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亲历的清末长沙抢米风潮

来源：长沙晚报 作者：佚名

　　1910年4月，即距今整整一百年前，一场自发的抢米风潮在长沙城内爆发，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是清朝覆亡民国建立前最大的一次民变。

　　对于百年前的这段历史，今天的市民已不太清楚其发展脉络，本文特以大事纪等形式，再现一百年前这场曾给“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的那场斗争。

伟人自述

长沙“抢米”影响一生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下半年来到中国的“西北红区”采访。毛泽东同志对斯诺谈起自己的革命历程时说：1910年发生在长沙、震惊全国的长沙抢米风潮影响了他的一生。

　　毛泽东说：“这时，湖南发生了一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就在我读书的那所小学堂外面，我们学生看到许多从长沙回来的豆商。我们问他们为什么全离开那里。他们说城里发生大暴动。

　　“那年发生了相当严重的饥荒，长沙城里成千上万人没有粮食吃。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巡抚衙门请求救济，但巡抚却蛮横傲地答复说：‘你们为什么没粮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巡抚的话一传开，人们非常愤怒。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并组织了示威。他们攻击满清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象征的旗杆，将抚台赶走。之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晓谕众人说，官府将采取措施帮助他们。庄的应允显然是有诚意的，但皇帝却不喜欢他，传谕说他密通‘暴民’，将其革职。新巡抚一到任，即刻下令，缉拿‘暴乱’的领头者，许多人被杀了头，挂在柱子上，以警告后来的‘造反者’。

　　“这件事在我的学校里议论了好些天，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者’，但他们只是从旁观者的观点出发，而不明白这也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有关，他们感兴趣仅仅是因为这是一件很有刺激性的事情。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我感到那些造反的人都是像我自己家里人一样的普通老百姓，我对他们所受到的非正义的对待深抱不平。

　　“此后不久，韶山也发生了秘密会社哥老会会员和本地一 个地主之间的冲突……

　　“第二年正值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这一带也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富户帮助，他们开始了一场‘吃大户’运动……

　　“当时另一件对我有影响的事是本地小学来了一位‘激进’的教师……

　　“这些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在我这个已有造反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也开始了相当程度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我读了一本讲中国被瓜分的小册子之后……我感到十分抑郁，忧虑我的祖国的前途，开始意识到参与救国，人人有责……”

　　——摘自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

专家述评

辛亥革命以城市为中心

　　海外专家：周锡瑞（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周锡瑞先生在1976年即著有《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在史学界影响极深。在书中，他辟有专门章节写到1910年4月的长沙抢米风潮，在这一章节中他提到，清末在抢米风潮中群众焚毁公用设施，包含有反对新政的意味。他认为抢米风潮等重大历史事件与辛亥革命有着更直接的关系，下面所引为周锡瑞先生为此书新版所作的前言的说法：

　　中国史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孙中山领导的职业革命活动家们的身上，并认为他们在国外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以及在中国的零星起义是最终导致1911年武昌起义的原因。但我认为革命的起源必须在中国内部追寻。

　　在中国内部，（清朝末年在崩溃前实施的）新政虽为精英创作了政治动员的机会，但也加重了那些每况愈下的贫苦阶层的负担。新政时期创建的学校、议会和警察大多使精英阶层受益，而支持新政的财政费用主要来自盐税，再加上由铜元贬值引起的通货膨胀，便在穷人、特别是城市贫民身上强加了无法忍受的负担，由此而带来社会上对于新政的普遍不满，包括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但我认为这种下层社会的不满和动荡所带来的威胁，正是使得文、武精英团结并参加辛亥革命新政权的重要因素之一。精英参政保证清王朝倒台之后社会秩序的平稳。我认为辛亥革命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以城市为中心。

大事纪

1910年4月11日

飞涨米价逼死一家四口

　　由于前一年水灾的影响，加之洋商来湘籴米等原因，素称“鱼米之乡”“膏腴壤”的湖南，也闹起饥荒来，米价飞涨。

　　这一日上午，长沙南门外碧湘街乌春巷以挑卖沙水为生的贫民黄贵荪之妻，拿了丈夫挑卖水得来的所有制钱，赶到碧湘街戴义顺碓坊，想以80文制钱买一升米，米商以其中杂有不通行的制钱数文为由，要求其斢换。黄妻回家借得通行钱后，再往戴义顺碓坊，米价却已涨至85文。通货膨胀让黄妻感到绝望，她“采取了无力抵御的最后一招”，跳入老龙潭（今妙高峰旁的白沙路）中自杀而死。其夫听闻消息，带着在老龙潭边哭泣的两个小孩，一同投入老龙潭中。此消息很快就在长沙城内的饥民中传播开来。当时就有人咒骂：“戴义顺为富不仁，高抬米价，逼死人命”，并要求米商为四位死者备办棺材。

