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政钢：郭沫若眼中的杜甫

本文转自：巴中文艺

郭沫若晚年作《李白与杜甫》，不难看出，郭是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来对杜展开评价的。但不管怎么说，《李白与杜甫》是一本非常严肃的学术著作。因此，郭对杜甫的认识，也是应用学术眼光来看的。考虑到郭著出版于1970年代等因素，今人似不宜过分苛责郭的学术水准。

　　《李白与杜甫》一书共分两大部分，分论李白和杜甫，算是平分秋色。先论李白，后论杜甫。只要是看过此书的，对“抑杜扬李”这个立论基点都不会否定吧。对于杜甫，除了寥寥几笔概括性的正面评价外，基本没几句好话，有时则近于谩骂了。

　　抛开评李的部分，评杜的部分共九章。前六章为分论，分别论及杜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以及饮酒的习惯，后三章主要论及杜甫与三位友人之间的关系，即与严武、岑参、苏涣的交谊。相比前六章，后三章的政治意味要淡些。

　　那么，在郭眼中，杜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开篇即从杜甫的阶级立场讲起，其实这也是在为杜甫定性。那就是“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从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而且，“这个阶级意识和立场是杜甫思想的脊梁”。郭不愧为文章高手，开篇即先声夺人，给杜甫扣上这么一顶大帽子。须知，在1970年代，这样的评价就等于告诉世人，杜甫是个反动分子。

　　接着展开立论，杜甫在梓州写有《喜雨》一诗，诗中说“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诗人要用钢鞭鞭打雷公，让他降下滂沱大雨来清洗吴越一带。为什么呢？因为杜甫在诗后注中说“时闻浙右多盗贼”。郭认为，这里的“盗贼”是指农民起义军，杜甫既然仇视农民起义军，肯定就是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他接着又举了杜的一首诗《夔府书怀》：“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追。即事须尝胆，苍生可察眉”，表明杜对于百姓采取了敌视态度，严防人民作乱成为“绿林盗寇”。这表明杜的阶级情感是站在统治阶级那一边的。

　　对于杜甫的代表作《三吏》《三别》，郭一一展开分析。从《新婚别》中“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一句可看出，由于真正的贫家女是不能脱离劳动生产的，而这家人的“新娘”却在日夜躲藏，可见她一定是出生地主家庭。这是杜在以“地主生活的习惯来写的‘贫家女’”。《垂老别》写的凄惨，“这就是不久前的‘盛唐’景象”。《无家别》的最后一句“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对于杜甫提出的这个问题，郭自己给出了答案：“照诗的情调和作者的意识看来”，那就是“没有办法”。《新家吏》虽然展示了作者的同情心，表达了激愤；但对于造成这些惨状的原因和怎样才能解救灾难，作者却隐而不言。因此他的同情，“应该说是廉价的同情”，“他的怨天恨地是在为祸国殃民者推卸责任”。《石壕吏》，面对官员的横征暴敛，杜甫“完全作为一个无言的旁观者，是值得惊异的”。《潼关吏》，是杜在叮嘱守将必须坚守，保持警惕，不要轻敌。综观这六首诗，郭先生认为，杜甫笔下的人民形象，“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滤选出来的驯良老百姓……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谓良民”。杜甫“不希望人民有反抗情绪”。反之，则是杜所“不能同情的危险分子”，而这就是“杜甫的基本态度”。

　　为了说明杜甫的阶级立场问题，郭先生又举了被称为杜代表作的两首诗。一首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据郭分析，从茅屋的构成来看，茅屋“茅草有三重，一般说来，一重约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候比瓦房来还要讲究。”也就是说，杜甫所住的茅屋，在当时简直应算是豪宅了。“茅草被大风刮走了一部分，诗人在怨天恨人。”孩子们把被风刮走了的茅草拾取了，杜甫就破口大骂。他这是只顾“诉说自己的贫困，他却忘记了农民们比他穷困百倍。”最后一句“广厦千万间”，历来为诗家所激赏；但郭先生认为，这里的“寒士”是指暂时“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因此，这其实也是杜甫站在地主阶级立场在考虑问题。另一首《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首先，这里的“老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是位富农；而且这位富农粗鄙无礼，跟杜甫这位官老爷不在一个阶层上，表明在杜甫眼中“阶级的界线，十分森严”。本诗的立意在于以这位老农的口吻来赞美严武；而严武，又是一位性格暴虐的封建军阀。据此，郭先生认为杜甫不可能超越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更不可能代表人民。相反，杜甫正是因为执意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才被封为了“诗圣”。而杜如真是超越了自己的阶级，他不仅不能成为“诗圣”，“恐怕连他的姓和名都早就销声匿迹，或者遭受到一千多年‘乱臣贼子’的骂名了。”

