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吟方｜齐白石艺术生涯中的交际与应酬，齐白石传人汤发周发布

齐白石一生的创作数以万计,在书画上留下了数量可观的题跋文字。这些随手或经意写出的文字,很多带有极强的“纪事”性质,尽管有些题跋记录的可能只是艺术创作或交往中的细枝末节,但他们却是白石艺术生活思想的真实记录,所以显得极为珍贵。白石生前, 研究者已注意到他书画题跋文字的历史意义,常常被引来作为考察白石行历、交游、应酬、艺风的佐证。1957年，白石去世后,当时的美术界人士李可染、力群、叶浅予、胡佩衡、郁风、傅抱石、张仃、张治安等人撰文纪念白石,他们文章不同程度援引了白石的题跋文字。

1959年4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将上述美术界人士的文章汇集,以《齐白石研究》(力群编)出版(１)。同年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胡佩衡、胡橐著的《齐白石画法与欣赏》,内文也大量采信了白石题跋文字(2)。1958年，叶浅予曾写过一篇《从题材和题跋看齐白石艺术的人民性》(3),该文即利用题跋文字探讨白石艺术的平民性,叶浅予的这篇文章应最早针对白石题跋的研究。此后白石题跋文字一直为研究者关注,成为研究白石的基础材料之一,如被大家广为引用的“作画在似与不似之间为妙,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原画为中国美术馆收藏,《齐白石绘画精品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2月版)即出于白石的题跋。1999年，杨广泰首次将公私藏家及艺术市场,包括国内外印刷物中出现的白石书画题跋作了收集整理,集中呈现了白石题跋资料,会同辽宁省博物馆刘焯所作的白石年谱，以《齐白石双谱》(杨广泰、刘焯编,香港集古斋有限公司出版,1999年8月版)(4)的名义出版,实际上这是一本画跋文字集与年谱的合谱,使得美术史研究者在年谱、日记、书信、自述之外,还占有了与艺术创作、交游、应酬、思想关系密切的题跋文字,为研究白石艺术生涯提供了更多的第一手材料。

杨广泰对白石题跋的分类，可能借鉴了胡佩衡胡橐父子1959年出版的《齐白石画法与欣赏》的分类方法。根据书中的统计,白石画过的题材大约有一百二十余年种,双谱收录的有一百种。当年资料来源包括国内以及海外的印刷品,有些印刷物的质量欠佳,双谱的“凡例”提到“画谱的编撰是引自出版物,无原作的目测,虽多方求教,可能仍有个别赝品误入。”杨本白石题跋集出版,距离今天差不多有18年时间了,期间又有不少白石作品出现,故这本白石题跋文字不是完整版,尚待有心人补充完善,并对收录其中有疑问的题跋文字作一厘正,使之成为一个信而有征的定本。另外, 白石传世还有相当数量的印款文字以及为他人所作的题跋文字,作为白石题跋文字的组成部分,将来如果把这部分题跋也作辑录,可能给研究者视察白石提供更大的视野。即便如此,以今天的眼光看, 杨广泰1999年所作的工作,在整个齐白石研究中依然带有奠基性。

那今天我们的艺品声音就以白石书画的题跋文字为主线,加上近年笔者所见白石书画题跋文字及其他文献,一起尝试着探讨一下白石在与朋友的交往中有关酬谢的问题。

白石早中期的几个赞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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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鹰图

关于白石的交游,早就有学者指出过(5),早中期主要循着二个圈子展开:一个是龙山七子的关系;另一个是以王湘绮弟子为圈子。晚清湖南人的势力很大,白石这两个圈子中的有些人后来也到北京,活动的地域扩大了,圈子的人物还是那些人,他们中的有些人实际上也是白石的赞助人。其中，夏寿田是白石的同门师兄弟, 对白石一生影响至大。白石早期的买家,很多由夏介绍的,如夏在保定担任曹锟的私人秘书时,曾请白石为曹锟刻印画画。这在《白石老人自述》里提到过。郭人漳是在这二个圈子外对白石有极大帮助的人。郭是晚清湘军名将郭松龄之子。白石在湘潭时,是郭人漳写信给白石,劝他开阔视野,行万里路,促成白石的西安之行(6)。郭的一生与白石交情极厚。还有樊增祥、陈子林、王瓒绪、胡鄂公、吴静庵(7)、朱屺瞻等都是白石中早期的重要赞助人。而白石来北京后,他的赞助人中,有一部分是弟子,这种情况在其中后期尤盛,如胡佩衡、杨泊庐、张次溪、张万里等。