1910年4月12日

老妪与米店老板争吵引众怒

　　这一天正是长沙人过“三月三”节的时候，当天上午，长沙米价一度回落至70文一升，下午又进行回涨。

　　一位老妪于当日下午，再度前往碧湘街戴义顺碓坊买米，结果遭遇前一天死去的黄妻同样的遭遇。这位老妪采取的方式，是与米店老板戴某争吵。

　　当时碧湘街灵官庙正演皮影戏酬神，看戏的人们遂在碓坊前围观，最后激于愤怒，群起恐吓老板，并将碓坊捣毁。

　　巡警队接到报告前往抓人，逮捕了参与打砸碓坊的木匠刘永福。但群众制止巡警把木匠带走，由此引起冲突。善化县知县郭中广赶来处置，立即被群众包围。

　　郭中广答应次日开仓平粜，但这个许诺未经“领导点头”。次日，善化县知县郭中广即受到湖南巡抚的斥责。

1910年4月13日

巡警道对饥民耍威风遭痛打

　　长沙全城各米店碓坊均不敢对外营业。城市贫民聚集在关闭的米店前，听到木匠刘永福已被捉到南门外里仁坡鳌山庙（即后来的里仁坡小学）巡警分局的消息，纷纷前往南门外里仁坡鳌山庙。

　　黄昏时分，巡警道赖承裕（子佩）前往鳌山庙想要驱赶围观群众，并在饥民前扔下一句“现在，长沙高档茶楼天然台的茶，要价100文，你们不嫌贵，米是人人要吃的，只卖80文，你们就嫌贵”的混账话，激怒城市贫民。

　　贫民就高声喊打，并将70多岁的赖承裕吊了“半边猪”，即用绳吊起赖承裕一边手脚，有人还将猪屎塞进大叫大嚷的赖承裕嘴里，并有人朝其扔掷瓦片，致使其白发染红。长沙竹枝词说：瓦片飞来势最凶，顿教白发染成红。鳌山庙畔垂杨树，不系青骢系赖公。

　　赖承裕的一个随从马弁，佯装站在群众一边，说：这个老家伙不必要打，不如揪去让抚台算账。

　　在随从的引领下，围观贫民和背着赖承裕的随从一同从南门口进城，过南正街、红牌楼、司门口，途中随从背着赖承裕躲进臬台衙门（即今司门口沃尔玛超市所在地），而贫民队伍越聚越大，赶到又一村的抚台衙门前时，人数已近万人。在抚台衙门辕门套附近（今中山亭附近），群众高呼要求抚台立即开仓平粜，并释放木匠刘永福。

　　这是很古老的请愿方式，在四年前长沙遭遇自然灾害闹饥荒时，曾经发生过，最后以巡抚“温言抚慰”，彼此让步，使骚乱消弥于无形。但这一次，湖南巡抚岑某却不愿面对群众，也不愿邀请部分群众代表进抚台衙门商谈，而只是出示牌示，告以五天后，米价将至60文一升。但民众认为此前已被善化县知县所骗，不愿接受。愤怒群众在集聚后，情绪开始发酵，他们捣毁巡抚衙门辕门、照壁，部分粮店也被饥民劫掠。当夜，城市骚乱继续升级，因为人们认为英国等帝国主义此前一直在破坏粮食出口禁令，城市贫民将怒气发泄到部分洋人在长沙城所建的设施教堂上，到了半夜时分，部分外国教堂遭到冲击和捣毁。

1910年4月14日

贫民请愿军警失控开枪

　　城市贫民由骚乱而至暴乱。当天上午，城市贫民聚集在巡抚衙门前，再度要求释放木匠刘永福，同时要求建立正规的义仓制度，向贫民施米。但是，在巡抚衙门前警卫的新军忽然失控开枪，打死打伤百姓数十人。围观的群众在枪声中狂呼，相率拼死，登屋放火，巡抚衙门在一片火焰烛天中被焚毁。

　　而此时，湖南顽固派绅士则在城内一处公馆开会，要求让执掌湖南的二把手、湖南布政使庄赓良接替湖南巡抚岑某的位置。

　　庄赓良此时已有70多岁，且在湖南为官43年，与原巡抚岑某向来不和，在顽固派绅士中颇得人心。庄赓良出面，在顽固派绅士的支持下，暂时代理湖南巡抚（并未获得任命），基本上短暂平息市面混乱情形。

　　但是就在4月14日下午，顽固派绅士似与请来的暴徒（似乎是来自北方的青衣人）结合，开始有明确目标地破坏长沙城内洋人设施，长沙所有教堂，在本日几乎全被捣毁。而与叶德辉有重大利益的日本轮船公司等处则幸免于难。

　　值得注意的是新政实施后，创办的新学堂，被贫民认为加重了他们的负担，而对贫民子女就学并无惠益，也遭到焚毁。

1910年4月15日

重整治安混乱渐渐结束

　　长沙开始重整治安，纵火者被就地正法，无秩序的混乱状况渐渐结束，湖北有新军部队开始往湖南省城进发，帝国主义炮舰也开往湘江长沙段。

1910年4月17日

湖南省“几大员”被革职

　　湖北布政使杨文鼎被任命为新湖南巡抚。此后，4月27日刘永福被杀害。5月1日一理发匠和皮匠被处死。长沙秩序已完全恢复正常。

　　在此次震动全国的长沙抢米风潮中，巡抚岑某、布政使庄赓良、巡警道赖承裕等均被革职。

　　而此前利用灾荒，囤积米粮，且曾干扰建立义仓的劣绅王先谦、孔宪教降五级调用，叶德辉、杨巩革去功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昔日在长沙声望甚高的保守派绅士，渐渐被历史唾弃，而新派绅士在辛亥革命后，即将出现在军绅政权的历史舞台上成为领导者。