大同失守后，清军进一步对攻克的运城、汾州等地屠戮一空，虽然山西、陕西剩余的义军依然在奋起抵抗，但是头面人物和各地士绅都已被清军的残暴吓破了胆，纷纷将义军领袖绑了投降，即使如此，有组织的大规模抵抗依然坚持到1649年底才告结束。

姜镶的起义依然给了山西清军重大杀伤，清军八旗将校在山西战场阵亡29人，为清军入关后、大西1651年大规模反攻前单次战役的最高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