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隐私保护:减少了病人的社会歧视,增加了其他人被感染的风险

2025年12月1日，第38个世界艾滋病日，是世界宣传防艾抗艾的窗口之一。今年宣传活动主题为“社会共治，终结艾滋，共享健康”，目的就是号召各方行动起来，共同担起防艾责任。这里有个问题，我们都知道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得，但我们不知道，谁是艾滋病毒的携带者，甚至我们都不知道身边的人谁是艾滋病毒携带者，怎么防？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2015年时全国共有：57.5万名艾滋病感染者，截至2025年6月30日，全国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387471例。其中HIV感染者766371例，AIDS患者621100例。2025年1-6月，全国报告艾滋病病毒患者47054例，其中，异性性传播34368例（73.0%）；同性性传播11653例（24.8%）；其他传播途径1033例（2.2%）。

也就是说有超过九成的感染者都是通过性行为被感染的。现在假设这40000多名被感染者，事前知道跟自己即将发生性关系的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你猜他们还会继续进行性行为吗？我想最少有一多半人都会冷静下来。

嫖娼，胡乱搞的就不说了，高风险高感染性，得了自己活该。但情侣之间，夫妻之间，哪怕是婚检，个人都无法得知对方是否为艾滋病人。美其名曰，保护艾滋病患者隐私，从而降低其在社会上受到的各方面的歧视。

我们理解隐私保护的重要性。没有人愿意生活在歧视的目光中，没有人应该因为疾病而被社会抛弃。但是，当保护个人隐私的代价，可能使他人健康甚至生命受到损失时，这条道德的界线该画在哪里？

而现实比理论更加复杂。那个选择隐瞒病情的年轻人，可能只是因为害怕失去爱情；那个不敢告知伴侣的确诊者，或许正深陷于自我厌恶的泥潭。隐私保护给了他们喘息的空间，却也给了病毒传播的时间窗口。

更令人揪心的是那些完全无辜的第三方。他们信任着伴侣，规划着未来，却不知道病魔可能已经悄悄潜入自己的生活。当真相最终揭晓时，伤害已经无法挽回——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情感上的。

或许，我们需要一场关于“负责任隐私”的公共讨论。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保护与预警之间寻找平衡点。比如建立可控的知情机制，在保护确诊者基本尊严的同时，给予密切接触者必要的风险提示。

艾滋病日的宣传横幅还在风中飘扬，上面清晰的写着“携手抗艾”。但如果我们连最基本的真相都无法共享，又怎能真正携手？

夜幕降临，又一份只写着编号的化验单被打印出来。它即将改变两个人的命运——一个知道自己命运的，和一个被蒙在鼓里的。在这沉默的传递中，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对疾病的控制，更是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

当保护隐私成为伤害无辜的帮凶，是时候重新审视：我们究竟在保护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