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春天,国防委员会散会后,周总理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人群里忽然闪出一个人影,大将罗瑞卿身后,陈赓弯着腰,快步往前走,这个以前追着总理到厕所也要汇报工作的黄埔学生,这时候却像怕被长辈说似的,低着头,躲开了老首长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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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相识得从1924年说起,周总理那时在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陈赓是全年级里最亮眼的学生,第二年他被调到周总理身边当警卫副官,跟着参加了南昌起义,潮汕那边失利后,陈赓辗转去了上海做情报,总在深夜收到周总理手写的密令,那张薄纸片上,总是写着“小心”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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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过草地那会儿,担架上的周总理烧得直说胡话,陈赓左腿的旧伤泡在泥水里发白,他还是和战士们轮流抬着担架,一抬就是六天,有人劝他歇会儿,他盯着昏迷的首长,忽然想起当年在黄埔操场背《共产党宣言》的事,那时候总理说,担架就是咱们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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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军工刚筹建那会儿,陈赓天天在中南海门口等人,有次等了三个钟头,看见总理进厕所,他直接蹲在门口不走,总理签字时边写边笑,说你这招真够赖的,可到了一九五七年,他心梗一回,从前那个拼了命的人就开始躲着老首长,总参的体检单上写得清清楚楚,心脏坏了,再也好不了,这伤是三三年在上海坐牢时留下的,电刑熬出来的,那会儿顾顺章叛变,他在租界的地牢里躺了整整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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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开国防会议那天,罗瑞卿实在忍不住,问了句到底为啥,陈赓抹了把汗,说当年追着总理要建学校,现在躲着他,是怕他操心,他心里清楚,自己血管里流的不是血,是当年总理在担架上输的那点葡萄糖,那年过草地,总理高烧说胡话,一句别落下担架,到现在还响在耳朵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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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陈赓病逝的消息传到广州,总理在屋里抽了一夜的烟,那天雨下个不停,他握着电话手在抖,可还是对着话筒说,等我回去,我要亲自送他最后一程,追悼会上他摸着陈赓的军装肩章,那上面还留着一九五五年授衔时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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