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 | 研究中国历史要重视方法，要突破、创新

关于如何研究中国历史，我想谈两点想法:一、研究中国史，要走出中国史，用世界史的眼光开拓和帮助中国史的研究。、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用新事物、新认识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

我们常常说:“坐井观天”、“管中窥豹”。辩证法批评这类现象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些话表示的意思只有一个:不能孤立地看问题。辩证法里有一条叫做“全面的观点”。我们观察研究宇宙任何事物，包括人类社会，都要了解这一事物的整体。这样才能对事物的一部分认识得更深入、更清楚。研究中国史，必须要有世界史知识。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对中国史认识得更深、更透。特别是在中国史研究中出现了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最好不要如瞎子摸象，在那里成年累月地乱猜，更不要大讲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最好是研究研究外国史，看看别的民族、别的国家，如欧洲、日本、印度等国家民族的历史是怎样发展变化的。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有共性的。历史没有规律性，就不成其为科学。各个民族的历史，又各有各自的特性。共性是从特性中抽绎出来的，特性不能同共性相反。不能说历史发展的共性、规律性对某一民族的历史不适用。因此，学习一点外国史、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作些比较研究，对研究中国史是有好处的，它可以起些指路的作用。解放后，中国历史研究取得很大成绩。但有些问题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例如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一个时代的社会性如何，是研究这一时期的核心问题;这个核心问题不解决，这一时代的其他问题都不能正确解决。孔子时代的社会性质得不到正确解释，孔子代表什么阶级就不可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答案，对他的思想学说也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史需要从世界其他国家民族历史的比较中取得启发、指导，来突破中国史研究中的难关。中国史要向中国以外的世界史求教，或者说向世界史求救。

就世界史说，也须要中国史来充实、丰富它的内容。我在《光明日报》史学副刊上写过一篇小文，题为:《我们需要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主要从世界史的体系方面谈了一点想法。世界史不能没有中国史，世界史不能不包括中国史。严格的讲，中国史的对称面应当是外国史，不应当是世界史。中国史应当包括在世

界史之中，否则，世界史就缺了一大块。再谈几句用发展的眼光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宇宙万事万物都是在不断发展运动中的，人类社会的历史也是在不断发展中的。因此，人们对客观真理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不断丰富。这道理是很浅明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就过去的情况看，都往往是有阶段性的。以苏联斯大林时代为例，斯大林说过的就是真理，而且真理就到此为止。斯大林没有说过的，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说了就可能犯错误。犯了错误，那是很危险的。因此，在那个时代，只能给斯大林的话加诠释、注解，不敢有半步逾越雷池。

但客观形势是在不断发展的，对客观的认识也就不断发展，新认识也就不断出现。新的认识也就是新的真理。你不说别人会说你不提出来，别人会提出来。近年来有所谓“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又有“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我对这些很少接触过。但我认为，它们包含着对新事物的新认识，包含着真理。同时，它们和辩证法是不矛盾的，而是还包含在辩证法之中，是辩证法的发展。如果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有阶段性，马克思主义者本来也会提出这些理论中的合理认识，用这些新的合理的认识来丰富自己的辩证法。你不说就是你没有这新东西，别人说了就是别人的发现。有些对马克思主义接触少的人就会想: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新的理论出来了，新的理论比你们的新。

也难怪有人这样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过去学术方面的一些禁区逐步被打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仍是指导历史研究的最正确的历史理论和方法。但我们应当突破教条，使辩证法在解释新事物中不断发展，不断吸收新因素，使自己更丰富，更活跃，站在时代的前列，任何先进的思想学说，如果人为地加以阻止，不许发展，就会变成落后的。

原载《文史哲》1987年第1期，1986年9月在烟台全国魏晋南北朝史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