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能让老树发新芽，于会泳在唱腔改良方面确实是个天才！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年北京的冬天特别冷。1970年1月，《海港》第一次排练到了后半场，方海珍的唱段唱到一半，演员嗓子哑了，实在唱不上去。

排练厅里一时间静得出奇。

灯光打在地板上，于会泳坐在角落，翻着那本边角都磨破了的笔记本，眉头皱得死紧。

这不是第一次出问题。

唱腔太密，情绪太满，连续几段都在高点上，演员扛不住，观众也容易疲。

问题其实早就有人提过，可那时候没人敢直接和于会泳说。

他对自己设计的唱腔太投入了，一字一句都像是从自己身上抠出来的。

可偏偏，就是他自己，在那天晚上，主动改了。

“这段不行，得改。”他把谱子从头翻起，一边哼一边在稿纸上画线条。

那天晚上，他没回宿舍。

第二天一早，演员们进排练厅，发现地上铺着一张张手写的谱子，边上还有几个烟头和一只没喝完的搪瓷缸。

这事儿，说起来普通，但在那样的年代，不普通。

1966年，《海港》的创作开始。

这部戏的诞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样板戏不是某个人灵机一动的创意，而是国家艺术政策下的产物。

它有明确的任务：宣传工农兵形象、塑造革命英雄、用京剧这种传统形式唱出现代社会的新声音。

问题是，传统京剧是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写的。

唱腔、剧情、人物设定，几乎没有一个适合表现码头工人和解放军战士。

那时候很多艺术家都犯难。

有人干脆套用老戏的模式，有人就躲着不碰。

可于会泳不同。

他觉得，既然要做，就得真做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

他不是科班出身的京剧人，出身山东威海的农村，早年在胶东文艺团体里跑过山、采过风、学过小提琴也吹过笛子。

后来进了上海音乐学院，跟着贺绿汀学作曲，也学西方配器。

说白了，他会的不多，但懂得怎么把不同东西拼在一起。

他的强项，是融合。

有一次，有人问他：“你怎么敢把山东快书的节奏往唱腔里放？这不像京剧啊。”

他就笑着说：“山东快书跟京剧是亲戚，咱不就是让失散多年的兄弟重新认个门吗？”

这种话，那时候听起来轻巧，但背后可不是闹着玩。

样板戏每个段子，每句歌词，每个音符，都要经过反复审查。

创作空间极其有限，说是“戴着镣铐跳舞”，一点不夸张。

可他偏就在这条缝里，跳出了点新意。

比如《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的唱腔，原本是按传统老生模式写的。

唱得慢，讲究腔味，但演出来总觉得不对劲。

于会泳说：“他是解放军，不能唱得跟老戏里的武将一个味儿。”于是他就简化了装饰音，加快了节奏，还在伴奏里加了点军号旋律的处理方式。

结果一出来，现场一下就活了。

他有个习惯，排练的时候总喜欢坐在角落，拿个旧本子，演员唱一句他就记一句。

有人说他像工程师，哪怕是一个转音没走好，他都能听出来，琢磨半天。

可也不是每次都成功。

《海港》最开始的版本，唱腔太多太满。

特别是那段“思想东风传送”，原本设计是全剧的情绪高点，可由于前面唱段太密，观众到那会儿已经累了，效果反而打了折扣。

首演结束后，于会泳一个人坐在剧场里，把整出戏的唱腔从头哼到尾。

后来有人回忆，那天晚上他一个字都没说，只是哼唱，一遍又一遍，像在跟自己过不去。

这不是孤例。

创作《龙江颂》的时候，他又犯了另一个毛病。

吸取了《海港》唱腔太满的教训，他这次把唱段设计得特别精炼。

可结果又出了新问题——唱段之间断得太快，情绪衔接不上。

排练时听着听着，他突然站起来喊了一句：“这段唱完，像是话还没说完就被人捂住嘴了。”当天晚上他又熬了一夜，改谱子，改衔接，连写三稿。

他的工作方式其实挺笨的，不靠灵感，也不靠所谓“艺术气质”。

就是听、改、再听、再改。

演员唱不顺口，他就跟着一起唱；观众反应冷淡，他就自己坐下来琢磨问题出在哪儿。

这些事，当年剧团里的人都记得。

比如《杜鹃山》里那段“家住安源”，他为了让柯湘的唱腔既有湖南民歌的味道又不脱离京剧结构，把传统二黄的板式拆了又重组。

排练时有人听了说：“这不像戏。”他就解释：“你别看形式变了，情感没变。

她是革命者，也是人，有乡愁，有柔情，唱出来就得有那股味。”

于会泳的音乐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他常说：“唱腔是人物的心声，不是作曲家的炫技。”他写的好段子，总是从生活里来的。

他去码头听工人说话的节奏，去山里听老艺人唱小调，回到排练厅再一点点揉进去。

这种做法费时间，费精力，也不讨巧。

但管用。

在那个讲究效率、讲究政治正确的年代，他能坚持这么做，不是因为他有多特别，而是因为他认准了一点：戏，是唱给人听的，不是写给自己看的。

说起来，《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唱段，后来被很多人称为“样板戏最通俗的一段”，就是因为他把山东快书的元素加了进去，让年轻观众一听就觉得亲切。

但也正因为这样，他的作品总是处在争议中。

有的人说他“破坏传统”，有的人说他“投机取巧”。

可不管怎么说，那些唱段现在还能被人哼出来，就说明了一件事：当时的那些选择，是对的。

1987年，于会泳去世。

那年很多老演员都去了追悼会。

参考资料：
贺绿汀，《贺绿汀音乐文集》，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
中国音乐家协会编，《中国现代音乐家传略》，音乐出版社，1995年。
王安忆主编，《样板戏口述史》，三联书店，2012年。
谢辰生，《现代京剧发展史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