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原公安局局长杨帆的夫人，见到丈夫后：怎么成了疯老头了

“师傅，再快点，我怕天黑前赶不到荆江农场。”1978年11月15日清晨，火车一到荆州站，李琼就拉着儿子钻进了唯一一辆等客的破旧吉普。她握着那张写有“湖北荆江第五劳动农场”字样的通知书，掌心全是汗。二十五年，她不知道丈夫的音讯、生死，甚至不知道他此刻究竟算不算一个“案犯”。

车子在炮弹坑似的土路上颠簸。李琼盯着窗外秋雾中的江堤，耳边反复闪现丈夫当年穿着呢子大衣、神采奕奕地从局里走出的背影。那是1954年最后一个工作日，她替孩子们煮年糕，想着过年给他买双新皮鞋。没过三小时，家门被敲响，来人冷冰冰丢下一句话：“杨帆要去北京交代问题，快收几件衣服。”此后，一切就像掉进深井，毫无回声。

下午两点，农场警卫带她穿过一排潮湿的平房。尽头，杨帆低头坐在矮凳上，毡帽盖到眉骨，满头灰白乱发。李琼屏住呼吸，轻轻喊：“老杨，是我。”那双曾经炯亮的眼睛抬起，却只剩迟疑与警惕。片刻，他自言自语似的嘟囔一句：“假的，假的，他们又来审我了。”李琼的眼泪瞬间滑落——“怎么成了疯老头了？”

悲怆的重逢背后，是一串曲折的时钟指针。倒回到1949年，上海刚刚解放。杨帆受命接管市公安局，第一桩硬仗就是破译国民党潜伏电台。三个月，他带队摸排两千多处可疑点位，收缴无线电设备一百三十余部，抓获暗杀陈毅的特务刘全德。上海报纸用整版报道他的名字，那时的杨帆不到三十八岁，发际线还在额头正中。

1953年，他在苏联做完颅骨手术，获准静养。没想到静养期未满，一顶“包庇反革命”的帽子悄然压了下来。所谓“证据”指向1950年上海“二·六”轰炸：军统特务罗炳乾给敌机通风报信。案情原本由杨帆亲自指挥破获，却在五年后“反咬一口”。1955年冬，他被带走审查。预审十年、服刑六年，漫长到足以让一个年轻局长的锐气碎裂。

狱中条件艰苦，他偏要给自己订张时间表：清晨气功半小时，白天抄写《共产党宣言》，夜深再背黑格尔《逻辑学》片段。有一次看守嘲笑道：“学这个有啥用？”杨帆丢下一句：“脑子在，天就塌不了。”倔强，是他唯一能握住的东西。遗憾的是，就在被捕后的前三年，他的父母、姐姐和最小的儿子相继病逝，噩耗被迟到半年才转达。那夜，他靠着牢门坐到天亮，眼圈红到发紫。

火车与邮路阻隔不了李琼。她定期给杨帆寄信：家庭近况、孩子成绩，结尾永远是那句“相信组织”。起初每季度还能收到回信，后来通信渠道中断，她只得四处打听。粉墙灰瓦的上海弄堂里，只要有人从北京、武汉出差回来，她必追着问：“见过老杨吗？”回答多半是摇头。

1976年以后，平反风潮启动，李琼嗅到机会。她连续给中央、湖北省委写信，理由很简单：杨帆脑瘤开过刀，再不治疗会出人命。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看到呈件，批了短短一句：“即办。”于是才有了1978年的那趟探监。

在武汉协和医院，医生初步诊断：并非精神疾病，而是长期隔离引发的应激障碍加慢性脑损伤。家属陪护成了最重要的药方。李琼带着大儿子、小女儿轮班守夜，孩子们学会了给父亲打胰岛素、擦身翻身。深夜走廊里，小女儿低声哼起《新四军军歌》，杨帆忽然睁眼，微微跟着动嘴，那是他十三年来第一次主动回应。

1980年春，他的记忆渐渐拼回完整段落。杨帆让妻子把案卷借来，逐字核对，拿红笔在空白处写下十三页申辩。申辩书送进中央专案复查组，引发新一轮调查。1982年8月，潘汉年获平反；一年后，杨帆名誉恢复。接通知那天，他正戴着老花镜抄写经典，听完消息只说了两个字：“迟到。”

恢复待遇后，有人劝他写回忆录，他思索片刻答：“我更想写剧本。”很多人忘了，这位公安局长原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戏剧评论家，笔名“殷杨”。他曾被周恩来点名表扬，说他“戏评精准”。可惜术业被战火打断。之后在上海鲁迅公园旁的一间斗室里，他铺开宣纸，动笔草拟剧本《皖南纪行》，想把当年“皖南事变”的血与火搬上舞台。

杨帆的脾气还是那样直接。一次记者采访，他不愿做口号式结尾：“反思不是为了宣泄，而是为了不再重演。”对自己的遭遇，他少提怨尤，却常提醒学生，“制度有再精密的齿轮，也需有人及时上油”。

1999年2月20日凌晨，上海华东医院。心功能监测仪发出持续滴声，杨帆在昏迷中嘴唇轻动。李琼俯身分辨——他竟在低声背诵《共产党宣言》的德文段落。八十七岁的生命曲线在清晨五点静止，留下未完稿的剧本和满柜案卷批注。

多年以后，曾经参与复查的年轻干部回忆：“卷宗里最醒目的，是杨帆用红笔画的一个大圈，旁边写着——‘希望乌云永不再来’。”这八个字如今被裱进相框，挂在上海公安局史料室的墙上。那堵墙前很少人说话，因为谁都知道，乌云的散去，与其说靠风，不如说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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