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春：长安地区北朝造像的“三朝五期”分期说

面对佛像这类意识形态产物遗存，考古学的方法够吗？该怎么运用这些方法呢？

于 春

2024年3月3日于西安锦都

踰古弥新 : 长安地区北朝佛教造像的考古学研究

于春 著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25. 10

(西北大学考古系列研究)

《踰古弥新 : 长安地区北朝佛教造像的考古学研究》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之上修改完成的，收集了长安地区出土北朝佛教造像资料，并开展了考古学研究。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

• 第一部分是对长安地区出土的北魏、西魏、北周三朝的佛教造像形制进行梳理和类型学研究，将其分为圆雕、背屏式、造像碑、造像塔、造像龛、三面造像石、单面造像石七类，探索其发展规律，在各朝分期的基础上提出了长安地区北朝造像“三朝五期”的分期说。

• 第二部分对造像的样式进行专题研究，对造像的尊格、姿态、发纹、衣饰、佛座以及龛楣的不同样式进行类型学研究，分析其变化原因。

• 第三部分对造像材质和铸造技术进行观察、分析，北魏时期石质造像以砂岩为主要材质，西魏出现白石造像，北周时期青石造像大流行。金属佛像失蜡法技术至迟在北魏晚期已经成熟，但传统范铸工艺仍为主流技术，并进行了以四足方座为中心的范铸法复原铸造实验。

• 第四部分对造像中的题材、题记进行分析，对比西安周边地区和全国出土的西魏、北周造像，结合文献记载，探讨佛教造像风格来源、尼僧集团发展、关陇集团中的民族关系等相关内容。

本文分享作者提出的长安地区北朝造像“三朝五期”的分期说内容摘要。

作者通过对长安地区出土的北魏、西魏、北周三朝佛教造像分类、样式特征、造像技术、题材和题记内容等的分析研究，结合造像的演变规律、相关历史背景，将三朝的造像进行综合性分期，在各朝分期的基础上提出了长安地区北朝造像“三朝五期”的分期说。

表 长安北朝佛教造像形制演变统计表

图例

长安北朝造像的形制特征

表 长安北周佛教造像形制统计表

表 长安北朝佛教造像样式演变统计表

图例

长安北朝造像的样式演变

表 长安北周佛教造像样式特征统计表

观点

长安北朝造像"三朝五期"分期

表 长安北朝造像分期表

• 第一期：北魏太和年间及之前（北魏499 年之前）

• 第二期：北魏景明年间至北魏孝昌元年（北魏500～525 年）

• 第三期：北魏孝昌二年至西魏大统十一年（北魏526～西魏545年）

• 第四期：西魏大统十二年至北周建德三年武帝灭佛（西魏546～北周574年）

• 第五期：北周大象元年佛法重崇之后（北周579 年之后）

在北朝历史上，长安城经历了从“边缘都市”向“中心都城”的转变，并孕育了大一统的王朝——隋。长安佛教造像的发展与这一历史背景直接相关。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土地肥沃，地貌平坦，南靠秦岭，北依黄土高原。西晋译经大师竺法护“立寺于长安青门外”，东晋道安于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赴长安校订经典、编撰经录， 奠定了中国佛教的基础。后秦姚兴迎请龟兹高僧鸠摩罗什至长安译经，在逍遥园和大寺译讲经典，长安一时高僧云集，成为我国重要的佛教中心地之一。但对于北魏政权而言，长安却是一个危机重重的边缘之地：其西侧为陇右各军事集团所胁，其南侧为南朝重镇蜀的辖地。加之关中平原地势平坦，易攻难守，的确很难成为北魏政权的重点建设都市。太武帝在长安肇始灭佛，除了镇压图谋造反的寺院僧人外，掠夺关中佛教寺院所据有的财富和粮食可能也是目的之一。因此，北魏大部分时期，长安在北魏版图上可能更多地充当着交通重镇、粮食重镇的角色。