白石晚年收过很多名流或高官夫人为弟子,而这些弟子是社交界的红人,在推广白石艺术时出过大力。如郭秀仪(8)、胡絜青(老舍夫人)(9)等。据学者盛成回忆(10):他和郑坚1932年11月结婚,请白石作证婚人,郑坚也跟白石学画。盛成是当时游走于政界与学界极为活跃的学者,曾为白石介绍过不少生意,如给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桂系将领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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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人漳

白石自述中曾提到:“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我三十五岁。二十四(戊戌·一八九八),我三十六岁。我在三十五岁以前,足迹只限于杏子坞附近百里之内,连湘潭县城都没去过。直到三十五岁那年,才由朋友介绍,到县城里去给人家画像。后来请我画像的人渐多,我就常常地进城去了。我在湘潭城内,认识了郭葆生,是个道台班子(有了道台资格还未补到实缺的人)的大少爷。又认识了一位桂阳州的名士夏寿田,号叫午诒,也是一位贵公子。”

郭人漳(?-1922)湖南湘潭人,字葆生。以世荫得道员,历任山西道台,江西、两广巡防营统领。齐白石自1897年结识郭人漳，从此结下不解之缘。白石的五出五归,郭人漳和夏寿田是关系最紧密的友人之一,郭、夏不光给白石提供物质上的资助,还是白石艺术的知音者,在艺途上不断给予鼓励。

白石早期的足迹,与郭、夏两人为官的足迹交集,五出五归很大程度上得到他们的关照。白石在游历时,藉郭、夏结识了当世的一些名士,如通过夏寿田与樊增祥相识。由于樊增祥的广泛延誉,白石名声大振。郭人漳和夏寿田对白石早中期的职业艺术家生涯帮助极大,比如聘请白石作为家庭绘画老师。白石一度还是郭人漳的代笔人（北京画院藏的白石画稿中）。1917年，55岁的白石到北京定居，以篆刻和作画为生。初到北京,在郭人漳家里落脚。1920年，平直皖战事起,白石在郭人漳家避难。郭人漳与齐协民曾提供经费邀请白石一起从事书画古书交易活动(11),白石本人在《己未日记》里有零星的记录。白石有赠齐协民的作品,目前见到的有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齐白石1919年画山水四屏条,题款有“己未夏五月,余三客京华,寄萍法源寺,为协民同宗六兄制,弟璜我用我家法也。”另外，《寄园日记》里也有大量白石与郭人漳交往的片断记载。

白石在《白石老人自述》中称“葆生本也会画几笔花鸟”,又说 “他是一个好名的人,自己的画虽不太好,却很喜欢挥毫。” 郭人漳在绘赠樊增祥的山水册中,有题跋文字涉及白石绘画。说:“近日京城画友甚少,如齐白石之好怪而近于粗豪,林畏庐之泥古而过于板笨,予欲别开生面于无佛处称尊,恐未能也。”(12)这则题跋探测到湖南同乡对白石早期作品的评价。杨钧在《草堂之灵》一书中也提到当时“友人中有以白石画包蛋糕寄黎六丈者,黎于油腻遍污之画上题二绝句寄余”之事,显示1928 年前时人对白石绘画的态度。(13)

白石题跋文字中,涉及郭葆生的题跋不少,迻录几则。

“余中年刻印学无闷、保生五弟以为不似老年作画。未学无闷,保弟以为大似,称之不绝于口。此幅与无闷所作孰短长也。庚申五月中,兄璜白石老人并戏而记之。” ——题《枇杷荔枝》1920年作(年谱P511)(14)

“余三十岁以后喜画水墨,人皆无称之者。今年二来京师,买画胭脂久无知者,为保弟作此后欲人夸,因用大笔写之。己未秋,老萍。”

—— 题《老少年》(P453)(15)

“葆生五弟赠余日本所制长颖笔,复倩余试笔,作画弟一幅,兄璜。”

—— 题《枇杷》(16)

从题跋文字的总体看,白石与郭人漳的感情很深,视为平生知己。白石不多的收藏中就有郭人漳画的《荔枝》 等作品。郭人漳也在白石作品留题,如白石早年作品《拔弦猎雁》,上面有郭的题诗:“萧萧笔获晚来风,独立苍茫夕照红。闲煞男儿好身手,待将金弹击飞鸣。”题诗有双重含义,既针对画中人物,又针对画作者,寓意志向不凡。(17)1922年11月17日郭人漳死于北京。

