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身兼三国使，铁骨铸邦交，将军大使的传奇从这里开始

1950年初的北京，刚从西北战场凯旋的耿飚接到一份特殊调令：脱下军装，换上西装，出任驻瑞典大使。这位曾在解放战争中指挥千军万马的兵团副司令员，一时有些茫然——握惯了枪杆的手，如何拿起外交文书？事实上，耿飚的困惑并非个例。建国初期，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批驻外大使中，三分之二都是像他这样的军队高级将领。战将转型外交官，为何会成为建国初外交舞台上的独特风景？这背后，是新生政权的迫切需求，更是一代革命者的使命担当。

1949年10月，新中国宣告成立，却面临着“一面倒”的外交困境。西方列强对这个新生政权普遍采取敌视态度，只有苏联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少数亚洲、欧洲国家率先表示承认并建交。随着建交谈判陆续推进，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面前：派谁去担任驻外大使？当时的中国，既没有成型的职业外交队伍，旧中国的外交人员又因立场问题被全面摒弃，外交人才出现了严重断层。

情急之下，毛泽东和周恩来将目光投向了战功赫赫的军队将领。在他们看来，这些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将军，身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优势。他们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对党和国家绝对忠诚，在复杂环境中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远超常人。更重要的是，部分将领在革命时期就有过外事工作经验，比如耿飚在1946年军调部的工作就得到过周恩来的肯定。于是，一项特殊的战略决策应运而生：从军队中选调有潜力的兵团级干部，充实外交战线。

临危受命：外交战场的“应急军团”

建国初期的外交环境，远比战场更加复杂微妙。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在国际上站稳脚跟，首先需要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建立起自己的外交阵地。这些将军大使的首要任务，就是带着“另起炉灶”的战略方针，在异国他乡为新中国打开局面。他们不是外交领域的科班生，却是最适合应对当时严峻局势的“应急力量”。

耿飚的经历极具代表性。1950年，他受命担任驻瑞典大使，同时还兼任驻丹麦、芬兰的公使，成为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位大使。身兼三国使节，三个使馆又都处于草创阶段，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刚到瑞典时，他连西餐礼仪都不懂，却凭着战场上养成的细致与坚韧，迅速进入角色。他牢记毛泽东“了解北欧经济建设经验”的指示，深入工厂企业调研，将瑞典钢铁工业、丹麦风力发电、芬兰植树造林的成功经验整理成报告，及时传回国内供经济部门参考。

这些将军大使身上，都带着一股战场上的拼劲。他们没有外交经验，就从零开始学习；不懂外语，就聘请翻译协助工作；面对外国政要的刁难，就用真诚与原则赢得尊重。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西方世界对新中国充满误解，将军大使们的军人气质反而成了一种优势——他们说话掷地有声，做事雷厉风行，让世界看到了新中国不容小觑的底气。这种独特的外交风格，为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最初的话语权。

总理亲训：从战将到大使的“转型课堂”

将战将派往外交战线，并非简单的“赶鸭子上架”。毛泽东和周恩来深知，战场与外交场虽有共通之处，但规则截然不同。为了让这些将军尽快完成转型，周恩来亲自挂帅，将准备出任大使的将领们集中到北京，开展了为期数月的正规外交培训。这堂特殊的“转型课”，为将军大使们搭建了从军事思维到外交思维的桥梁。

培训内容细致到超乎想象，从外交礼仪、文书撰写，到国际法规、驻在国国情，无所不包。周恩来在授课时反复强调：“外交工作代表国家，凡事要慎重，多请示，不要自作主张。”他还根据每位将军的特点，给出具体的工作指导。针对耿飚的工作，周恩来明确指示，要努力使瑞典成为中国与西方联系的纽带，团结国际上的中间力量。这些谆谆教诲，成为将军大使们开展工作的行动指南。

除了理论培训，周恩来更注重实践指导。他要求将军大使们在工作中重视调研与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耿飚在瑞典期间，每遇到重大问题都及时向国内请示，同时积极发挥使馆集体智慧，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他奉周恩来之命，通过北欧三国领导人向美国转达中国政府的意见，成功引起美方关注，为后续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埋下伏笔。这种在实践中学习的模式，让将军大使们迅速成长为合格的外交人才。

战略支点：打破封锁的“西门钥匙”

随着外交工作的推进，将军大使们的作用愈发凸显，他们不仅是国家的代表，更成为打破帝国主义经济封锁的“战略支点”。1956年，耿飚调任驻巴基斯坦大使，临行前毛泽东亲自接见他，下达了一项重要任务：“除了利用香港这个‘南门’，还要推开巴基斯坦这扇‘西门’，为新中国开辟对外经贸通道。”周恩来也嘱咐他，要考虑经巴基斯坦建立一条“现代丝绸之路”。

这个任务的难度极大。当时巴基斯坦与西方国家关系密切，而新中国正处于被封锁的状态。耿飚再次拿出战场上的攻坚精神，多次拜访巴基斯坦领导人，反复阐述中巴合作的深远意义。他的真诚与执着打动了巴基斯坦方面，米尔扎总统和继任的阿尤布·汗总统都对中巴交通合作给予了大力支持。经过驻巴使馆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中巴两国终于达成共识，先是开通了国际航空线，随后又着手修建喀喇昆仑公路。

这条全长1032公里的公路，穿越海拔数千米的喀喇昆仑山脉，修建过程异常艰辛。但在中巴两国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十几年的施工，终于建成通车。1978年，已经担任副总理的耿飚受邀出席通车仪式，他在欢迎宴会上感慨地说：“古老的丝绸之路是两国友谊的见证，喀喇昆仑公路则是今天友好合作的范例。”而这条公路，后来成为“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延续着将军大使当年开辟的外交火种。

精神传承：超越外交的“立国风骨”

“将军大使”现象之所以成为建国初期的独特历史景观，核心在于这些将领身上承载的，是新中国的立国风骨。他们或许不懂复杂的外交辞令，却深谙“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他们或许没有华丽的言辞，却能用行动诠释新中国的外交原则。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用军人的忠诚与担当，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些将军大使的贡献，远不止于开辟外交阵地。他们将战场上的优良作风带到外交工作中，形成了新中国外交“真诚、务实、坚定”的独特风格。耿飚在北欧三国任职期间，积极推动文化交流与民间交往，让西方世界第一次近距离了解到真实的新中国；在巴基斯坦，他用十几年的努力，搭建起中巴友谊的桥梁。这些成就的取得，靠的不是专业的外交技巧，而是发自内心的家国情怀。

到了50年代后期，随着外交事业的发展，新中国开始培养专业的外交人才，将军大使们也逐渐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有的重返军队，有的转入其他岗位。但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永远铭刻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从枪林弹雨到唇枪舌剑，从战场指挥到外交斡旋，这些将军大使用自己的人生轨迹，诠释了“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奉献精神。他们的故事，不仅是建国初期外交史的重要篇章，更是一代革命者初心与使命的生动写照。

【参考资料】：《耿飚传》（中共党史出版社）、《新中国外交史》（谢益显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建国初期的“将军大使”现象研究》（金冲及著，人民出版社）、《耿飚：从战将到大使》（党史学习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