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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夏天,一起跨越国界的文化盗窃案震惊了文物界和学术界。
38岁美籍华裔男子Jeffrey Ying因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图书馆盗窃珍贵中国古籍而被捕。
他使用日裔姓名“Alan Fujimori”作为伪装,从2024年12月到2025年7月期间,多次借出严禁外借的珍稀中文古籍,然后用精心制作的赝品归还,真迹则被秘密转移。
当警方在洛杉矶布伦特伍德酒店房间内搜出伪造工具和假身份证件时,一个利用文化身份进行文物盗窃的计划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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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UCLA
身份迷雾
这起古籍盗换案的主角Jeffrey Ying,在实施盗窃过程中展现了惊人的策划能力。
他并没有使用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是精心构造了多个假身份来实施计划。
他使用的化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ALan Fumimori——一个典型的日本姓氏“藤森”。
在美国的东亚学术圈,这个姓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日裔研究者的形象,从而降低了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戒心。
此外,他还使用了Jason Wang和Austin Chen等中文姓名,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场馆借阅古籍。
这种多重身份的切换,一方面增加了作案的隐蔽性,另一方面也延长了被发现的时间。
他能够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屡屡得手,靠的不仅是身份伪装,还有对图书馆借阅系统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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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书馆
盗窃手法
Jeffrey Ying的作案手法展现了他对古籍外观和图书馆流程的熟悉。
他的盗换计划包含了几个关键环节,每个环节都经过精心设计。
他首先会通过UCLA的借阅系统预约珍贵的中国古籍,利用伪造的借阅证借出这些本应只能在特藏阅览室内查阅的书籍。
得手后,他将真本带回住所或酒店,使用高清扫描仪将书页逐页扫描,然后用特制的仿古纸和油墨打印出来。
伪造过程中,他不仅复制内容,还精心模仿书籍的物理特征。
比如,使用特制的工具,制造虫蛀效果,模仿岁月留下的磨损痕迹,甚至精确复制封面、线扣和标签的位置。
最令人惊讶的是,他连馆藏编号的磨损感都保持一致。
这些仿制品外观上如此接近珍品,如果不仔细检查,很难分辨真伪。
归还环节,他将仿制品放回原书盒里,由于图书馆工作人员通常只检查封面标签和书盒,不会逐页核对,使得这种“信任式管理”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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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古籍
珍贵猎物
Jeffrey Ying所针对的古籍,每一本都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它们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市场估价上,更体现在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方面。
在这些被盗的古籍中,1393年版的《唐诗品汇》是中国第一部按“初盛中晚”分期唐诗的选本,目前估值接近7万美元。
1575年版的《集古印谱》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印谱之一,对于篆刻史研究来说,堪称“活化石”。
此外,还有《御制古文渊鉴》《十竹斋书画谱》《涉园墨萃》《密韵楼丛书》等稀世版本。
其中,《涉园墨萃》单册估值就超过4万美元。
这些古籍如何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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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藏书
这背后是一段中国文物流散的痛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处于战乱时期,北京、上海的许多藏书家为避战火,不得不将家藏典籍贱卖。
欧美采办员趁机大量收购。
比如,美国汉学家恒慕义就在1930年代频繁往返中国,收购了大批宋元明刻本。
仅1938年一年,就有超过5000册中国古籍通过各种渠道流入美国。
管理漏洞
这起事件暴露了海外机构对中文古籍管理的诸多漏洞。
北美图书馆对中文古籍的保护理念和中国存在显著差异,这客观上导致部分海外中国古籍长期处于低优先级保护状态。
北美图书馆更强调文献使用价值,对稀有性的界定侧重于存量而非历史维度。
在美国图书馆协会的规定中,一本书是否被认为是善本,条件之一是在全世界存量少于5本。
这种定位和中国队古籍文化遗产属性的重视形成鲜明对比。
一位在国外图书馆工作的资深专家透露:“北美图书馆很多都把中文古籍当普通图书管理。就是一帮华人馆员在努力整理、抢救,如果没有他们,可能都当废纸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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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古籍
另一个问题是东亚图书馆在管理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多年来,东亚图书馆的管理者向总馆强调“东亚语言的特殊性”,需要独立收藏,形成“馆内之馆”。
这种独立性虽然保障了专业性,却也因为抵触改革和人手不足,形成了监管盲区。
UCLA图书馆的实际操作和政策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按规定,特藏书籍必须在预留阅览室查阅,且有工作人员全程陪同,但这条规则在实际操作中形同虚设。
更令人惊讶的是,ULCA近年退出的便捷借书系统,甚至无需官方身份证,仅凭一张假证就能办理借书证。
跨国流转
案件的调查过程揭示了盗取文物可能流向的跨国网络,也反映了中文互联网上对文物回归的复杂情感。
FBI调查发现,Jeffrey Ying在每次成功盗取古籍后的数天内,就会迅速离开美国,前往香港、上海或首尔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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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上海
这种频繁的国际旅行模式暗示,这些被盗古籍可能进入了国际文物黑市,被卖给了私人收藏家。
这类交易通常采用现金结算,不留痕迹,增加了追查难度。
案件曝光后,中文互联网上的舆论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
一部分网友认为,Jeffrey Ying的行为是“曲线救国”。
甚至引用孔乙己的名言“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来表达某种幸灾乐祸。
这种情绪源于对中国文物大量流失海外的历史不满。
数据显示,仅近代以来,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就超过1000万件,其中古籍善本约300万册,多数散落于欧美高校和博物馆。
另一种声音则更为理性指出,无论动机如何,盗窃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而且这些古籍如果流入私人手中,可能因保存不当或再次流转而永久消失,对学术研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近十年,随着文物回流叙事升温,海外中国古籍价格一路飙升。
2020年,欧洲拍卖会上两册未曾出现过的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以640万欧元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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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永乐大典》
这种市场需求客观上催生了黑市交易,也让古籍盗窃有了经济动力。
这起事件让人回想起中国文物曲折地回归历史。
从古至今,文物的流失和回归常常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伪书《列子》的流转历程,展现了中国古籍传承的复杂性。
今天我们所读的《列子》并非战国时期的原著,而是经过魏晋时期某人精心伪造的版本。
作伪者参考了大量古书、佛经经典和出土文献,耗费巨大心血却未留下姓名,可能只是出于对列御寇的喜爱。
类似的伪书案例还有古文《尚书》。
清朝康熙年间,考据学家阎若璩考订出古文《尚书》为伪书,动摇了宋明理学的重要依据,某种程度上触动了儒家经典的权威。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文化自信的提升,文物回流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
2024年9月,节目《帛书传奇》启动仪式上,首次披露了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流失到美国的重要物证——现存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柯强档案里的一封信。
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呼吁楚帛书尽快回归中国。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罗泰表示,他强烈希望子弹库楚帛书能迅速回到它们所属的中国。
美国警方在Jeffrey Ying的酒店房间搜出了特制的仿古纸张、印有馆藏编号的标签模版和装订工具。
这些证据揭示了一个精心策划的盗换计划,但也指向了一个更深远的问题:那些依然流落海外的中国文物,何时才能体面回家?
UCLA图书馆的书架上,那些被赝品替换的真迹空缺,无声地诉说着文化传承中的断裂和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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