后来齐白石在辛酉日记中记载：“十一月十九日,得仲华函，知郭五于十七日死矣。余即往慈园一哭。朋友之恩，声名之始，余平生以郭五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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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

胡锷公

北京市文物公司藏的白石《紫丁香馆图》(18)。有一段题跋:“紫丁香馆在旧京慈惠殿院中,满植紫丁香树,因名其馆,乃南湖弟尝奉养尊太夫人于此处。此十年前事也。自太夫人下世后,南湖即徙家南下,偃蹇海上,而紫丁香馆早属他人,王谢旧居,令人慨叹,因拟为图,并报南湖先后之请也。戊寅三月齐璜并记于旧京。”这是1938年白石主动画给胡锷公的。那时胡已经离开北京,在上海生活,白石念及往日交往,画了这件《紫丁香馆图》,含有牵挂怀念之意,感恩胡锷公当时的厚贶。

该卷的拖尾另有易克臬1939年的题跋:“白石翁花卉,几乎迈轶二手衲,并驾缶翁;山水则极不极为人作。偶作亦极疏逸隽永。其为江陵胡南湖先生写旧居图竟达五帧之多,交谊故也。一《南湖村居图》;一《铁女庙图》;一《西河古屋》先后两图;一即最近所作之《紫丁香馆图》,时山翁年已八十矣。每图各有胡先生迎养其太夫人逸事一段,别有传记存焉。诚家庭文献之至宝也。今南湖先生属为题记于此图之尾,虽文疏字拙,何敢辞乎,即乞教正。乙卯孟秋埻白弟易克臬拜。”

白石为胡锷公一人画了五件馆斋图,在白石一生中极为少见,且每图有长题,正如易克臬所说“别有传记存焉,诚家庭文献之至宝也”,在白石一生的创作中,反复为同一人创作同类作品,这样的现象非常值得关注。

据白石在胡锷公上款的作品题跋显示,胡虽不是此道中人,但激赏白石的才艺心手,愿意花重金求购,白石有感于“知己有恩”。白石《己未日记》(1919)有关于胡锷公的记载。如白石题《蔬果花鸟屏条》:“庐江吕大赠余高丽陈年纸,裁下破烂六小条,灯下一挥即成六屏,请厂肆清秘阁主人裱褙。裱成,南湖见之喜,请秘主人以十金代余售之,余自以为不值一钱。南湖以为一幅百金,时流谁何能画?余感南湖知画,补记之。璜。”

胡鄂公与白石的交往始于艺术,后来不止于艺术,还由艺术进入到各自的生活,带有极浓的人情味和感情色彩。《紫丁香馆图》就是一例, 《花鸟虫鱼册》也是一例。

南湖弟多儿女,余戏画册各一帧,已得九数,尚余三帧,留待他日添儿补款也。呵呵!时癸亥冬十二月初八日兄齐璜并记。(19)

1919年至1920年间白石在是否继续留在北京的问题上有些举棋不定,胡锷公给出自己的意见,理由是“以余之篆刻、书画人皆重之。归去湖南,草间偷活何苦耶!况苦辛数十年不可有千苦之思,多居京华四、三年,中华豪长者必知世有萍翁,方不负数十年之苦辛也。”力主白石留居京华鬻艺。也许白石早就下定决心,胡锷公这个重要赞助人的意见无疑让白石多了一份信心。下面这则题跋就是一个证据。

己未冬(1919),余三游京华转归湖北,胡鄂公劝其不必,以余之篆刻、书画人皆重之。归去湖南,草间偷活何苦耶!况苦辛数十年不可有千苦之思,多居京华四、三年,中华豪长者必知世有萍翁,方不负数十年之苦辛也。今余之老友罗三爷闻余只本有获得利。庚申春,余将再四之京,罗三爷以为余之利必不足。三公之见为异,未知孰是非也。因记之。庚申正月初二日,萍翁又记。即朱雪个画虾不见有此愚拙。濒生。(20)《题虾》

白石《己未日记》有这样的记述:“胡南湖见余画扁豆一幅,喜极,正色曰:君能赠,我当报公以婢。余即赠之,并作诗以纪其事。”“(九月)十三日八(点)钟,买车南返,至车站,胡南湖送宝珠来。”