自北魏5世纪中叶开始，长安没有一种自始至终发展演变的佛教造像样式，而是在不同时间段与凉州、云冈、龙门或其他地区的造像样式接近，或短暂地出现较为统一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造像样式，如景明年间、太昌年间等。这与长安城在北魏王朝的边境地位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到了北魏末期，随着朝内政权斗争的白热化，关陇贵族军事集团以固原至长安之间的广大地域为基地，逐渐成长起来。北魏太昌年间长安佛教造像样式的统一和其中可见的洛阳风气，应该跟北魏末期关陇贵族集团对长安的经营及即将来临的东西魏分裂密切相关。

西魏时期，长安成为都城，权臣宇文泰家族及关陇集团贵族军事集团掌握实权，采用“和北攻南”的政策，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在三次战役中大败东魏大军，取得南朝梁的蜀地，又夺得江陵，奠定了北周统一中国北方和隋朝统一中国的基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长安西魏时期的佛教造像在北魏末期造像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个较为统一的新面貌。以长安周边盛产青石的耀县、富平等地为中心，石灰岩造像出现了较大的发展，并孕育出新的造像样式。西魏长安造像出现的新因素中，来自东魏造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说明虽然东、西魏在大统年间相互攻占不断，但东、西两个王朝之间的佛教交流并未被禁止。在这个过程中，洛阳可能成了二者交流的枢纽和通道之一。

长安西魏佛教造像的发展和演变，与宇文泰为首的“关陇集团”为中心的势力在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统治不无关系。废帝元年（552），西魏平定蜀地，为北周时期成都南朝造像风格进入长安地区奠定了基础。《周书》卷二《帝纪第二·文帝下》载：“魏废帝元年春……三月，太祖遣大将军、魏安公尉迟迥率众伐梁武陵王萧纪于蜀……五月，萧纪潼州刺史杨干运以州降，引迥军向成都……八月，克成都，剑南平。”尉迟迥平定益州后即在成都听僧法建诵经。后尉迟迥任北周秦州刺史，并在甘肃武山修建了拉稍寺石窟a，其崇佛程度可见一斑。

另有《续高僧传》卷十六《周京师大追远寺释僧实传》载：“逮太祖（宇文泰）平梁荆后，益州大德五十余人，各怀经部送像至京。以真谛妙宗，条以问实。既而慧心潜运，南北疏通。”可见，废帝元年（552）西魏平蜀之后，从成都送经像到长安的高僧多达五十余人，僧实作为益州大德“送像”至长安，并与北周太祖宇文泰进行深入沟通，使得“南北疏通”。这为北周长安出现大量成都南朝造像风格奠定了基础。

北周政权成立之后至武帝掌控朝权之前，关陇贵族军事集团各势力的争斗频繁。武帝发动的历史上第二次灭佛活动，可能与此历史背景相关。太武帝灭佛之前，长安北周前期造像形制多样，有单体圆雕造像、造像碑、背屏式造像等，体现来自南朝、北齐、洛阳等各个方面的造像特征，是大融合时期。武帝英年早逝后，在北周重臣、隋代开国皇帝杨坚的直接干预下，长安造像出现了统一、繁盛的面貌。太武帝灭佛之后的佛法重崇时期，大型青石圆雕造像大流行，应该是吸收了来自成都的南朝圆雕造像的传统，并结合长安本地的审美意识，创造出成熟的、独特的北周造像样式。“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北周后期大量大型圆雕造像的出现，暗示着国家提倡佛教信仰的社会背景，亦为隋代长安造像的繁荣和样式风格奠定了基础。

本文摘编自《踰古弥新 : 长安地区北朝佛教造像的考古学研究》（于春著.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25. 10）一书“第四章 长安北朝造像的分期研究”，有删减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西北大学考古系列研究)

责任编辑：王　蕾

本书适合从事考古学、文物学、博物馆学等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师生，以及对本书感兴趣的读者参考阅读。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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