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13日早晨,明永村山道上飘着薄雾,两名去采贝母的村民在明永冰川下缘停了脚步——雪面上露出的鲜红睡袋太扎眼。他们掀开积雪,僵硬的手臂和登山冰镐同时映入眼帘,距离那场惊动中外的梅里雪山山难已经整整七年。
消息传到村里,年过半百的村长急忙赶到现场。他认出睡袋上的日文姓名条,脱口而出:“难道是1991年那些人?”这句话让周围人瞬间回忆起那支声势浩大的中日联合登山队,也提醒了外界——神秘失踪的17名勇士,终于有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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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海拔6740米,论高度不算极致,却因雪线高、气候诡变以及宗教禁忌,被当地藏族视作不容亵渎的神山。登山史上,8000米级座座被攻克,它却依旧无人登顶,这份纪录让西方、日本乃至国内不少好手心痒难耐。
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攀登圈讲究拼纪录。珠峰已排队般热闹,卡瓦格博的“处女峰”头衔于是被标成下一块“待摘的勋章”。1989年,日本京都大学率先向云南省提出申请,随后拉上国内高手,组建联合队。试探性踩点达到5200米,他们自信满满:“下次直奔峰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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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2月28日,17人抵达明永村。闪亮的铝合金梯、最新对讲机、野战电台一应俱全,队员们在篝火前举杯,自称“要把第一面旗插上卡瓦格博”。村民奉上青稞酒,却小声劝阻:“神山不喜喧闹。”劝告被笑声盖过,队员甚至开玩笑:“我们只是去看看风景。”
12月31日,大本营扎在海拔4100米,随后是4700米、5100米、5900米——营地一座接一座。天气预报显示冷锋要三天后才到,他们决定抢时间。气象专家提醒再观察一天,冲锋队长摆手:“不冒点险哪算探险?”
1990年12月29日清晨,五人突击组从4号营地出发,上午十一点已升至6470米,仅剩二百多米。正自我鼓劲,天色突然翻脸,西侧冰斗卷起白色龙卷,风雪像整条河泼下来。几分钟内能见度不足三米,他们被迫刨雪坑暂避。突击队通过电台喊道:“雪墙挡路,先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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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十点,五人跌跌撞撞回到4号营地。那天的日记写道:“风声像女人在笑,还有婴儿哭。”字迹颤抖,连受过8000米考验的老手都承认脑中出现幻听。队医判断是轻度高海拔脑水肿,或者说俗称的“高反”。
1月1日至1月3日,全队缩在5100米的3号营地,等待窗口期。积雪愈积愈厚,帐篷边旗杆隔一夜便被埋至顶。日记继续记下令人心悸的句子:“黑暗翻滚,他们就在附近。”同一时间,报话机里也出现含糊的警告:“雪深过腰,再不撤就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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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大本营反复催促转移。3日傍晚,电台最后一句是:“终止通信,再见。”当晚22时许,卡瓦格博东坡冰壁断裂,携带上百万立方米积雪冲击3号营地。十几秒后,一切归于寂静。
1月4日清晨,山下报话机彻底失联。六小时后,拉萨、北京、京都三地同时发出救援命令。搜救持续五个月,直升机投入十余架次,登山、航空专家轮番上阵,却连一顶帐篷都没找到。山体自身的裂缝像把巨口,把整个营地吞得干干净净。
1998年的遗骸发现,让失踪案有了实物证据。搜寻人员清点出11具遗体和大量装备,一本被冻得僵硬的日记本在睡袋内侧完好无损。字迹虽然有水渍,却依稀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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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抢眼的几段记录集中在1月3日: “外面有人影掠过。” “一个女声说:回家吧。” “黑暗正从山顶落下。” 专家们将其与高海拔神经错乱对照,认为在缺氧、极度疲劳下出现幻觉,并不罕见。可当地村民却摇头:“那是神山的提醒,他们不懂。”两种解释谁也说服不了谁。
遗体回国安葬后,京都大学仍握着首登授权。2001年,日方和中、尼老将再度组队,打算重走同一条路线。但当他们抵达5100米旧址,上方雷暴接连三日,冰裂声不绝于耳。队长第一次在公众面前松口:“放弃吧,我们欠这里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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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外队再无正式攀登申请。唯一坚持返回的是摄影师小林尚礼,他昔日负责队内记录,事故后辞职,十余年间独自往返梅里七次,寻找最后一名队友。他说过一句简单的话:“我对山道歉,也谢谢它让我清醒。”2021年,他宣布结束搜寻,将镜头转向保护雪山生态。
今天,卡瓦格博仍是一座处女峰。山难现场被冰川反复覆盖,像把伤口隐藏在皑皑白雪之下。登山者的雄心与高原的风暴之间,没有仲裁者。这里的规则始终只有一条——对自然永远留有余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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