胡鄂公的赠婢之举,促成了后来白石与胡宝珠的姻缘。

从1919年白石与胡锷公交往开始,到1938年白石为胡绘制《紫丁香馆图》,差不多有近20年时间,两人依然保持着联系。

胡锷公(1874-1951)湖北江陵人,字新三,号南湖。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后在天津组织“北方革命协会”,自任会长。创办《大中华日报》,历任第一届国会众议员,湖北省政务厅长、教育部次长、上海《时事新报》总经理等。

这里顺便要提出来,白石的馆斋图、读书图、讲学图或雅集图在白石早中期是他极为重要的绘画题材,一些白石认为重要的赞助人或他希望结交的名流,都得到过他绘赠的这类题材的作品。如1933年画给吴北江的《莲池书院图》(21)，还是当时的名士杨云史的《江山万里楼图》、赵幼梅的《明灯夜雨楼图》、宗子威的《辽东吟馆谈诗图》都是。到白石的晚年，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松鹰图》成为白石笔下重要的题材，存世中白石送给国共两党领袖人物的画都是这一类。李宗仁藏画中，也有一幅《鹰石图》(22),寓英雄之意。在绘画题材方面的选择上，白石显示他过人的能力，总能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敏锐的捕捉到艺术与这个社会的平衡点，借题材激发与深化主题，获得欣赏者的共鸣。在这一点上,白石是不是受了王湘绮的影响,在题材的择取上,移用了作文之法,精心构思，找到与受画人相关的表达点,常常获得意外效果。以《紫丁香馆图》为例,白石以“孝道”为切入点,建立起馆斋图与主人的关联,作品包含的彰显色彩明晰。表面上看到的是画,是笔墨,而真正胜长的恰恰是白石画中的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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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鼠

陈子林

陈子林是北京的名医,他和张大千、于非厂都有交往。他与白石的关系比较特殊,只是藏家与画家的关系。陈子林 50岁时白石还没有同他见过面,不过那时陈已经拥有很多白石的作品。作为白石作品的收藏家,陈子林的面目至今还很模糊。根据白石创作于1928年的《仙鹤同寿》一画,获知陈子林的一些情况。题跋如下:

“欲洗霜翎下涧边,却嫌菱刺污香泉。沙鸥浦雁应惊讶,一举扶摇直上天。子林仁兄先生多寿。时戊辰七月,制于京华并借褚载诗补空。弟齐璜拜祝。”

“子林先生藏余画藏将百幅,可谓知己有恩。先生今年五十矣,赠此为寿,但愿一识韩荆州,闻先生已有同情,感忆之。齐璜又记。”(23)

这则题跋值得注意的是陈子林藏当时藏白石画已近百幅。按白石的自记,陈子林应该是白石的知音,白石也明确地表达了“知己有恩这层意思。更为重要的是白石1925年创作的《山水十二条屏》上款人就是给陈子林画的。

白石一生只画过三件《山水十二条屏》,1900年为江西盐商画过《山水十二条屏》,获得了320两银子的报酬,凭此造起“借山吟馆”。1932年画给川军将领王缵绪一套,现藏重庆博物馆(P690)。故推知陈子林是白石是早中期重要的赞助人之一,否则白石不会将如此重要的作品送给陈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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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丁香馆图

陈子林是北京的名医,他和张大千、于非厂都有交往。他与白石的关系比较特殊,只是藏家与画家的关系。陈子林 50岁时白石还没有同他见过面,不过那时陈已经拥有很多白石的作品。作为白石作品的收藏家,陈子林的面目至今还很模糊。根据白石创作于1928年的《仙鹤同寿》一画,获知陈子林的一些情况。题跋如下:

“欲洗霜翎下涧边,却嫌菱刺污香泉。沙鸥浦雁应惊讶,一举扶摇直上天。子林仁兄先生多寿。时戊辰七月,制于京华并借褚载诗补空。弟齐璜拜祝。”

“子林先生藏余画藏将百幅,可谓知己有恩。先生今年五十矣,赠此为寿,但愿一识韩荆州,闻先生已有同情,感忆之。齐璜又记。”(23)

这则题跋值得注意的是陈子林藏当时藏白石画已近百幅。按白石的自记,陈子林应该是白石的知音,白石也明确地表达了“知己有恩”这层意思。更为重要的是白石1925年创作的《山水十二条屏》上款人就是给陈子林画的。白石一生只画过三件《山水十二条屏》,1900年为江西盐商画过《山水十二条屏》,获得了320两银子的报酬,凭此造起“借山吟馆。1932年画给川军将领王缵绪一套,现藏重庆博物馆(P690)。故推知陈子林是白石是早中期重要的赞助人之一,否则白石不会把那么重要的作品画给陈子林。

