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不想剿灭义和团

对于清政府而言不愿意决心剿灭义和团，统治集团很清楚一旦决心将其剿灭，必将激起整个中国的大反抗，甚至那些原先支持满族人的汉族高级官僚，也不一定能够一直站在满族人一边，清政府就彻底失去民心了。但是，对列强的要求一概不理，继续默许义和团闹下去，似乎也不是办法，势必激起列强愤怒，必然是引狼入室。

列强并不关心清政府的考量，他们一味强调自己的在华利益。在各国公使强烈要求下，庆亲王在1900年5月27日下午分别接见了英国公使窦纳乐和俄国公使格尔思。他告诉窦纳乐，清政府对义和拳最近的动态深感忧虑，这场动乱不仅反对外国人，而且也反对清政府，是国家的敌人。清廷已向直隶总督裕禄等发出最严厉的训令，要求严惩首恶，驱散那些受骗上当的民众。至于住在京城的外国人，不论是外交官还是传教士，庆亲王表示清政府都有责任有能力负起保护他们的责任。

庆亲王的表态是诚恳的，也是有把握的，各国公使如果能够给清政府更多时间，协调步骤，相信清政府也应该有办法找到一个令各方都满意的方式。但是各国公使鉴于清廷过往的表现，让列强无法在相信清政府，窦纳乐在庆亲王如此表态之后反而威胁说，如果清政府在最近几天不能有效平息义和团动乱，那么各国必将向北京加派使馆卫队。

窦纳乐的威胁并没有吓住庆亲王，庆亲王回应说，各国公使如果真的担心自身安全，如果一定要向北京派遣使馆卫队的话，那么就请自便，中国政府并不刻意反对。庆亲王的从容部分安抚了各国公使躁动的心，但是形势并没有向好的方向转变，反而继续恶化，而且有许多传言说义和团将在6月1日也就是中国的端午节那一天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5月29日，已经停泊在大沽口洋面上的各国舰队先后接到命令，即刻派遣海军陆战队经天津向北京进发。

按照国际惯例，保护各国使馆安全，是驻在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外国军队无权自行调军队保护。但列强自行调军的行为无疑是侵犯了中国主权，虽然那时中国主权早已不完整。5月31日列强以对付义和团运动为借口自天津通过铁路向北京增派使馆卫队，这种做法无疑是加剧了动荡和危机。各种传言使义和团民众激动不已，他们不知道使馆卫队只是被动防守，反而认为这些外国军人就是要深入中国内地镇压他们。

本着先下手为强避免陷入被动的心理，义和团决定主动出击。6月1日，在保定府的三十六名外国铁路工程师鉴于人身安全无法保障，乘船逃亡天津，不料在距保定一百六十里处与义和团民众遭遇，九人失踪，后来证明四人死亡。义和团最终与洋人正面发生了冲突。这些外国铁路工程师失踪的消息传来，俄国应列强的邀请派遣一支哥萨克骑兵前往营救。6月2日晚，这些哥萨克骑兵在独流镇与义和团发生正面冲突，双方大开杀戒，各有伤亡。

义和团说白了是一群乌合之众，这不是在贬低他们，而是他们本身是自发出现的，缺乏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武器也比较原始，这意味着他们不可能是训练有素且装备精良的外国军队的对手，也因此弱者的他们的正义和攻击手段是带有恐怖特征的突然袭击和破坏。到6月4日，义和团在高碑店、长辛店、黄村，以及保定府、安肃县等，烧毁不少桥梁、车站、房屋，掀翻了许多铁路路轨，砍断了许多通讯电杆。那些教徒和教堂更是打击的重点。

义和团的攻击行为和巨大的破坏力，也使各国公使感到十分头疼，迫使各国公使重新回到继续依靠清政府的立场上。6月5日下午，英国公使窦纳乐与庆亲王举行了会谈，强烈要求清政府一定要对义和团进行镇压，尽快平息动乱。庆亲王告诉窦纳乐，义和团运动在列强的刺激下已经深入人心，是中国民意一种不容忽视的表达方式。不过，可以注意的是，义和团虽然煽动动乱，但是到目前为止，普通的中国良民并没有受到骚扰。如果由于义和团表达人民的情绪而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镇压予，那么更多的中国人将认为这是不公正的。庆亲王承认，清政府确实不愿意严厉惩处义和团，因为这个运动因其排外性质而深入人心。

庆亲王的表态让窦纳乐误以为可能是庆亲王领导的总理衙门已经无法左右形势，他甚至听说义和团已经开始向清军中渗透，不要多久，清军都将成为义和团。

6月6日，各国驻华舰队司令在英国中将西摩的战舰上举行会议，讨论时局及其可能走向。会议结束后列强一致同意适度向中国增兵，计划在条件成熟时先夺取天津，然后以天津为基地，继续向北京、华北用兵，拯救被困在那里的外国人，当然也将毫不客气地剿灭义和拳及一切非法组织非法武装。

这种行为无益于局势的缓解，并且激怒了义和团，他们有计划地拆除天津至北京间的铁路，阻断外国军队向北京进发的通路。义和团的行动和列强的动向，促使清政府的政策发生变化。6月3日，慈禧向荣禄、裕禄发出最新指示，以为义和团在京畿一带持续蔓延，应该迅速解散以靖地方，但告诫他们不要滥杀无辜，逼良为娼，官逼民反，不要将仅有的一点民心全部摧毁殆尽，要切实劝导，使这些义和团尽快解散、全身而退。慈禧似乎并不希望义和团成为列强的炮灰，此时她并没有利用义和团抵抗列强的意思。

之后裕禄和盛怀宣建议清廷立刻剿灭义和团，否则必会引来列强的干涉。不过清廷没有采纳，由于列强的步步紧逼，清政府逐渐从剿抚并重的立场向后退。6月6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公然表示义和团的兴起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他们练艺健身，守护乡里，并没有刻意与政府为难，与外国人为难。教民、拳民，均为国家赤子，朝廷一视同仁，不分教、会，所有民教冲突，都应该秉公办理。上谕认为，所谓义和团骚乱主要是因为传教士过于偏袒那些非法教民，这些非法不良教民仗势欺人，且往往恶人先告状，从而引发激烈的民教冲突。这意味着清政府准备放弃对义和团的镇压和剿抚并用政策，倾向利用义和团的力量一致对外。

紧接着，清廷在6月10日对政府进行大幅度改组，任命端郡王载漪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右侍郎溥兴，内阁学士那桐等均在该衙门大臣上行走。免除了廖寿恒的总理衙门大臣职务，实际主持总理衙门日常事务的庆亲王奕劻也被靠边站，一个对外强硬的新政府正式成立。

这让外国人更加恐慌，列强在理论上崇尚接触政策，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因瞧不起某些人的人品或厌恶某些人的立场而拒绝接触。各国公使拒绝与端郡王接触，致使冲突升级了。

就在清政府改组、端郡王出任总理衙门领班大臣的那天凌晨，各国驻天津的军事将领和领事团会议决定授权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一支陆战队迅速向北京进发，解救在那里的各国公使、外交官、传教士及其眷属和那些教民。6月10日凌晨三时许，英、美、奥、意等国五百名官兵分别从塘沽向天津火车站集结。不过由于他们准备仓促，消息很快就泄露了，义和团民众终于和清军联手，迅速阻断了西摩联军向北京开拔的道路。西摩联军在被骚扰了十七天后仓皇逃回天津。

之后北京的局势更加失控，中外之间不再有协商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任何可能，战争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