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空军少校黄植诚，驾美式最新型百万战机回归大陆，结局怎么样

1976年冬，第一批F-5F双座战斗机在台湾新竹基地完成交付仪式时，谁也想不到，这款当时标价五百五十万美元的“洋老虎”里，有一架日后会飞向海峡彼岸。五年之后，也就是1981年8月8日清晨07时32分，这一幕成真：编号5361的F-5F自桃园机场腾空而起，机头先向南，随后折向西北，直接越过所谓“海峡中线”。驾驶座上是32岁的少校飞行考核官黄植诚。自此，一桩震动两岸的事件在短短三十多分钟内尘埃落定。

从履历看，黄植诚属于典型的“星二代”。父亲黄汝森毕业于柳州航校，1949年随军去台；母亲曾被台湾空军评为“模范母亲”；二哥、姐夫一个少校一个中校，同样穿着蓝天制服。1973年，黄植诚从台湾空军军官学校第59期毕业，飞训成绩排在前列。“这种孩子不用盯，就会自己往前冲。”桃园基地一位老地勤说过这句话，可见黄在同僚心中的分量。

训练中他先后转场台中、嘉义、新竹，飞过T-34、T-33、F-5A、F-5E，再到双座F-5F，累计飞行时数2100小时以上，成为少数能独立担任检查官的年轻军官。1978年晋升少校后，他调入第五联队督察室，职责是考核飞行员特技动作与应急科目。职位不高，却握有“打分权”，算得上未来的联队重点培养对象。

然而，一名成绩优异却“多话”的飞官，总会被贴上“思想跳跃”的标签。有意思的是，黄植诚口头禅常挂一句：“天空没有围墙。”在紧绷的战备氛围下，这句话听来似乎无害，却也透露出他对现实格局的质疑。1979年后，两岸关系出现微妙变化，大陆提出“和平统一”的方针，台湾当局内部思想碰撞激烈，台空军基层舱门里夹带着各种议论。作为广西横县人后裔，黄植诚对老家记忆来自父亲的叙述——一段随风飘散的稻花香、一盘用大瓷碗盛的油茶。乡情，或许正是他反复琢磨的问题。

1981年8月8日，被列为例行评估飞行的任务在当天计划表上排第二架次。按流程，考核官与受训飞行员配成双座，分别控制前后座。后座为教官位，前座为学员位。中尉许秋麟担任学员。滑出前，塔台询问信号，黄植诚用平稳语气回答：“第五联队5361准备滑行。”起飞后，他让许操纵飞机做常规大坡度转弯，然后提出示范“编队接近动作”，机体拉升到七千米。此处原本需要再度下潜返航，黄却把油门推到底，战机指针直向大陆沿岸。许秋麟察觉不对，大声质问：“考官，你要干什么？”后座传来一句低沉回复：“我回家，你自决。”对话就此戛然而止。

考虑到飞行距离和安全，黄首先把许秋麟送到马祖东引岛附近，让其跳伞。许落海后获台军舰艇救起，被列为“失踪后获救”。黄植诚随即折返，选择最近的福州机场落地，时钟指向08时09分，全程不到四十分。塔台人员先是误以为敌机来袭，待到呼号核对确认身份，场面出现短暂静默。有地勤后来回忆，那一刻机坪上的空气“像被抽走了一层”，紧张感瞬间转为惊讶与兴奋。

根据1957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布的《国军人员起义归国奖励办法》，对携机起义者给予重奖。黄植诚着陆后，由空军领导接机，机场保卫干事递上一份表格，他只写了八个字——“机归祖国，人心已安”。奖金六十五万元人民币当天即行批复，按当时汇率折合超过十万美金，除了归国人员安置用度，还包含机体技术价值的补偿。

技术层面看，这架F-5F对解放军空军意义不小。彼时大陆主力仍以歼-6、歼-7为核心，先进的火控系统尚处研制阶段。F-5F带来的AN/APQ-159雷达与“响尾蛇”导弹接口，为后续仿真试验提供了珍贵样本。福州军区空军很快把飞机转运北京，航空兵装备研究所对机体进行分段拆解，仅传感器就拍摄图纸上千张。不得不说，这笔技术资产，远比奖金更具长远价值。

对黄植诚个人而言，真正重要的并非物质奖励，而是身份转变。1982年春节前，他在广西横县化龙村落脚与亲族相认。冯璜、罗锦春两位前柳州航校同事特意赶来，与已故老友之子见面。罗锦春端详良久，道出一句乡音浓重的评语：“人好材好。”饭桌上油茶连添三碗，黄对服务员笑说：“再来一点，味道像记忆里一样。”旁人听来，这句随口的话，却足以映照他内心多年的乡愁。

完成身份安置后，黄植诚进入空军干部培训班修读，再转战斗部队经验传授组，对新型歼-7Ⅱ、强-5乙改进方案提供意见，同时担任模拟座舱讲师。1983年，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驾机起义人员证明书”颁发仪式，他作为代表发言，向三百多名与会者回顾归国经过，三度停顿，场内掌声此起彼伏。

1988年，他授予上校军衔，出任空军某试验基地副司令员。1995年晋升少将后，分管人才选拔与飞行检查，再度回到熟悉的岗位，不过此时检飞对象已是新一代歼-10、歼-11的试飞员。一名年轻学员曾向他讨教跨海长航注意事项，黄只说一句：“技术是死的，信念是活的，坚持住就行。”话不长，却道出自己的人生缩影。

2015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举行，黄植诚以政协委员身份与台湾退役将领同场敬献花篮。现场媒体追问当年飞行动机，他语速缓慢：“海峡没那么宽，飞机几分钟就过去，心里的距离更该缩短。”此话一出，许多观众忍不住侧目凝神，显然这种跨越立场的声音，在公共空间仍显珍贵。

如今统计，自1949年至1986年，共有90余名台湾空军人员驾机或驾驶直升机归大陆，涉及机型从老式T-6一直到F-5E/F，总计42架次。数量不算庞大，却在装备、战术和宣传层面产生深远影响。更为关键的是，这一连串行动揭示了一条规律——当个人对于民族、家乡的认同超过了组织对忠诚度的限定，一纸誓言便无法阻挡意志的转向。黄植诚的选择，即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例。

2021年，海军航空大学邀请他对学员作专题授课。屏幕上先播出当年F-5F落地的黑白影像，不少学员对那双座小机身啧啧称奇。黄植诚结束讲解时，强调三件事：第一，技术随时更新，心态必须开放；第二，飞行不是表演，是战争准备；第三，家国观念高于成败得失。言毕，他收起讲稿径直离场，不留任何客套环节。“原味军人作风。”一位教官给出这样评价。

结局无须渲染：黄植诚完成了从“第五联队少校”到“人民空军少将”的跨度，也在大陆的试验跑道上写下最后一页飞行日志。从空中到地面，这条路线看似简单，其背后却是跨越时代浪潮、体制差异和血脉归宿的多重叠加。战机价格可量化，个人抉择的代价无法折算。数十年过去，他的那句“天空没有围墙”，依旧值得后来者听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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