　　郭认为，杜甫是一个有着浓重封建门阀观念的人，即以自己的氏族血统传统为荣，而这正是他地主阶级立场的表现，表现得还“十分露骨”“顽强”“庸俗”。杜甫向人夸耀杜姓是陶唐氏尧皇帝的后人，把晋人杜预认为是他的“远祖”，又数次称道自己的祖父杜审言，甚至说“吾祖诗冠古”“诗是吾家事”。他还喜欢乱攀高枝，“甚至发展到和唐代帝室攀亲戚，讲世谊的地步”。《别李义》一诗，“叙述了杜家和李姓王朝的亲戚关系”。由于杜甫重视门阀，“故对于有门阀地位的人，往往不择对象，甚至使用曲笔加以颂扬”。他举了一个例子。杜甫有诗《滕王亭子二首》，对滕王“这样一个狗彘不如的王爷，杜甫却偏对他怀念不已，并假借人民之口而加以歌颂。”

　　杜甫也是一个有着强烈功名、欲望的人。他多次上书皇帝陈情，言语谦卑，低首下心，极力描写自己的可怜和贫困。还大肆吹捧当朝的权臣杨国忠，说什么“维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天宝年间，又向朝廷写过多道恳求荐举的诗。为了能够出人头地，他在选取荐举对象的时候，经常良莠不分。郭举了韦济、鲜于仲通、哥舒翰、梁丘、张垍等等杜甫向他们自求荐举的人为例，认为这些人的人品都很坏。杜甫四处求人荐举，也并非没有成果。他曾因为给韦见素作了《上韦左相二十韵》求荐，被任作右卫率府冑曹参军。杜甫好像对此并不太领情，在《官定后戏赠》一诗中说：“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飚。”据郭分析，这就暴露出杜甫“挑肥选瘦，想做大官而不愿意做小官，留恋都门生活而不愿意去穷乡僻境与民众接近。”因为杜虽有壮志雄心，但一直又郁郁不得志，故“很强的功名心不能落实，结果可以转化为很强的虚荣心。”就是在担任华州司功参军期间，负责掌管地方上的文教祭祀事宜期间，杜甫还写了《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一诗：“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对这种担任刀笔小吏的职务显得极不耐烦，甚至大为光火。

　　生活上，杜甫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般困苦，其实他日常过的是地主生活。他认为，杜甫往往喜欢过分夸大自己的困苦。如在《同谷七歌》第一歌里杜说“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说自己在山谷里过着野人般的生活，日子过得像猴子一样。杜在另一首《发同谷县》诗中写道：“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既然仅在一年间就外出旅行过四次，那“他何尝是周年四季都在‘山谷里’挨饥受冻？把自己的贫困夸大得太不着边际了”！同时，从成都草堂的规模上看，杜甫有诗《萧实处觅桃栽》：“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由于“桃树发育快，布局宽，一百棵桃树的栽种，估计要五亩地左右。草堂的园子可就够大了。”而且，《营屋》一诗中还有“爱惜已六载，兹晨去千竿。”杜甫一次除竹，一下便砍去了一千根，“能够一次去掉一千根的竹林，要占地一顷多，是一点也不夸大的。”综上，“要说杜甫过的不是地主生活，那是很难令人首肯的。”而杜甫还爱哭穷，一方面说自己吃不饱饭，“百年粗粝腐儒餐”（《宾至》）；妻子也经常啼饥号寒，“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但同期在草堂作的诗里又有“风含翠篠娟娟净，雨浥红蕖冉冉香”（《狂夫》），这岂不自相矛盾？这个草堂规模如此之大，又岂是一般老百姓所能拥有的？所以，杜甫在本质上是在过着地主阶级的富足生活。当然，“他有时也穷，但是属于例外。他是以门阀的高贵自矜许的人”。“总之，杜甫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都遵循着地主生活的方式，是无可讳言的”。由此，郭又分析了杜在诗歌态度上“抑屈扬宋”（不喜欢屈原而喜欢宋玉）的原因。那因为屈原虽然忠于楚王，但他的忠君方式不合乎杜甫的标准，“露才扬已，显暴君过”（颜之推语）；而宋玉则对君主王权俯首帖耳，恭顺有加。杜甫将屈宋并称，其实就是抑屈扬宋，因为“屈原毕竟高于宋玉”，就是表明了杜对屈的不满。

