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意之城”古蔺的红色经典 黄同江《四渡赤水》的精神重量

初 旭

当参观者踏入古蔺太平渡四渡赤水陈列馆，巨幅油画《四渡赤水》如凝固的惊雷，骤然攫住观众视线——这不仅是对长征战役的视觉复刻，更是一位知青画家以生命热力熔铸的时代精神图腾。青年画家黄同江于二十世纪70 年代下派到赤水河畔的古蔺当知青，以重庆人的倔强，将个体的青春血肉与革命历史的壮阔脉搏，织进了中国美术史的经典坐标系。

一、赤水河畔的史诗建构

这幅三十平方米的巨制，诞生的土壤满是窘迫。太平渡老街黑潮的旧盐仓、半明半暗的煤气灯、爬满臭虫的床板，还有贯穿画家整个创作周期的中药苦味。黄同江却在这样的 “非专业” 现场，完成了专业级的史诗叙事——他没有困于“九宫格”的谨小慎微，而是以 “俄罗斯巡回展览派”的写实功底，让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跳出印刷品的模糊轮廓，生长出可触摸的艺术温度。

画面的时空锚点选在赤水河畔“晨曦初露”的隆冬：河谷的冷雾裹着群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立在崖岸的剪影，与急速行进的红军队列形成“静与动”的艺术张力；远处浮桥上的千军万马，在硝烟里舒展成流动的史诗长卷。这种“大开大合”的构图，既承接了革命历史画的宏大传统，又以 “寒风凛冽”的细节（如人物紧裹的衣襟、战士冻红的脸颊），让宏大叙事落地为可感知的生命体验 —— 那些圆滚滚的臭虫、粗茶淡饭里的鸡蛋，最终都成了画面里“人”的质感来源。

二、知青视角的历史共情

作为插队古蔺的重庆知青，黄同江的创作不是 “旁观者的复刻”，而是 “共情者的代入”。他并非科班出身（创作时还未考入四川美院），却以“自学成才”的敏锐眼光，捕捉到了革命历史与知青生活的精神共振：红军四渡赤水的“化被动为主动”，恰如知青在“广阔天地”里的挣扎与突围；而他为收集素材奔走于赤水河沿岸渡口、战场的足迹，也成了对“长征精神”的当代践行。

这种共情体现在人物塑造的“神形兼备”里：毛泽东凝目远眺的神情，不是符号化的“伟光正”，而是带着战事焦灼的沉郁；普通战士的面孔没有重复的“样板化”，而是各有疲惫与坚毅 —— 这是黄同江以知青的“个体经验”，重新注解了历史中的“集体生命”，让革命历史画，走出了概念化的桎梏，有了人的深邃和温度。

三、时代语境里的艺术突破

在二十世纪70 年代的美术生态里，革命历史画往往被捆缚于 “政治正确”的框架，而黄同江的《四渡赤水》，却在 “合规”与“创新”之间找到了平衡。他没有放弃 “领袖形象” 的庄重性，却以“直接挥洒”的笔触消解了刻板；他遵循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却以“晨曦”“冷雾”的意象营造，赋予画面超越纪实的诗意。

这幅画的突破，更在于它的“未完成性”——不是技法的未完成，而是精神的开放性。当后世观者看到这幅“知青画家”的作品，看到那些中药味里熬出的细节，会意识到：史诗从来不是由“专业者”垄断书写的，它可以是一个年轻人在臭虫与煤油灯下，以生命为墨，在时代的感召下雕刻出的滚烫痕迹。

时光飞逝多年，《四渡赤水》仍悬挂在太平渡四渡赤水陈列馆正厅，它的价值早已超越“展品”的范畴：它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标本——既有革命历史的壮阔底色，也有知青一代的青春重量；它是艺术创作的朴素启示——最好的史诗，从来不是在完美的画室里“画”出来的，而是在“广阔天地”里“熬”出来的。当参观者驻足画前，闻到的或许不只是颜料的气息，还有半个世纪前那缕挥之不去的中药香，那是一个画家以生命为代价，写给历史的情书。

如今，斯人已逝。谨以此文，致敬为“得意之城”古蔺乃至全国人民留下宝贵精神财富的黄同江先生。

作者介绍：初旭，原名王先军，四川泸州人。系民建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品牌促进会智库专家和新华社签约摄影师。主要著作《中国酱酒文明史》《飞夺泸定桥》《泸州百业赋》《山地风流》等。系纪录片《航拍赤水河》总撰稿和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