题《西城三怪图》,中国美术馆藏品，作于1926年 。(26)

西城三怪图。余客京师,门人雪庵和尚常言:前朝同光间赵撝叔、德砚香诸君为西城三怪。吾曰:然则吾与汝亦西城今日之怪也,惜无多人。雪庵寻思曰:臼庵亦居西城,可成三怪矣。一日,臼庵来借山馆,余白其事。明日又来,出纸索画是图。雪庵见之亦索再画。余并题二绝(第六行之字下有二字)。闭户孤藏老病身,那堪身外更逢君。扪心何有稀奇笔,恐见西山冷笑人。幻缘尘梦总云昙,梦里阿长醒雪庵。不以拈花作模样,果然传与佛同龛。雪庵和尚笑存。丙寅春二月,齐璜。

砚香即德林,字群直,号砚香,汉军旗人。官河南知府,迁盐运使。德林是包世臣的弟子,工北碑,据传赵之谦从他那里得到写碑之法。

白石仿照赵之谦、德林等人的旧例,把自己与瑞光、冯臼命为“西城三怪”。这则题跋文字写作似乘兴而为,有游戏的成份,不过从文字流露出来的神情,带有颇浓的 “佳话”意味,由此可见白石在艺术生活里中对塑造“佳话”的兴趣。

冯臼作为“西城三怪”之一,曾见于白石题邵逸轩《望山图》(27),白石题跋有:“古之画家有能力者，敢删去前人科臼，自成家法，方不为大雅。所羞今之时流，开口以宋元及前清中岁自命，盗窃前人为已所有，以愚世人，笔情死刻，尤不足耻也。逸轩仁兄出此幅与观，自言随意一写为自娱,无心于沽名欺世。余钦服斯言，更过于画，因记而归之。”该图有冯臼题语,云:“白石跋语尤极痛快。”

同样的“佳话”意识也表现在白石画赠弟子周铁衡的《白菜蘑菇》(28)。

铁衡仁弟曾由奉天寄赠鲜蘑菇,余加以白菜报之,己已冬(1929)兄齐璜。

《白菜蘑菇》扇面。

这种酬谢的方式,在白石的思维里头作了一个转换,兑化为以画中蘑菇换真蘑菇的事实。

又,题《湖岸远帆》(29)。

予曾以旧破纸三尺,余画山水著紫色桃花最多,后为陈师曾携去日本,卖价得金二百五十元,使余且(惭)愧,迄今犹觉不能舍此画也。白石有感记之。

这是白石为之津津乐道的创作“佳话”,不止一次出现在题跋中。如题《白菜三蟋蟀》:“予五十岁后尝以商家包货物之破皮纸作画,多出佳品,故友人陈师曾极称之,尚有陈师曾题跋可证也。今为绮芳女弟画此菜。会因纸丽画不著意,故有如此之佳耳。白石喜,因记之。”(30)这里除表达白石有化腐朽为奇神之功外,也含有无意于佳的意思;不过这则题跋的表达中心大概是获得陈师曾的“极称之”。借名流之口自我揄扬,这是白石对外应酬最为常见的世法。或含有心理上的自我肯定。

从上面的题跋文字,可以探究白石的绘画思想,在笔墨形式赋色外,流露出极浓的文学色彩。这些构成了白石绘画切入的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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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仙花

酬谢

白石是职业艺术家,抑十指养家糊口度日。他给大家的印象很吝啬,特别是白石写的那些门条及润格(辽博收藏了许多件),不过白石的题跋显示,这只是白石作为职业画家的一个侧面。

很多时候白石不光不吝啬,反而极为“大方”。我们知道主动“送画”在白石一生中从来没断绝过,而且他的精品往往是送人的。这就是说在商业规则、卖画不讲交情之外,白石也是一个讲精通中国社会“人情世故”的人。这二个甚至还有其他“多个面”构成的齐白石,才是真实完整的白石。

关于白石送画的例子,在题跋文字里时有所见。这些题跋材料提供的信息与习见的白石做派不同,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其一带有明显酬谢、报答之义;其二表示敬慕或敬意;其三主动送作品带有索取报尝的意思，如果把送画和关系人的身份关联起来考察，显然还是观察白石对“话语权”态度的样本。

这三类我们都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更多时候白石的赠画之举可能是重叠了多个意思。