　　杜甫的宗教信仰也比较杂乱，前期信过道教，后期特别是在快要辞世前几年又对佛教比较痴迷：“方丈涉海费时节，玄圃寻河知有无？……飘然斑白身奚适？傍此烟霞茅可诛。”（《岳麓山道林二寺行》）“求仙既费事，而且毫无把握，所以他宁愿就在岳麓山道林寺附近筑一间小茅房住下来，当个老和尚了”。郭认为，既然如此，那还称杜甫为“诗圣”干吗，干脆叫他“诗佛”好了。

　　另外，经过郭的精心考证，杜甫其实是个酒鬼，其“嗜酒实不亚于李白”。通过大量的诗文来看，把这个酒鬼捧成“诗圣”或“人民诗人”，是因为新旧研究家们的眼睛里有了白内障，对此视若无睹，使得给大家呈现出来的这个“杜甫”是个“道貌岸然的样子”。就是其死亡原因，也是因为吃了腐烂变质的牛肉并又饮了大量白酒致中毒而死。这是“毫无可疑的”。郭论及这一点，不外是说以前大家所见到的杜甫是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而实际上他是个整日喝酒、酗酒成性的人。据我个人揣测，郭先生的用意就是要颠覆千余年来在百姓心中杜甫的高大形象。

　　剩下的三章，分论杜甫与严武、岑参、苏涣三人的交谊。除了杜与岑参的关系比较单纯，是诗友之间的情义外（我感觉是因为岑参曾在郭的家乡乐山担任过刺史，对乐山山水多有描述，而且岑参诗名在外，故郭未对杜与岑之间的交往做过多政治解读），杜与严武，严既然是一位暴虐的军阀，杜竟然与之交往甚密，且有多篇诗章对其进行颂扬，那么，杜是具有“庸俗的江湖气息”的。而苏涣，则是一位造反的诗人。尽管杜甫对苏表达了“倾倒备至”的倾慕之情，但郭认为，苏涣作为一位具有革命精神的诗人，与杜甫“每饭不忘君”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杜甫宁愿“潦倒至死”，也“只好苟且偷安”。因此，“他的一生依然是一个悲剧”。所以，“人民诗人”的称号，郭认为还是应由苏涣来当。

　　这部《李白与杜甫》关于杜甫的论述大意就是这样了。多年前，我曾在一篇论及郭沫若的文章中谈到，郭从个人兴趣的角度喜欢谁，不喜欢谁，那纯属他个人的意见。而郭之不喜杜甫，也是他的个人意见，不能往其他因素上靠。有的人揣测是因为某伟人喜欢李白，那么郭沫若仿佛就不能喜欢李白似的（此说不值一驳，郭早在1929年就明确表示过自己“喜欢李白、柳宗元，不甚喜欢杜甫”，见《我的幼年》，上海光华书店1929年版）。而郭所反感者，在于当时学术界确实有把杜甫封“圣”、封“神”，对杜的作品全盘肯定和过高颂扬的倾向，而且“千家注诗，太求甚解”。郭是反对把杜甫当偶像一样来崇拜的。依郭喜作翻案文章的个性，发抒一点对于传统评杜的不同意见，似也不无大碍吧。

　　只是从我上面梳理的这些意见看，郭对杜甫的评价还是有些武断，甚至有强词夺理的地方，有些还显得可笑（如论及草堂有三重茅草，那就算是豪宅；杜诗现存一千四百多首，有三百首与酒有关，那杜就是“酒鬼”；杜看重门阀，那就是“庸俗”；杜“一岁四行役”，那是有钱有闲阶层外出旅行）等等。以郭的个性和他历年来的行事风格来看，他对杜甫的评价仍然锁定在了学术的范围之内。这不过是他几十年来目睹学界对于李白、杜甫两位伟大诗人评介现实后，所发表的个人看法。他之不满意杜甫，也绝非意气用事。是他依着个人的喜好，对杜甫这个“圣人”谈了些他自己的看法。在写作的过程中，他的确有超越学术，说话“走火”的地方。这是他的学者理智被诗人的浪漫气质本色遮挡所致。当然，他当时身处高位，又是公认的“学术权威”，他的意见肯定能左右一些人的观点。不过，既然是学术观点，他的意见也一样是可以商榷的。甚至对错，也一样是可以讨论的。大家心里也都清楚，郭的观点也丝毫无法对杜甫在诗界的伟岸形象有半分的贬损。

　　其实书中对此也说得很分明，只是大家仅关注于郭对杜的显得有些离谱的评价，往往忽略掉了。郭在本书的开篇一章即引述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评价歌德和黑格尔两位伟人时的说法：“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然后，郭指出，“这句话同样可以移来批评李白与杜甫。生在封建制度的鼎盛时代，他们两人也都未能完全摆脱中国的庸人气味。”我想，这便是郭对杜甫（包括李白）展开评价的主要用意吧。（《李白与杜甫》，郭沫若著，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