我们以1930年代画给胡鄂公的《紫丁香馆图》为例，这是白石主动画给胡鄂公的,当时胡已经迁居上海。这件作品的题跋说明是白石主动赠画,带有很浓的怀旧意识,出发点是纪念彼此的交往,又是对流逝时光的怀念,还顺便表扬了胡鄂公是个孝子,含意很复杂,白石的心态非常耐人寻味。

打个比方来说，在1933年，白石画给吴北江的《莲池书院讲学图》，是典型的混合了表达敬慕、结交和致谢的作品,尽管以图画的方式出现,实际上其结构仍用文章之法,这也体现了白石在应酬上的独具匠心,后来这个特点被扩大运用到他职业生涯的其他创作中,放大题材中“吉祥如意”、“美意延年”等民俗内容的图像表达,使得白石的作品在雅俗共赏与喜闻乐见上获得更大范围的社会认同。

齐白石曾给一些医生送过画。这可能与他青少年时代身体不好有关，所以他对医生是特别礼敬。如《芙蓉鸭子图》这幅画(31)，当时是送给一个姓赵的医生,题跋文字还原了送画的初衷,白石说得很详细了,不用多作解说。

此幅言赵君,此君不知何处去,予又是数十字。吾儿辈感赵君之深,因深藏之,又求予题记并题予画。癸巳予年九十三,白石。

此幅为外人所画,吾友赵君见之其意甚喜,吾即赠之。赵君善医术,吾家人善病,年来得识赵君,家中在呻吟之声,或儿辈大病,闻赵君至,即欲下床,可谓百鬼避声名。余感之非浅,持赠此幅,因及之并请世讚仁兄。齐璜同客京师。

还有一些题画文字表明,也是白石主动送画。

比如说《墨梅》,1921年。(32)

“风流北地无多侣,潇洒西湖是旧家。常与同侪千岁鹤,寿公只合画梅花。韩子文章读亦难,换人凡骨性金丹。此翁合是传人未,著万篇书在世间。湘潭齐璜画此并题句,为畏庐仁先生大人寿,时辛酉九月同在燕京。”

林琴南是白石敬畏的名士,白石主动作画赋诗赠送作品,只表达心中的钦慕。这类酬答的用意非常明确。

以下这则题跋有些特别。与胡适编《白石年谱》有关,是我们所知的《白石年谱》外的一些细节的披露。尽管不太重要,作为与《白石年谱》有关的一张画,题跋文字延展了我们的视野,值得关注。

“可因小姐乃吾友恭三仁兄之女公子也,年幼善小楷。胡适之先生为吾编年谱,委小姐为书,工楷绝妙。吾一挥成此幅,自觉未免粗疏,八十八岁白石老人。”——题《凤仙花》(33)

胡适为白石编年谱,完成后请邓广铭的大女儿邓可因抄写录入成正本。白石称邓可因“工楷绝妙”。作画相送的本意是对为年谱付出劳动的邓可因的酬谢,但这则题跋文字的内容,又意外为历尽三四个年头才告完成的《白石年谱》添加了某种注脚。邓广铭是《白石年谱》三个编者之一。

白石在《己未日记》(1919)中曾记有 “余曾为梅兰芳画梅一幅,其款称‘畹华’,下余识为何称呼。有邻人欲余称为‘畹华仁弟’了事。今日伯任言及此事,朱九还所言称畹华供奉’最雅。”这是白石的应酬之道,连上款称呼也经过反复推敲,符合受赠人和送画人的身分性格及彼此之间亲疏远近的关系。

以上举的例子,颇能说明白石的行世方式和态度,尽量剔除人情的因素,按市场规律办事。白石自作《却饮图》上的题诗即宣示此意：“如山酒肉恶劳烦，礼物何能博老欢。能事受人相促迫，最先肯舍白银圜。手闭清门敲又开，饥思饮水冷需煤。不教灶内蛙生子，一味论交且莫来。”白石各个时期订立的润格,包括卖画说明,无一不表明他的职业立场。不过,在讲究人情的社会里,白石并不执一而为,现实生活中的他画过不少酬谢之作,有报恩、报答,以作品对自己敬慕的名士的致意,也还有以赠画为名的索报,看起来似乎与其职业画家的身份不符,仔细分析恰恰与其一贯的为人处世的态度是一致。

白谦慎在讨论傅山的交往和应酬时提出的应酬中的“报”和“修辞”问题。前者和中国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密切关联;后者是在具体的情境中怎样运用语言的技巧来达到表达的意思（34）。白说的这二个因素在白石的应酬与交往活动中都有体现,并在其题跋文字里有充分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